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哈尔滨，黑龙江省级干部会议正在讨论中央报刊发表的“两个凡是”。会场气氛格外凝重，许多人谨慎发言，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合时宜。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易辰，却没有顺着人群表态，而是提出，判断事情不能只看现成结论，更要看实际效果和客观事实。
这番话并不漂亮，甚至有些刺耳，却直指问题核心。那时，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尚未公开形成广泛争鸣，能够在省级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能迷信现成说法，需要实事求是，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杨易辰为什么敢这样讲？答案不在一句口号里，而在他几十年形成的处事方式中。
他早年就读于天津法商学院、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对一个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而言，法律本可以成为安稳的职业道路。可是民族危机逼近，书本上的秩序被战争打碎，他没有留在课堂和案头，而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革命。
法律训练让他重视证据，战争经历又使他明白，生死关头最忌讳空谈。战场不会因为口号响亮就改变，百姓也不会因为文件写得周全便自动吃饱。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到事实中检验。
这种性格，在他主持黑龙江工作时表现得十分明显。黑龙江江河众多，渔业资源并不贫乏，但受气候和技术条件限制，水产生产长期没有形成规模。有人认为北方严寒，养鱼本就是难事，少做少错，似乎更稳妥。
杨易辰没有满足于这种判断。1958年，他组织人员到江浙、广东等地考察养鱼经验。考察回来后，他并未要求照搬南方办法，而是提醒大家，南方温水养殖的条件与北方不同，真正要学的是思路和技术，不能把别人的办法原封不动地搬过来。
随后，黑龙江开展冷水养鱼试验，科研人员和基层干部不断摸索鱼种、饲料以及越冬等问题。过程并不顺利，但经过实践调整，北方水产生产逐渐打开局面。对杨易辰来说，这件事的意义不只在于多产了鱼，更在于说明一个道理：经验值得借鉴，结论却必须接受实际检验。
三年困难时期，渔民生活困难的问题又摆到他面前。由于当时户籍和粮食供应制度等原因，一些以捕鱼为生的群众缺少稳定的口粮保障。渔民有鱼，却未必有饭吃，这种矛盾让基层干部十分为难。
杨易辰听取汇报后，要求把有关渔民的基本生活问题纳入统一安排，不能让制度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他曾明确表示：“规定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能反过来让人受困。”这句话或许朴素，却体现出他的治理原则：制度要执行，民生更不能被忽略。
因此，1977年面对“两个凡是”时，他并不是突然改变立场，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抗日战争中的艰苦环境、北大荒建设中的反复试验，以及处理民生问题时对具体情况的重视，早已让他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看实际的工作习惯。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展开后，实事求是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突破口。杨易辰此前在黑龙江的那次发言，也因此显出更深的历史意味。它不是孤立的个人意见，而是许多老干部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同认识。
有意思的是，这位出身法律专业、参加过武装斗争、长期担任地方领导的干部，晚年又回到了法律工作领域。1983年，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职至1988年。那个时期社会秩序面临新的挑战，检察机关承担着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法治秩序的重要任务。
杨易辰处理案件时强调依法办事，也强调证据和程序，要求办案人员不能被情绪牵着走。对重大案件，既要有维护秩序的力度，也要经得起事实和法律的检验。年轻时所学的法律知识，到晚年终于在国家司法工作中得到完整体现。
他的一生，横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身份不断变化，做事的尺度却相对稳定：面对战争，选择担当；面对困难，寻找办法；面对不合实际的说法，敢于提出疑问。1988年离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他仍关心法治建设和干部作风。
1998年6月28日，杨易辰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那场哈尔滨会议中的发言，没有华丽辞藻，却留下了一个老党员在关键时刻坚持实事求是的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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