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等级划分是两周时期吴、越墓葬研究的难点之一。利用定量统计方法可综合多种等级分析因素，将不同阶段的吴墓统一划分为七个等级。其等级架构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与逻辑，分别以青铜器与陶瓷器为代表，分别适用于贵族与平民。随着社会发展，二者最终合流，以满足高等级贵族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平民墓不同等级墓葬内涵从相对混杂到相对分明，亦指向更加成熟的政治手段与更加复杂的等级分化。吴、越墓葬等级架构的方式、逻辑与结果皆存在明显差异，丰富着吴越之别的更多内容。
等级划分是两周时期吴、越墓葬研究的难点之一。概因其墓室面积与随葬品数量、种类并未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部分墓葬面积甚小而有大量随葬品，又或情形反之，难以仅凭单一因素划分墓葬等级。因此相关研究大多聚焦贵族墓，而罕见对包括平民墓在内的全部墓葬的等级划分。即便偶有涉及，也大多参照中原等地商周墓葬等级划分的一般原则，以墓室面积作为主要依据，未充分考虑吴、越墓葬的特殊性，结论可待商榷。近年来，随着定量统计方法的成熟与更多墓葬材料的公布，对两周越墓的等级划分已初见成效，以 K 均值聚类统合分析多种等级因素的研究方法已初步成熟。鉴于吴、越墓葬材料与社会特征的差异，本文尝试对两周吴墓的等级划分再做探讨，并梳理其等级架构的基本特征与历时变迁，进而比照吴、越墓葬的等级架构之别。
一 吴墓的等级划分
两周吴墓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春秋时期，共计发表 500 余座。其分期断代虽较完善，但由于各期段墓葬数量不均，为权衡墓葬材料，本文选择以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尺度进行考察。如此，亦可将相关研究结论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
吴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早段，吴文化的范围主要限于宁镇一带；第二阶段，即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吴文化开始西进东拓，渐至皖南与太湖西岸；第三阶段，即春秋中晚期，吴文化持续东进至太湖东北，至 “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 ， “ 始通于中国 ” 。 由此观之，吴文化长期以宁镇为核心，吴国王陵皆位于此，同时以空墩、石室土墩 为代表，其空间扩张又部分伴随着与皖南、环太湖本土文化因素的融合。相比之下，茅山东麓金坛一带的文化面貌则与宁镇地区高度一致。因此，为避免可能的干扰，本文暂仅选择宁镇 — 金 坛的墓葬材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为建立完整的等级序列，本文将兼顾吴文化范围内发现的所有铜器墓。
第一阶段，有明确材料发表的墓葬共 56 座，随葬品以陶瓷器为大宗，多见原始瓷、硬陶、泥质陶、夹砂陶，其中随葬铜器者仅 9 例。故可以 “ 墓室面积 ”“ 陶瓷器总数 ”“ 原始瓷数量 ”“ 硬陶数量 ”“ 泥质陶数量 ”“ 夹砂陶数量 ” 作为等级分析的主要因素。
这六种因素共计 15 种组合，对其分别进行 K 均值聚类，并依据总距离平方误百分比对数曲线的下降率寻找各组关系的最优分组数，可以确定 “ 硬陶数量 — 夹砂陶数量 ” 最优分组为 6 类， “ 墓室面积 — 陶瓷器总数 ”“ 墓室面积 — 原始瓷数量 ” 为 3 类， “ 墓室面积 — 硬陶数量 ”“ 墓室面积 — 泥质陶数量 ”“ 墓室面积 — 夹砂陶数量 ”“ 陶瓷器总数 — 原始瓷数量 ” 为 2 类，其余 8 种组合的最优分组均为 4 类（图一）。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分类线索（图二）。
a. 墓室面积以 20 、 60 平方米为界分三类。
