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除夕，他请穷神搬家
蒲松龄留下过一篇《除日祭穷神文》。
文章开头，他对着穷神发火：
“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
天下那么多富贵人家，你不去，偏偏赖在我家不走。
接着，他把自己的窘迫一件件抖了出来：
腰里没钱，粮食见底，衣服典当殆尽；家里来了客人，连一顿像样的饭都留不起。
实在熬不过去，只能出门借债。
借来的钱还要算利息，到了日子，一文也不能少。
骂到最后，他烧纸、焚香、摆上酒浆，近乎央求地对穷神说：
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新年。
求你行行好，换一家吧。
蒲松龄写了一辈子狐仙鬼怪。
可他最想送走的那个鬼，不在《聊斋》里。
就在自己家中。
二、19岁连拿三个第一，此后却再没考中
蒲松龄年轻时，曾是远近闻名的才子。
顺治十五年，他参加童子试，在县试、府试和道试中接连考取第一，成为秀才。
那一年，他十九岁。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前程不会差。
蒲松龄自己大概也这么想。
可从那以后，他一次次参加乡试，又一次次落榜。少年时的三个第一，没有把他送进官场，反而成了他后来几十年都放不下的念想。
没有举人功名，也就很难得到正式官职。
为了养家，他只能另找出路。
康熙九年，三十岁出头的蒲松龄离开山东，前往江苏宝应，给知县孙蕙当幕宾。
他替县令处理公文、起草告示，也因此看到了灾荒中的百姓和县衙里的官场。
这份差事只做了近一年。
第二年秋天，他回到淄川。
此后，他找到了那份几乎做了一辈子的工作：
教书。
三、他在别人家，一教就是三十年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四十岁。
这一年，他来到淄川西铺村毕家，做了一名坐馆先生。
所谓坐馆，就是住在东家家里，教东家的子弟读书、作文、准备科举。
毕家不是普通农户。
毕氏家族曾经出过南京户部尚书毕自严，家中有园林、有藏书，也有一群需要读书应试的子弟。
蒲松龄教的是毕家的八个孩子。
这一教，便是三十年。
每天要讲“四书”“五经”，教学生写八股文、作律诗；到了考试的时候，还要陪学生赴县城、府城应试。
教书之外，他还要替东家撰写书信、碑文、祭文和各种应酬文章。
今天能够确定的是，毕家给了他一份相对稳定的束脩和生活环境。
至于每年到底是八两、十两，还是更多，并没有一份完整账本可以核对。
把“八两”写成蒲松龄几十年不变的年薪，并不严谨。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份坐馆收入，是蒲松龄大半生最稳定的生活来源。
不是《聊斋》。
是教书。
四、养家的是教书，写鬼却不赚钱
康熙十八年前后，《聊斋志异》已经初步结集。
也是这一年，蒲松龄进入毕家。
后来三十年间，他一边教学生，一边继续搜集、创作和修改那些鬼狐故事。
有狐仙，有女鬼，有书生，有贪官。
有替穷人伸冤的阴间判官，也有比鬼更可怕的活人。
他把科场里受过的气、官场上见过的事、人情中的冷暖，一点点写进花妖狐魅的世界。
最后，写成了490余个故事。
只是这些故事并不能拿去换钱。
不是因为没人欣赏。
《聊斋》的抄本在蒲松龄生前已经流传，一些文人读过以后，也对他十分推重。
问题在于，刻一部几百篇的大书，要请人誊清、校勘、雕版、印刷，花费不是一个清寒塾师能够轻易承担的。
于是，《聊斋志异》始终停留在手稿和抄本阶段。
有人借去读，有人动手传抄。
就是没有正式刊刻。
蒲松龄写了四十多年，没有从这部书里得到可以确认的出版收入。
白天教的“四书五经”，养活了他。
夜里写的狐鬼花妖，没有。
五、七十二岁，终于等到一个功名
康熙四十八年，蒲松龄离开毕家。
他在那里坐了三十年馆。
来时四十岁，走时已经七十岁。
两年后，康熙五十年，蒲松龄终于成为岁贡生。
所谓岁贡，是从长期在学的廪生中，按照资历等条件选送贡入国子监。
它不是举人功名，也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做官。
对于一个已经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份迟到的身份，更多只是一点名义上的安慰。
康熙五十二年，画家朱湘鳞为蒲松龄画了一幅像。
蒲松龄在自己的画像上写道：
“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
活了两万五千多天。
到底做成了什么事？
他望着画像中的白发老人，甚至觉得无颜面对后世子孙。
两年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蒲松龄去世。
按传统虚岁，他七十六岁。
《聊斋志异》依旧没有正式刊印。
直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这部书才在乾隆年间有了较完整的刻本，开始真正走向更广泛的读者。蒲松龄生前手定的原稿后来又散失一半，现存半部收录234篇，成为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珍贵文献。
他教书所得的束脩，早已花在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里。
那些银子具体有多少，今天已经算不清了。
倒是那本没给他挣来出版收入的书，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蒲松龄曾对着自己的画像问：
两万五千多天，到底做成了什么事？
三百多年后，答案就在无数人的书架上。
如果一件事长期不能给你带来收入，甚至在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结果，你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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