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敢说的秘密:当年和丈夫谈恋爱时,我还和单位领导有过一段

我叫凌淑仪,今年六十八,浙江嘉兴人,退休前在县里的百货公司当了三十多年会计,老伴儿是纺织厂的钳工,姓鲁,走了四年了。

这个秘密,我揣了四十五年。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没说;他走了以后,对着儿女,我也开不了口。今天我六十八了,把这件事写出来,不为别的,就为我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想:这个事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压了一辈子,它到底算个什么事?我得在闭眼之前,把它摊开来,看清楚了,认明白了,再走。

先说那年月,不说清楚那个年月,你们不知道那个岔路口长什么样。

我是七五年进百货公司的,先站柜台,卖布匹,后来因为字写得好、算盘打得快,调去做会计。那年头,县百货公司是城里最体面的单位之一,三层的楼,一进门是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的确良、 Shanghai 手表、热水瓶、缝纫机,全是稀罕东西。我十九岁,扎两条辫子,一个月工资二十六块,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有出息的人。

我们公司的经理姓沈,沈慕韩,比我们大十来岁,南方人,下乡当过知青,回城提的干。他这个人,在当时算是顶出挑的:读过书,说话文气,开会不念稿子,穿的中山装领子永远是白的,还写一手好毛笔字。公司的黑板报、年终总结,都是他亲自写。他讲话的时候,底下鸦雀无声,连仓库的老头都伸着脖子听。

我承认,我那时候敬重他。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敬重一个什么都懂的上司,这事太平常。平常到什么程度呢?平常到我都没察觉它是从什么时候起,变了味的。

变味是从工作上的往来开始的。我做的账,他要一页一页过目,常常看到夜深。办公室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会给我留一杯热水,指着账上的一个数,慢慢讲给我听,讲经营,讲成本,讲他知青时候在北大荒看 звезды 的事,讲他读过的书。他说我算盘打得好,说我“这双手不像站柜台的,像做学问的”。就这一句话,我回家在灯底下看了半宿自己的手。

那时候我谈了一个对象,就是后来我丈夫,纺织厂的钳工,姓鲁,鲁建邦。人老实,话少,木讷,见了我就红脸。两个人一比,我心里那个天平,不自觉地就歪了。

我得诚实地说:那一段,到底算什么?我琢磨了四十五年,今天给它下个准话。不是那种最坏的事,我们没有什么逾矩的身子上的事,到今天我可以对着他的遗像说这句话。可是我要说句比这更狠的实话:那大半年,我的心,是在他身上的。他一句话能让我高兴一天;他跟别的女同志说笑,我能难受半天,回去对着账本,数字都看串行。逢年过节,他会顺路“捎”我一程,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穿过县城的街道,路两边的梧桐叶子哗哗地响,那几里路,我心里全是慌的、甜的、烫的。我现在写下来都脸热。那年我二十三,我有一个正经谈着、家里都认了、准备结婚的对象,可我的心,悬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甚至开始嫌建邦土:他见了我,除了问“吃了没”“冷不冷”,说不出第三句。

这个事是怎么收场的?说出来不体面,是被人戳破的。

七七年春天,公司的出纳,一个大我几岁的姐,姓万,把我拉到仓库后头。她那个人,一辈子直性子,说话不打弯。她说:“淑仪,姐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看着是个明白人,怎么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沈慕韩家里有老婆,孩子都上小学了。他老婆上个月来公司闹过一场,指桑骂槐,你不知道?你如今跟鲁师傅谈得好好的,人家姑娘家最金贵的就是名声,你再这么悬着,两头都要塌。姐丑话说前头,我今天是看你还年轻,要是看错了人,受一辈子罪的,是咱们女人。”

我站在仓库后头,半天没动。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我直打颤。

回去以后,我病了三天,发了场高烧,烧得说胡话。我娘守着我,以为我是累的。烧退了,人清醒了,天蒙蒙亮,我躺在床上,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想。

想明白了三层。第一层:他对我们这些年轻女同志,未必是有意的。那个年代,那种单位,他那样的人,站在高处,享受着底下人的仰望,他自己可能都没掂出这份“被仰望”的轻重。可掂不掂得出是他的事,我的心悬不悬着,是我的事。这世上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心里的雪,是我自己攒的。第二层:鲁师傅那样的人,木讷,不会说话,可他每个月发了工资,给我买二两桃酥,走十几里地送到我们家属院;我说我妈腰不好,他从此默默把我妈家的劈柴、担水、修屋漏,全包了,一声不吭;我娘过生日,他攒了三个月的钱,买了一只手表。这个人不善言辞,可这个人实。第三层,也是最狠的一层:我那阵子迷恋的,根本不是沈慕韩这个人,是他身上那点“光”,体面、学问、被高看一眼。光是个虚东西,灯一关就没了;日子是个实东西,得有人陪你一餐一餐吃下去。我要是被那点光牵着走,毁的不光是我,还有两个家庭。