b. 陶瓷器总数以 15 、 25 、 50 件为界分四类。
c. 原始瓷数量以 10 、 30 、 45 件为界分四类。
d. 硬陶数量以 2 、 3 件为界分三类。
e. 泥质陶数量以 3 、 7 件为界分三类。
f. 夹砂陶数量以 5 件为界分两类。
综合这些线索以及铜器的分布情况，可以将第一阶段 56 座墓葬划分为七个等级。第二阶段 186 座墓葬、第三阶段 138 座墓葬的整体情况与此颇似，同样可以 “ 墓室面积 ”“ 陶瓷器总数 ”“ 原始瓷数量 ”“ 硬陶数量 ”“ 泥质陶数量 ”“ 夹砂陶数量 ” 作为等级分析的主要因素（图三、四），以铜器为辅助因素，分别将墓葬划分为七个等级。本文于此不复赘言。
考虑到不同阶段最高等级墓葬及最低等级墓葬内涵之间的相似性，可将两周吴墓统一划分为七个等级，从低到高记为第七至第一等级。其等级差异以青铜器器类、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原始瓷数量以及泥质陶数量表现最为鲜明，共同构建出明确的等级序列。可据此归纳不同阶段的等级划分标准如表一。
事实上，皖南、环太湖地区的墓葬亦基本不出此框架范畴。如春秋早期广德赵联 D6M1 ，面积约 4.6 平方米，随葬陶瓷器总数 22 件，其中原始瓷 8 件、泥质陶 3 件，可明确划归第五等级；春秋晚期宁国灰山 D34M2 ，面积约 3.3 平方米，随葬陶瓷器总数 12 件，其中原始瓷 4 件、泥质陶 5 件，无疑属于第六等级。又如春秋初期溧阳天目湖庙山 D1M3 ，面积约 2.5 平方米，随葬陶瓷器总数 10 件，其中原始瓷 3 件、泥质陶 1 件，符合第二阶段第七等级各项判断标准；春秋晚期枫桥何山墓，面积约 40 平方米，随葬青铜容器 11 件、杂器 20 件、车马器 2 件、原始瓷与硬陶各 1 件，未见泥质陶，显然应属第二等级为宜。故此等级划分方案可以普遍适用于两周吴墓，后者等级架构的基本特征亦可由此推及。
二 吴墓的等级架构
以第三、第四等级为界，吴墓的等级架构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与逻辑。第一至第三等级中，等级序列的构建始终依赖于铜器的随葬器类，至于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等因素，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与等级的负相关性。第四至第七等级，情形与此判然相别，未见铜器随葬，等级表达的主要方式普遍表现为更大规模的墓室面积，以及更多数量的随葬陶瓷。显然，无论是从铜器的有无，还是从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等因素的分布规律来看，两周吴墓皆可以第三、第四等级为界分为两类。尽管墓葬等级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阶层，但这种客观存在的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的区隔，确应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群体。若将随葬铜器的第一至第三等级视为贵族墓，则与之相对的第四至第七等级可视为平民墓。只是这种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的具体内容因时而变，其间区隔亦非永例，在长期稳定的七等级框架中，在吴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最终合流，以满足高等级贵族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
（一）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早段
