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住院三个月,当医生的老婆一次没来,出院后他直接提出离婚;她收到法院传票堵在他家门口
我赶到他家那天,他正蹲在楼道口,用一把美工刀拆一个纸箱子,箱子里是他住院期间用的脸盆和拖鞋,塑料味冲鼻。
那是他出院的第6天,法院传票送到他老婆手上的第2天。
他抬头看我,没说话,先把纸箱子压扁,竖起来夹在腋下,说了一句:“你来了,正好帮我把这个搬下去。”
我跟他从六楼走到一楼,中间没歇。
我知道这三个月他是怎么过来的,所以那一路我一句话没问。
他叫周秉坤,今年五十六,在城东一家汽配厂干了二十七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管,右手食指少了一节,是二〇〇三年冲压机咬的。
他老婆叫陈丽华,比他小两岁,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做了十九年。
两个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一九九七年结婚,儿子叫周洲,前年研究生毕业,去了深圳一家做电池的公司,一年回来一趟。
事情是去年十一月起的头。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周秉坤在车间里搬一个铸铁缸体,腰一下子塌了,人直接跪在地上,站不起来。
工友把他抬上车,送到市三院急诊,一拍片子,腰四椎和腰五椎之间的椎间盘脱出,压着神经,右腿使不上劲,走路得拖着。
急诊大夫说,得手术。
他躺在推车上,第一反应是给陈丽华打电话。
电话响了六声,接了。
“我在导管室,人已经上台了,下来说。”
他说:“我腰坏了,在你们急诊。”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你先让急诊处理,我下台就来找你。”
这一台,从下午四点做到晚上八点四十。
手术定在第三天上午。
那三天里,陈丽华来了一趟急诊留观室,站了不到七分钟,白大褂上还挂着工作牌的带子,看了一眼片子,说:“老周,你这个得做,我看了片子,别拖。”
他说:“你到时候能来不。”
她说:“我尽量,科里年底考核,我这个时候请假,院长那边不好说话。”
他没接话,把脸转向墙。
手术是十一月七号做的,做了两个多小时。
出手术室的时候,推车在走廊上走,他睁着眼盯着天花板上的灯,一格一格往后退,嘴里含着一句问了六七遍的话:丽华呢。
护士说,陈主任在门诊,一会儿下来。
一会儿下来,指的是第二天晚上九点十二分。
她来的时候,病房已经熄了大灯,只留着床头的小灯。
她站在床尾,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小米粥。
“喝了没有。”
“没胃口。”
“得喝,你不喝肠子不通。”
她把粥倒进碗里,放在床头柜上,坐了下来,掏手机,回消息。
他看着她,说了一句:“我手术的时候,你在门诊。”
她手停了一下,说:“我排了号的,三十八个人,我走了后面的人怎么办。”
那天晚上她坐了二十分钟,走的时候说:“我明天还有个学术会,上海,去两天。”
他说:“嗯。”
他这一嗯,我看得出来,是有东西在往下沉。
他住院整整三个月,前后算下来是九十一天。
为什么住这么久,是因为术后第七天,他伤口那块感染了,细菌培养出来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又做了一次清创,抗生素打了一个多月。
这九十一天里,陈丽华一共来过五次。
第一次是术后第二天晚上,第二次是感染发烧那天中午,她下夜班,坐了四十分钟,趴在椅子上睡着了,手机掉在地上,屏幕碎了。
第三次是元旦那天,她带来一盒饺子,是医院食堂买的,他说太咸了,她没吭声,把剩下的端走了。
第四次是她科室的护士结婚,她顺路来送了两盒喜糖,放在柜子上就走了,那两盒糖到出院都没拆。
第五次是出院前一天,她来办手续,签了字,说:“明天上午我有个手术,让我妹来接你。”
他住院这九十一天,隔壁床换了四个人。
第一个是个开出租的,他老婆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九点半走,中间回去做两顿饭,用保温桶提来,一勺一勺喂。
第二个是个退休教师,他老伴腿脚不好,坐公交来,路上要倒两趟车,四十分钟,每天来,从没落下一天,她来了就给他擦身子,剪指甲,剪完还拿小锉刀磨。
第三个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做装修的,他媳妇抱着孩子来,孩子在走廊上跑,护士说了两回,她还是抱着来。
第四个是个八十多的老头,摔了髋骨,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睡折叠床睡了二十多天,胡子拉碴的。
周秉坤有一天晚上跟我说,他把脸转过去,听着隔壁床那对老夫妻说话,老头说“水”,老太太说“烫不烫”,老头说“不烫”,老太太说“你嘴笨,烫了也说不烫”。
他说,他听了足足有五分钟。
第五天的时候,他给儿子周洲打了个电话。
周洲在深圳,电话里说:“爸,我这边项目正紧,年初二要上线,我请不了假,我给你转五千块钱,你请个护工。”
他说不用,钱够。
挂了电话,他在病房窗户那儿站了很长时间,窗外是住院部后面的停车场。
