1947年1月18日，川港镇轿子弄，一间普通民房内，沈惠民、黄达、陈锦康正在商议地下工作的推进办法。屋外街市照常喧闹，桥上人来人往，谁也不会想到，一场突然逼近的搜捕，已经将他们包围。
这次碰头并非临时起意。川港镇的地下党员早已约定，以黄达的包子摊作为联络点。前来开会的人，若一路平安，便买三个包子；若发现有人跟踪，则买五个。价钱有变化，也代表不同信号。
沈惠民赶到摊前时，黄达很快察觉不对。两人故意为包子是否变质争吵，随后一同钻进后厨。到了无人处，他们立即收起争执的模样，低声核对情况。
“今天来了几个人？”
黄达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摇了摇头。此前已有两名同志发出被盯梢的暗号，另外几人也迟迟没有出现。过了一阵，陈锦康赶到，带来的消息更加沉重：有些同志在途中被捕，能够参加会议的，只剩下他们三人。
这意味着，原定的集体碰头已经暴露了风险。继续开会，可能把更多人置于险境；就此散去，又可能耽误川港镇地下工作的安排。沈惠民没有犹豫，决定让黄达和陈锦康先去民房，自己另行寻找接应。
他找到交通员沈忠儒，把沿途情况讲清楚。沈忠儒年纪不大，却熟悉镇上的街巷和桥道。听完之后，他没有多问，只说：“你们进去，我在外面看着。”
轿子弄前有一座桥，连接川港镇两片区域，来往百姓很多。沈忠儒便挑起担子，乔装成卖冰糖的小贩，守在桥头视线较好的地方。为了防备意外，他还把一把短刀藏在竹筐底部。
这个位置并不好待。临近中午，阳光直晒下来，汗水很快浸透了衣服。桥边一位妇人见他站得辛苦，招呼他到伞下歇歇。沈忠儒没有推辞，因为一直暴露在烈日下，反倒容易引起旁人注意。
伞下的闲谈，让他的思绪短暂回到过去。他原本出身贫寒，家中还有父母和妹妹。后来，因邻居被怀疑与地下组织有关，敌人牵连搜捕，家人相继遇害。沈忠儒侥幸活下来，随后参加地下交通工作，承担传递消息、接送人员等任务。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危险并不是从桥面正前方出现的，而是从一阵杂乱脚步声开始。沈忠儒抬头望去，只见一队武装人员迅速接近，目标正是轿子弄里的那间民房。
他若转身冲去报信，敌人很可能立即察觉；若继续站着不动，屋内同志又来不及撤离。短短几秒，他挑起担子，直接挡在敌人和民房之间，扯开嗓子喊道：“卖糖了！卖糖了！几位长官买点冰糖吗？”
敌人很快看出异常，将他推倒在地，并用破布堵住他的嘴。耽搁的时间并不长，却已经足够改变屋内三人的命运。
黄达耳力较好，先听到了桥头的叫卖声，随后又听见“长官”二字。他抬手示意噤声，三人立即明白情况。桌上的材料被投入火盆，前门加闩，几人从后门撤出，沿着事先熟悉的小路分头离开。
武装人员撞开房门时，屋内只剩下未燃尽的纸灰和尚有余温的茶水。会议没有留下可供追查的人员与文件，原本严密的搜捕扑了空。
愤怒之下，带队军官把矛头对准了桥头小贩。他认定沈忠儒故意拖延，为屋内人员争取了脱身时间，随即对其进行殴打逼问。沈忠儒起初只是抱头忍受，直到看清面前那张脸，才认出对方正是当年参与杀害其家人的军官。
冲突在极短时间内爆发。沈忠儒借着捡拾散落冰糖的动作，取出竹筐底部的短刀，在拉扯中刺向对方。军官倒地后，周围士兵立即将沈忠儒控制。
被带回据点后，他始终没有透露同志的去向，也没有承认会议地点与人员情况。敌人多次审问，得到的仍是沉默。三天后，沈忠儒被判处死刑并遇害，川港镇的地下联络线则在短暂中断后重新寻找接点。
这场发生在桥头和民房之间的较量，没有大规模枪战，却牵动了地下组织的生死存续。包子摊、冰糖担和一声声叫卖，都是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联络方式；而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正是那几秒钟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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