第一阶段，贵族墓随葬铜器种类已较完备，主要包括车马器、容器、武器、工具、杂器，为行文便利，后三者本文统称 “ 杂器 ” 。随等级提高，其器类渐丰，差距渐悬。第三等级仅见杂器，如丹阳大夫墩随葬铜泡 3 件；第二等级中始见容器，数量多在 2 ～ 3 件，部分随葬杂器，如溧水乌山 M2 随葬鼎卣盘戈各 1 件 ；至第一等级则形成完备的车马器 — 容器 — 杂器组合，其种类繁多，为数巨大，与第二、第三等级之间差距陡然悬殊，如丹徒母子墩随葬车马器 8 类 464 件、容器 6 类 9 件、杂器 4 类 130 余件，即便仅以容器而论，亦达第二等级的三倍以上。这些车马器、容器多具有鲜明的中原色彩，应是贵重的远方来物，与同时期浙南闽北地区高等级铜器墓所见相类，与其认为是 “ 太伯奔吴 ” 的产物，还不如理解为是江南与中原之间密切资源往来的结果。对车马器的更多尊崇，可能源自其背后所代表的区别于江南舟楫的中原交通属性，借此彰显贵族的远距离交通能力，煊赫贵族的经济与政治地位。
与之相对的是，在严格强调不同等级随葬铜器的器类序列的同时，贵族墓却普遍表现出对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等因素的忽视，尤以第一、第二等级表现最为鲜明。除墓室面积外，其数据范围多与第七等级无异。如母子墩随葬原始瓷 9 件、硬陶 3 件，与第七等级丹阳马家双墩 D2M1 随葬原始瓷 10 件、硬陶 3 件的体量相当，又如乌山 M2 面积 6.24 平方米，随葬原始瓷 1 件、泥质陶 2 件、硬陶 2 件、夹砂陶 2 件，仅达到第七等级的平均水平。显然对第一、第二等级而言，其等级架构与身份彰显，完全可以仅取决于随葬铜器的器类，车马器、容器本身的排他性与珍贵性足以使其无须追求除此之外的任何多余表达（图五）。
相比之下，仅随葬少量杂器的第三等级则呈现出某种过渡性色彩。梳理不同等级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原始瓷数量、泥质陶数量的全部数据可知，其皆随等级提高先升后降，且多以第四等级，即平民墓中的最高等级，为分水岭。但是不同于第一、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数据范围多仅次于第四等级，等于或略高于第五等级，至第二等级方见明显锐减（图五）。如丹徒华山小笆斗随葬陶瓷器 25 件，与第五等级句容浮山果园 D5M1 随葬 23 件 的体量大体相当，而其随葬原始瓷18件已近后者三倍之数。至于墓室面积，第三等级更是延续了第四等级以降的发展态势，以大夫墩为代表，最大可达 86.58 平方米，是母子墩面积的四倍有余，为全部等级序列之最。可知，在低等级贵族墓的等级架构中，其方式较之高等级贵族墓与平民墓皆更显多样，仅随葬青铜杂器尚不足以标识其等级，在着重关注墓室面积的同时，亦未弃置对陶瓷器的考量。低等级贵族与高等级平民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决然的区分。
（二）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
第二阶段仍大体延续这一态势。随着西周中晚期以来淮夷叛周，南方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因此隔断，江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略有回落，呈现为某种相对低谷。宁镇地区的吴文化虽于区域内部表现出相对优势，并可西进东拓，但亦难免受此影响，贵族墓的等级架构不仅没有显露出进一步分化的趋向，反而开始寻求具体等级表达方式的补充。曾作为第一、第二等级区分标志的车马器，在新的形势下，已然发现零星，仅见于丹徒磨盘墩 M1 ，且不过 6 类 76 件，不及母子墩的六分之一。虽以甬钟为代表，贵族墓开始部分地随葬乐器，但第一、第二等级皆有发现，前者如繁昌汤家山，后者如宣城正兴村，二者的区别已不复为铜器器类的有无，而转换为容器数量的多寡，第二等级随葬容器多仅 1 ～ 2 类、 2 ～ 3 件，第一等级多见 4 ～ 6 类、 6 ～ 10 件。
除此之外，由于其他等级因素，第一、第二等级仍延续了第一阶段以来的传统，相互之间并无明显区分，且多与第七等级保持基本近同的数据范围，仅原始瓷数量明显超出，转而与第五等级所见近同。与此相适应的是，第三等级的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泥质陶总数在沿袭第一阶段等级分布规律的同时，其原始瓷数量也迅速增加，超越第四等级，共同显现出贵族墓内部对原始瓷数量重视程度的增加，其等级架构作用或有提升（图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加的原始瓷数量，多表现为豆、碗（杯盅）等简单日常用器的重复随葬，如丹徒华山大笆斗 26 件原始瓷中 21 件为豆，与越地 “ 夸富葬俗 ” 的物质载体及其表现形式高度一致，应是受其影响的产物，以作为吴国贵族墓等级架构的补充。