护工是他自己请的,一天二百六,请了四十一天,一共一万零六百六,是他自己卡里扣的。
他住院这三个月,厂里给垫了八万块医疗费,剩下的自费部分是一万三千多。
出院那天是二月六号,上午十点二十。
接他的是陈丽华的妹妹陈丽萍,开一辆白色轿车,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个塑料袋,里面是尿壶和成人纸尿裤。
“姐夫,我姐让我买的,说你可能用得上。”
他说:“我用不上了。”
陈丽萍把他扶上楼,屋里冷,暖气片是凉的,厨房水槽里泡着三个碗,碗沿上结了干掉的油,窗台上一层灰,茶几上有两个外卖盒,一个还剩半盒米饭,米饭已经硬了。
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卧室,把衣柜打开。
他的衣服被推到左边,右边挂着陈丽华的几件外套,最外面那件羽绒服,是他前年给她买的,一千二百八,她一共穿过两次。
他看了看,把柜门关上。
那天晚上他自己下的面,清汤挂面,放了点盐和香油,吃了一半,剩下的倒进垃圾桶。
正月初八,他去了趟街道那边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孟,听他说完,问了一句:“你想清楚了?”
他说:“想清楚了。”
“结婚二十七年,财产这块怎么算。”
“该怎么算怎么算,房子给她,我回厂里那间宿舍住。”
“你儿子知道吗。”
“没跟他说。”
“要不要先调解一下。”
“不用。”
诉状递上去是二月十七号,法院立案是二月二十四号。
传票送到陈丽华手上,是三月三号下午。
那天下午两点五十,陈丽华从医院出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手里还拎着医院发的那个帆布袋,袋子里装着听诊器和两个苹果。
她是打车过来的,到楼下是三点二十。
她没上楼,先在楼道口站着,抬头看了看六楼。
我从菜市场回来,正好碰上。
她看见我,说了一句:“他在家吗。”
我说:“在。”
她没再说话,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是传票,折了两折,边角有点毛。
“你帮我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我说:“法院的东西,哪有假的。”
她把传票攥在手里,攥了有半分钟。
然后她上楼了,一步一步,楼梯踩得响。
她敲了三下门。
门开了。
我在楼下听着,一开始是沉默,然后是她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后来声音起来了。
她说:“周秉坤,二十七年,你就这么一张纸给我。”
他说:“二十七年,我住院九十一天,你来了五次,其中一次是来送喜糖的。”
她说:“我是什么工作你不知道吗,我一个科室三十多张床,我手底下管着十一个人,我要是三天两头往你病房跑,我这个副主任还干不干了。”
他说:“我没让你三天两头跑,我手术那天,你在门诊。”
她说:“那个门诊是提前半个月排的,三十八个人从下面县里来的,有一个是从临县坐了四个小时车过来的,她挂我这个号挂了两个月,我怎么跟她说,我男人做手术,你们回去吧?”
楼道里有回声。
他说:“我发烧那两天,烧到三十九度八,我半夜按铃,护士过来,问我家属电话,我说我老婆在心内科,护士站那个小姑娘说,陈主任今天夜班,我说那算了。”
陈丽华没说话。
他说:“那两天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想的是啥你知道吗,我想的是,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
她说:“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他说:“就是因为我好好的,我才能站在这儿跟你说这句话。”
然后他把门关上了。
门关的声音不重,就是“咔哒”一声,锁舌进去。
陈丽华在门外站了大概十分钟。
后来她蹲下来,坐在楼梯台阶上。
我从楼下往上看见她的背影,围巾掉了一半,在膝盖上搭着。
她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应该是她妹妹。
“丽萍,他真要跟我离。”
她声音不大,我在楼下能听见。
“他说他住院我一次没去,说我心里没他。”
“我咋去啊,丽萍,我那三个月,科里换了两个住院医,一个怀孕七个月,一个刚分来的,我一走,病房就塌了。”
“我不是不想去,我是去了之后,那些病人怎么办。”
她说完这句,停了一会儿。
“我上个月给他转了五千块钱,他没要,退回来了。”
“我给他买了纸尿裤,我知道他不用,我就是……我不知道买啥。”
她在楼梯上坐了半个多小时。
三点五十多的时候,她起来,拍了拍裤子,下楼,走到楼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六楼那个窗户。
然后她走了。
走到小区门口,她又停下来,掏出那张传票,看了一遍,折起来,塞进包里。
那天晚上,周秉坤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我上去的时候,他坐在阳台上,阳台没开灯,就靠着客厅那点亮。