病好以后,我做了三件事。

头一件,我找到沈经理。那天下午他办公室没别人,我端着账本进去,放下,然后站着,把话说清了。我说:“沈经理,账上的事,我以后照常送来,错了您指出来,我改。工作以外的话,以后我不听了,您也别说了。我知道分寸是怎么没的,也知道分寸怎么找回来。”他愣了很久,站起来,给我倒了杯茶,说了一句:“是我没有分寸。往后,你放心。”从那以后到我们先后调离,我们就是正常的上下级,该汇报的汇报,再没多说一句工作以外的话。他后来调去了地区,再后来的事,都是听说的:他妻子得了重病,他伺候了十几年,推着轮椅在省城的医院进进出出。二〇〇几年他走了,我托人送了个花圈,落款没写名字。写名字做什么呢?我跟他这一段,起点是个错,终点算是对的,中间不必署名了。

第二件事,我跟建邦把婚定了。定亲那天,就我们两个人,在他厂门口的小饭馆,一荤一素。我跟他也是豁出去了,说了一句话:“建邦,我这个人有毛病,爱慕虚荣,嫌过你土,你可要想好。今天不说,往后我就不说了。”他愣了半天,挠着头,说:“人嘛,哪有十全的。你肯跟我说这个,说明你实。我就想好了。”你看,他懂不懂?他好像不懂,又好像什么都懂。就冲他这句“你肯跟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这辈子,押对宝了。

第三件事,也是我做的最绝的一件:我把那两年记的日记,一页一页烧了。烧日记不是销赃,我烧之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一篇,警醒一遍,烧一篇,放下一遍。让我记住自己是怎么糊涂的,又是怎么醒的。灰扬了,可那一课,我记了四十五年。

七九年我们结了婚。婚后四十多年,我跟我丈夫,没红过几次脸。不是没磕绊,是磕绊到了嘴边,我总想起仓库后头万姐那句话,想起我自己在岔路口站过的地方,气就顺了。他一辈子不知道这件事。有人说,你不告诉他,是瞒,瞒了四十年,不算厚道。这话我认一半。另一半是:我后来想明白了,那个秘密,属于我二十三岁那年的病,病好了,疤在我身上,我没有必要把疤掀给一个无辜的人看,让他陪我疼一遍。我要还这笔账,不是还给他,是还给日子:四十多年,我做他的媳妇,工资一起攒,难处一起扛;他病瘫在床那五年,翻身、擦洗、喂饭,我伺候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身上没生过一处褥疮,街坊都说老鲁家娶了个有福气的媳妇。他走的那天,拉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淑仪,这辈子,值。”

我坐在床边,眼泪掉在他手背上,心里说:建邦,值不值,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这辈子最值的一件事,就是没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岔路上,一直走下去。

儿女那边,我也掂量过要不要说。我儿子是个直性子,脾气随他爸,可他没经历过那个年代,要听了,他未必懂那个年月的曲折,只会记恨一个他没见过的死人,平白添一份心结;我女儿心细,听了,会替我难受半辈子。所以我这个秘密,最终选了这一种交代方式——写下来,写给不认识我的人看。看的人里头,要是有一个正站在我当年那个岔路口上的年轻姑娘,我这四十五年,就算没白揣着。

写了这么多,我这个快七十的老太太,想明白三个理儿,搁在最后。

第一个理儿:人心里的“光”,要看清楚,你迷恋的到底是那个人,还是他身上的影子。体面、口才、学问、被高看,这些东西会穿中山装、会写毛笔字、会给你留一杯热水,讲你爱听的话。可它们不会在雨夜里替你妈修屋顶,不会三十年如一日把工资交到你手上,不会在你老了瘫了的时候,一勺一勺喂你吃饭。年轻时挑人,别挑影子,要挑那双在最平常日子里肯为你弯下来的手。影子好看,手才能靠。

第二个理儿:人这一辈子,谁没在岔路口迷糊过,要紧的是醒,和醒了的狠劲。我那三天高烧,就是我的醒。我见过有人醒了却舍不得走,说“再看看,也许不一样呢”,一看看了十年,把自己看旧了。醒要醒得快,走要走得狠,狠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心里那点舍不得。醒过来以后的光景,是拿行动一寸一寸挣回来的:四十年不欠的账,一笔一笔,抵掉二十三岁那一笔糊涂账。我如今信一句话:看一个人,别看他迷没迷糊过,要看他迷迷糊糊之后,往哪条路上走。

第三个理儿:秘密这个东西,压着,比说出来沉;可是掂量着说,比逢人就说难。我瞒了我丈夫四十年,我认这份瞒里的私心;但我也认这份瞒里的分寸,有些过去,是拿来自己修行的,不是拿来摊给家人当谈资的。真正压了一辈子的,不是那个秘密本身,是那个秘密天天逼着我回答一个问题:你配不配过好往后的日子?我用四十多年的日子回答了它。答案在谁那儿?在我老伴儿临终那一句“值”里。

昨天傍晚,我去河边走了走。河边的老柳树,跟我七五年上班那会儿一模一样,歪着长,春天照样发芽。我想起那个骑自行车“捎”过我几里路的人,想起仓库后头点醒我的万姐,想起劈了一辈子柴、临走说“值”的老鲁。这三个人,一个给了我糊涂,一个给了我清醒,一个给了我一辈子。

人这一辈子啊,年轻时候犯的糊涂,就像掉进河里的一枚硬币,看得见亮,捞不上来,也不必捞。你只要记住它掉下去时那一声响,往后走夜路,就不敢再伸手了。

我现在还听得见那一声响。

正因为还听得见,我这一辈子,走的是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