（三）春秋中晚期
直至第三阶段，吴墓等级架构始见明显变动。 “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 ，申公巫臣 “ 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 ” ，吴文化与社会发展迅速进入新的阶段，社会复杂化进程明显加速，等级分化加剧。在等级架构结果仍基本维持七等级的情况下，等级的分化主要表现为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的变动。以第一等级为代表，在再次建立并强化随葬铜器器类序列的同时，曾被忽视的墓室面积、陶瓷器数量等各项等级因素，几乎皆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关注，曾适用于不同阶层、彼此区隔的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于此合流，铜器与陶器共同彰显着最高等级贵族与日俱增的身份与威权。
随葬铜器器类序列的同时，曾被忽视的墓室面积、陶瓷器数量等各项等级因素，几乎皆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关注，曾适用于不同阶层、彼此区隔的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于此合流，铜器与陶器共同彰显着最高等级贵族与日俱增的身份与威权。
此时，随着文化的繁盛与社会的进步，第二阶段时一度衰微的随葬铜器器类序列再次完善，并更加严格。第三等级仍仅见杂器，第二等级随葬铜器的数量虽有所增加，最丰者如枫桥何山可达 33 件，但是除 2 件车马器外，余者均属容器、杂器，同等级随葬铜器也均属此二类，乐器未见。相比之下，第一等级随葬铜器则异常丰富，普遍流行车马器、乐器、容器、杂器，其数多达百余件甚至数百件，一消一长之间，第二等级已难望其项背，不复第二阶段差距零星、器类近同之态。
在重塑随葬铜器器类序列的同时，第一等级至少部分地寻求墓室面积等更多方面的突破。如丹徒青龙山 M1 所见，第三阶段最大墓室面积、最多陶瓷器总数、最多泥质陶数量，皆集中于第一等级，即便仅以其下限而论，也一改此前与第七等级混同的状态，而明显超越。更重要的是，第一等级这种以更多等级因素彰显身份等级的尝试，自上而下地影响着吴墓全部等级序列的架构。此前墓室面积、陶瓷器数量等数据范围随等级提高先升后降的趋势于此为之一变，在新的阶段，大多呈现出随等级提高而螺旋式上升的新样态（图七）。第四等级不复为分水岭，仅可于平民墓内部占据优势，第二等级开始在各层面匹敌乃至超越第三等级。在此过程中，第一与第二等级的差异也愈发凸显。曾经共享的数据水平，已被差异化、等级化的墓葬内涵所取代，第一等级普遍拥有更大的墓室面积与更多数量的陶器。尽管在此过程中，等级框架并未变动，但随着不同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的合流，七等级之间的差异已然显著增强，等级分化程度明显加剧。有趣的是，第二阶段所见贵族墓对于原始瓷数量的追求至此已不复存在，除丹徒粮山 M2 随葬较多外，其余贵族墓仅零星发现。这或许指向对越国 “ 夸富葬俗 ” 的扬弃。
事实上，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新的等级架构方式，即墓葬形制。两周吴墓形制多样，平地掩埋、浅坑与竖穴土（岩）坑长期并存，部分墓室营建还有石床、石框、石墙、积石等石构作风，以及墓道设置，第三阶段时，石构数量减少，二层台的数量有所增加。对不同阶段、不同墓葬形制与等级之间的关联性分别进行卡方检验发现（表二），第一、第二阶段普遍表现为无关性（ α ＞ 0.05 ）。虽然第一阶段的 “ 墓葬形制 ” 数据为 0.033 （＜ 0.05 ），显示出一定的等级关联，但细查可知，这主要是第六等级中浅坑比例较高所导致的随机结果，如果将第六等级的数据排除，则检验数据为 0.114 （＞ 0.05 ），仍然呈现为无关性。可知第一、第二阶段时，墓葬形制并未参与等级架构，具体墓葬形制的选择可能较为随机，最高等级如母子墩 可以是平地掩埋，最低等级如金坛上水 D4M1 也可以是竖穴土坑，墓室营建的成本或有高低之分，墓葬形制的选用却无等级之别。
