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3年，顺天府乡试。
一个考生走进考场，神情镇定，行李简单。搜检的胥吏把他浑身上下摸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放他进去了。考到第三天，他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胥吏把他抬出去急救，解开衣服一看——他的大腿内侧、胸口、小腹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 全是四书五经的原文，用特制的药水写上去的，平时看不出来，出汗之后字迹才会显现。
这个考生被当场拿下，后来被判“枷号三月，发配充军”。
科举作弊，从隋唐开科取士那天起，就没有断过。到了明清，作弊手段之精、反作弊措施之严，堪称一场持续千年的“猫鼠游戏”。
一、作弊的“技术流”：从夹带到飞鸽传书
明清科举作弊，大致分三种流派。
第一种：夹带。 把四书五经的原文抄在极小极薄的纸上，藏进衣服夹层、鞋底、笔管、砚台底部，甚至塞进肛门里。明代有一份被查获的夹带，是一本长五厘米、宽三厘米的微型书，上面印着四书五经的全部内容，字小到“须以显微镜观之”。还有考生把经文抄在袜子里、帽子里、馒头里，甚至蜡烛里。
第二种：枪替。 花钱雇一个“学霸”替自己考。枪手混进考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买通胥吏，冒名顶替；有的利用“考生入场时只核验籍贯，不核验面容”的漏洞，拿着别人的准考证进去。明代有一个枪手，连续替八个人考中了举人，直到第九次才被抓住。
第三种：通关节。 买通考官，在试卷上做记号。考生和考官约定：在试卷的某个特定位置写一个特定的字，比如在“破题”的第一个字下面多加一点，或者在某个段落末尾多写一个“也”字。考官阅卷时看到这个记号，直接给高分。
二、反作弊的“黑科技”：洗澡、搜身、糊名、誊录
朝廷的反作弊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第一招：洗澡。 金代科举规定，考生入场前必须脱光衣服洗澡，换上统一的考试服。明清虽然不洗澡了，但搜检极其严格：考生要解开衣服，脱鞋、脱袜、掰开嘴、翻开耳朵，胥吏用一根特制的铁签，把考生的发髻挑开，看里面有没有藏东西。
第二招：糊名。 从宋代开始，考生的试卷在阅卷前，要把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糊起来，考官看不到考生是谁。这叫“糊名”。但糊名之后，考官可以通过字迹认出考生。于是又有了第三招。
第三招：誊录。 宋代开始实行“誊录”制度：考生的原卷由专门的“誊录官”重新抄写一遍，考官只看到誊抄本。字迹被统一了，记号也被抄没了。明清两代，誊录制度极其严格，誊录官抄错一个字，都要受罚。
第四招：锁院。 考官被任命之后，立刻锁进贡院，不许回家、不许见客、不许通信。从锁院到放榜，考官与外界完全隔绝。
三、最狠的反作弊：杀
清代对科举作弊的处罚，极其严厉。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场案爆发。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收受贿赂，出卖举人名额。事情败露后，顺治帝大怒，下令将李振邺、张我朴等七人斩首，家产抄没，家属流放。涉案的考生全部枷号示众，然后发配边疆。
同年，江南乡试也爆发舞弊案。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等人收受贿赂。顺治帝下令将方猷、钱开宗斩首，同考官十八人全部绞死。涉案考生方章钺等人被杖责四十，流放宁古塔。
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场案爆发。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副考官赵晋受贿。康熙帝下令彻查，赵晋被斩首，左必蕃被革职。涉案的考生吴泌、程光奎被杖责后流放。
杀考官、杀考生、流放家属。 清代对科举作弊的处罚，比今天的高考作弊严厉百倍。
四、最讽刺的一幕：皇帝亲自出题，题目被泄露了
乾隆年间，发生了一起极其讽刺的作弊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顺天府乡试前，乾隆帝亲自出题。题目出好之后，锁在贡院里，严禁外传。但考试当天，考生们打开试卷一看，傻眼了——题目跟考前流传的“预测题”一模一样。
乾隆帝震怒，下令彻查。查来查去，查到了乾隆帝自己的孙子绵德头上。绵德通过内监，提前拿到了题目，泄露给了几个要好的考生。乾隆帝尴尬地批了一句：“宗室子弟，不必拘泥此等。 ”案子草草收场。几个涉案的考生被流放，绵德被罚俸三年。
五、作弊与反作弊：一场没有终点的猫鼠游戏
明清两代，科举作弊的手段越来越精，反作弊的措施越来越严。但作弊从来没有被真正禁绝。
原因很简单：科举是平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 考中了，一步登天；考不中，一辈子在底层。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总有人愿意冒险。夹带的、枪替的、买通考官的，每一个作弊者的背后，都是一个想“改命”的家庭。
朝廷杀了一批又一批，但新的作弊手段立刻出现。糊名了，就用字迹认人；誊录了，就用通关节。作弊和反作弊，像两股绞在一起的绳子，谁也甩不掉谁。
那个把四书五经抄在身上的考生，被判了枷号充军。他大概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也不是最后一个。
科举作弊的历史，跟科举本身一样长。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中对“改变命运”的渴望，也照出了制度在执行中的漏洞。朝廷杀得完作弊的人，杀不完作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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