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张“广西行政区划图”，拇指从南宁一路往东北推。越过柳州，越过桂林，指尖停在桂北群山深处一个极小的点上。女儿凑过来，问我在找什么。

“爸爸的老家。”我说。

她歪着头看了一会儿，皱起眉头：“南宁到这儿，好远。”

远。确实远。她六岁，还不懂“远”对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我告诉她，从南宁到全州，坐大巴要六个多小时，走高速，穿隧道，翻山越岭。

如果遇上春运，堵车能堵上十个小时。她小的时候，我抱她回去过两次。一次是满月，一次是清明。到了镇上，她爷爷站在路口等，脚边放着一袋新挖的淮山。她趴在我肩上睡着了，全然不知这片土地对她爸意味着什么。

全州，广西区内距离南宁最远的县。很多外地同事听到这个地名，第一反应是：“福州？”我说不是，是全州，全州的“全”。也有人猜：“泉州的泉吧？”

我摇头，说是桂北的全州，广西的北大门，湘江上游，和湖南永州接壤。一县连湘桂，湘水润全州。离南宁很远，离湖南很近——近到我们镇上的人赶集，常去湖南那边的村子，来回也就十几里路。

我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广西人。真的。我们听得懂湖南口音，也讲湖南那边的土话。村里老人说，全州古属零陵郡，历来受湘地文风浸润。

我们读《楚辞》，老师就说，屈原行吟之地离我们不远。我们从小的口音，介于广西官话和湖南土话之间，和桂林城里人打招呼，对方一听就笑：“你是全州的吧？口音好重。”

这口音跟着我到了南宁。念大学的时候，宿舍四个人，三个是南宁本地的。每回我说话，他们都让我“翻译”。有一次上课，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我读完，全班安静了一瞬间，然后有人忍不住笑出声。

我坐下，脸烧得慌。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操场走了很多圈，开始学着压低嘴里的调子，学着把尾音往回收。我以为把那口音藏起来，我就能变成一个“南宁人”。

可有些东西，藏不住。

二〇一七年冬天，我妈突发脑梗。那天下午，我还在给学生上晚自习。接到电话的时候，姐姐在那边哭得话都说不清楚：“你快回来，妈在医院，医生说情况不好。”

我挂了电话，冲出教学楼，一路跑到校门口的公交站。最后一班回全州的大巴早开走了。我站在路边，拿手机拼命刷高铁票，南宁到桂林有票，但桂林到全州那段，当晚已经没车了。

我在桂林北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妈的影子。第二天一早，乘班车赶到县医院。走廊里消毒的水味道很浓，姐姐坐在长椅上，眼睛又红又肿。妈还在重症监护室里，插着管子。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没敢进去。

后来妈醒过来了，右手不太利索，说话也有些含糊。她看见我，第一句就是：“你咋回来了？等放假再回嘛，耽误工作。”我蹲在她床边，装模作样地笑着说：“没事，假请了。”

她偏过头去，使劲眨了眨眼。那时我就想，六小时的车程，原来不是距离的问题，是命运的问题。它不长不短，刚好卡在你冲回去救命的路上。

也是那一次，我做了一个决定。跟妻子商量了半个月，最后把南宁的房子挂了出去。卖房那天，中介带人来看房，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些忙碌的南宁人，忽然有点不认得自己。

我们俩都是老师，收入不算高，还要养孩子，房贷本来就不轻松。卖房，换了两个决定：一是在南宁重新租一套小点的房子住；二是一有长假，就带孩子回全州，住在爸妈家，陪他们吃几顿饭。

妻子没反对。只是收拾东西的时候，她轻声说了一句：“你早知道全州远，当初就不该来南宁。”我没接话。其实哪是“该不该”的事，全州没有大学。

念书、工作、成家，每一步，都逼着你往外走。全州留不住年轻人，这是整个桂北的现实。县里最好的高中，很多老师也被沿海学校挖走了。

表弟在全州开了三年饭馆，最后还是关了门。临走那天他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全州不是不好，是没人了啊。”

这句话一直堵在我心里。

三年后，女儿上小学，学校要求填“学生户籍所在地”表。我在那张表上，认认真真写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女儿问我：“爸爸，为什么写全州？我们不是南宁人吗？”

我蹲下来，想了一会儿，笑了：“我们是广西人，也是全州人。全州是最远的，但它也是我们的家。”

她没有完全听懂，跑开去玩玩具了。我站在出租屋的窗边，往外看。南宁的天很蓝，高楼很新，街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活力和机会。

可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全州老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想起小学放学后跑去湘江边看船，想起冬天去湖南那边赶集，买一袋子热腾腾的豆饼，蹲在路边吃，嘴里哈着白气。

那张地图我还存着。女儿睡觉以后，我把它摊开，指腹从南宁慢慢滑到全州，又滑回来。我数了数，大概就这样，六小时的车程。但中国人口十四亿，能数个六小时就回得去的家，已经算很幸运了。

今年过年，我们打算回全州。姐姐说，妈现在右手有点力气了，经常念叨想见孙女。我买了腊月二十八的票。手机弹出短信，火车票已出票成功。

女儿在客厅里喊：“爸爸，我们去爷爷家要从地图上走多远呀？”我说：“远，但值得。”

她不懂。我懂。

六小时车程的尽头，是我这一辈子最回不去的乡愁，也是最放不下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