至第三阶段，这一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数据皆呈现出与等级之间的高度关联（ α ＜ 0.05 ），墓葬形制开始积极参与到等级序列的架构当中（表二）。具体表现为第一至第三等级的贵族墓仅保留竖穴土（岩）坑一种墓葬形制，平地掩埋与浅坑仅见于第四至第七等级的平民墓，而且除第五等级两座墓葬带二层台外，所有的二层台以及墓道皆集中于第一至第三等级。尽管竖穴土（岩）坑本身并不能构成明确的等级标识，不同等级皆可用此墓葬形制，尽管二层台与墓道的总数并不很多，也未见用于全部的贵族墓，但这些现象仍足以表明，墓葬形制已成为贵族彰显身份等级以区别于平民的又一选择。
相比贵族墓，平民墓的等级架构似乎乏善可陈，不同等级因素多随等级提高而增加，泥质陶数量从第一、第二阶段的先增后减到第三阶段的稳步增长，可能意味着其等级架构作用的提升。引人注目的是，平民墓不同等级之间的墓葬内涵多有重合，如第一阶段第五至第七等级的墓室面积接近，皆在 0 ～ 20 平方米； 如第二阶段第四至第六等级的陶瓷器总数相当，均为 17 ～ 40 件；又如第三阶段第六与第七等级的原始瓷数量、第五与第六等级的泥质陶数量，分别保持 0 ～ 5 件、 0 ～ 15 件的一致水平。即便有所区分，也多是数据上限的差异，而非数据下限的分别。这就导致平民墓的等级划分标准颇显混杂，清晰的等级划分结果需要依赖于不同等级因素的综合判断。至第三阶段，以陶瓷器总数为代表，不同等级的数据范围始无交集，相对明确的等级划分标准 方才确立。且与第一、第二阶段相比，此时陶瓷器总数的数据范围与之大体相当，等级之间的明显差异显然并非基于随葬数量的增长，而在于更周密的等级安排。加速复杂的吴国社会开始以更加成熟的政治手段实现更为明确的等级架构，其始于贵族，而贯及平民。
三 等级架构的吴越之别
在分别梳理两周时期吴、越墓葬等级划分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等级架构的吴越之别。
以春秋晚期为界，越墓由五等级迅速分化为七等级（表三），考虑到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此时二者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应基本接近，二者的七等级之间或可一一对应。则反推可知，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吴墓等级划分的层级确实更多，等级划分的结果也更复杂。虽然难以直接判断越墓第三等级在同时期吴墓中的对应情况，但是从陶瓷器总数来看，吴、越第四、第五等级的墓葬内涵基本一致，第六、第七等级亦相差仿佛，即便认为越墓第三等级随葬陶瓷器数量巨大，如萧山柴岭山 D31M1 随葬 107 件、驿亭凤凰山随葬 87 件，等级可能略高于吴墓第三等级，也最多与吴墓第二等级相当，又或介于第二与第三等级之间。照此，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吴、越墓葬等级框架的差异应当集中于高等级贵族墓，吴国贵族的分化程度与社会上层的复杂程度，要明显超过越国。
这一时期（不含春秋中期），吴墓的等级架构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与逻辑，分别以青铜器与陶瓷器为代表，分别适用于贵族墓与平民墓。对贵族墓而言，其等级架构不仅在于对随葬铜器器类序列的遵循与强调，还在于对陶瓷器总数、泥质陶数量等内容的摒弃，贵族与平民之间事实上存在双重区隔。与之相对应的是，越墓的全部等级共用着统一的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以 “ 夸富葬俗 ” 为核心，皆倾向以夸耀性财物彰显身份地位，普遍追求简单日常用器如豆、碗（杯盅）、盂的重复大量随葬。贵族与平民的区别，仅在于陶瓷器总数的多寡，而与器类、组合无关。