他面前放着一个小马扎,马扎上放着那个装脸盆的纸箱子,已经拆开了,脸盆在里面,盆底还有一圈没洗干净的水垢。
他说:“你知道我为啥非要离吗。”
我说:“你说。”
他说:“我住院第二十三天,那天下午,我拔了针,自己拄着拐,走到心内科门诊那边,我想看看她。”
“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见她坐在诊室里,对面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拎着一袋子片子,她说话我听不见,但是我看她一直在点头,一直在写,写了满满一张纸,然后她把那张纸转过去,指着上面一行一行跟老太太讲。”
“老太太走的时候,站起来给她鞠了个躬。”
“我在门口站着,她抬头看见我了。”
“她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然后叫下一个。”
他说到这儿,停了。
“那一眼,我记到现在。”
“她看我的眼神,跟她看那个老太太之前,看门外面候诊的人的眼神,是一模一样的。”
“那时候我就想明白了。”
我问他:“想明白什么了。”
他说:“她不是没来,她是心里那个位置,早就排满了,我排不上号。”
这件事到这,本来该完了。
可后面又出了个岔子。
三月九号,周洲从深圳回来了。
他没提前说,直接拖着箱子进门,一进门就问:“爸,你跟我妈怎么了。”
周秉坤把事说了。
周洲听完,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搓了半天,说了一句:“爸,我支持你。”
周秉坤愣了一下。
他说:“你妈去年十二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医院,让我回来,我说我项目上线,回不来,她说那你别回了,你爸这边有我。”
“她说有我。”
“结果呢。”
周洲说:“我那时候真以为她在。”
这句话说完,屋里三个人,谁也没再出声。
三月十二号,周洲去找了他妈。
回来之后,他跟他爸说了一句:“我妈哭了。”
周秉坤说:“嗯。”
周洲说:“她没解释。”
周秉坤说:“我知道她不会解释。”
周洲说:“那你还离吗。”
周秉坤没回答。
后来周洲跟我说,他妈那天就坐在诊室里,中午没吃饭,桌上放着一盒已经凉了的盒饭,一边跟他说话,一边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病房的,一个是她科里一个年轻大夫问用药的。
她跟周洲说的就一句话:“你爸想离就离吧,我这辈子对不住他,可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对得住他。”
这句话我琢磨了好几天。
我后来专门问过一个在县医院干了三十年的老护士,我问她,像陈丽华这样的医生,家里人生病,真的就一点办法没有吗。
那老护士说,办法不是没有,是人一进了那个门,脑子就自动往病人身上走,回家之后嘴还在说家里的事,脑子里过的是明天的排班,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毛病,是很多干这行的人落下的。
她还说,网上有种说法,说人到最后那口气,是身体自己按着节奏关机的,不是人能左右的。
这种说法我也看到过,说人临走前听力往往是最后消失的,所以家属要在耳边多说话。
但这只是流传的说法,没有准数,也没有哪个大夫敢打包票。
我拿这个说法去问周秉坤,他听完,笑了一下,说了一句:“那她连我耳朵边上都没来过。”
现在这事悬在这儿。
周秉坤的离婚案子,法院定在四月十八号开庭。
陈丽华没请律师。
她把传票夹在诊室那本《内科学》里,书签夹在心肌梗死那一章。
周秉坤呢,他把他的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装了两个纸箱,一箱是衣服,一箱是书和几件旧工具。
我在他屋里看见,床头柜上还放着那个保温桶,是陈丽华第一次来看他拎来的那个,桶身是红色的,盖子拧得很紧,里面空着,他也没洗。
我问他,这个要不要收起来。
他说:“放着吧。”
我说:“都要离了。”
他说:“放着吧。”
我也没再问。
他门口鞋柜上还摆着一双皮鞋,是他自己擦的,擦得干净,鞋头亮着,鞋跟磨掉了一块,一直没扔。
那双鞋他穿了六年,是陈丽华有一年过年在商场给他买的。
我听周洲说,他妈的诊室抽屉里还留着一张照片,是他爸年轻时候的,穿蓝色工装,站在厂门口,那是九八年拍的,照片边角已经卷了。
周洲说,他问他妈要不要拿回来,他妈说不用。
这事我讲完了,心里还是没底。
陈丽华那句“我来了病人怎么办”,周秉坤那句“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这两句话搁在一块儿,到底哪句更重,我到现在也拿不准。
还有那张传票,她到底是真没想明白,还是想明白了也不想说。
你们身边有没有当大夫的,家里老人孩子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要是换了你,一边是三十八个挂号的人,一边是躺在手术台上的老伴,你那天早上,往哪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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