虽然少量陶瓷器如鼎、尊、卣的形制呈现出某种仿铜作风，但从分布情况来看，其徒具礼器形制却无礼器性质，礼器在越墓的等级架构中长期缺席。至春秋晚期乃至战国早期，具有等级标识意义的玉器、仿铜礼乐器 方才出现，贵族墓与平民墓的等级架构方式才有所区分，但考虑到其具体表现形式，即对随葬数量本身的高度重视，以及碗（杯盅）、角形器等夸富物的重要意义， “ 夸富葬俗 ” 仍然存续，贵族与平民之间仍然共享着基本同质的等级架构逻辑。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越国不同等级墓葬内涵分明，又为何吴国不同等级平民墓内涵混杂。对越国而言，其等级架构的方式与逻辑较为单一，贵族墓与平民墓的等级划分几乎可以完全依赖于陶瓷器总数这一单一因素。原始瓷数量虽然也具有重要的等级划分意义，但与陶瓷器总数高度相关，不同阶段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皆在 0.88 以上（表四）。这种单一的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必然会导致越国不同等级墓葬内涵的明确区分，否则便无法构建清晰的等级序列。反观吴国，其等级架构的方式与逻辑较为多样，贵族墓所真正关注的只在于随葬铜器器类序列，而平民墓的主要等级因素，即墓室面积、陶瓷器总数、原始瓷数量、泥质陶数量之间，相关系数多显参差，不同阶段的 6 个数据中，高于 0.7 者多仅 1 ～ 2 例，余者皆未呈现出较强相关性（表五）。在此情形下，吴国平民墓的等级划分必须长期依赖于多种等级因素的综合判断，至少在春秋中期之前，无法确立单一的等级划分标准，吴国不同等级平民墓的内涵因此混杂。贵族墓中对这些等级因素的忽视，可能也自上而下地产生某些影响，加剧了不同等级平民墓内涵的重合。
不难发现，西周时期吴国贵族墓随葬铜器多见中原因素，更有 “ 宜侯夨簋 ” 、 “ 伯簋 ” 等明确来自中央王朝的器物。从这一角度来看，吴国贵族墓对铜器及其器类序列的重视，或可部分理解为对中原因素多寡的关注。贵族墓与平民墓等级架构方式与逻辑的区隔，固然源自吴国社会对贵族身份的强调，但是也无法完全排除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吴国墓葬等级也确实呈现出与中原近同的金字塔形结构（图八），只是与天马 — 曲村所见倒 “T” 形结构 相比，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分化程度略逊。此时越国与外界的联系较少，社会独立自由发展，墓葬等级结构以均衡为主要特征（图八），吴国所见更像是介于越国与晋国之间，兼具江南本地传统与中原外来因素。只是与同样受到中原强烈影响的浙南闽北相比，后者相对畸形，更像是在原本均衡的社会中突然催生出少量高等级人群，在中原的影响消散之后，这种等级结构也成为无源之水，无以为继。吴国墓葬等级结构的形成，有可能是其部分吸纳或学习中原政治文明的产物。
学界常言 “ 吴越同俗 ” ，江南地区内部也确实长期存在墓葬形制、陶瓷器等方面的文化相似性，但一方面，吴、越的文化面貌同样有很多差异，如吴墓多见夹砂陶、泥质陶而越墓罕见，又如吴墓一墩多墓多为向心式布局而越墓散乱等；另一方面，吴、越的社会面貌也有很多差异，对此学界已多有论及，并且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点。相较吴越同俗，吴越之别对于更多问题的讨论或许要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吴、越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部分内容呈现出面向陆地与面向海洋的不同特性与趋向，本文所论墓葬等级架构的区别亦可为此注脚。当然，相关问题的讨论还需要更多具体问题的持续研究，从墓葬研究的基本路径来看，本文对吴墓等级划分与等级架构的初步探讨，或可为之前引。
(作者 :吴桐 。 完整版请参看《北方考古》第20辑，如需引用，请核对原书。中国知网已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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