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傍晚，张桂芳提着一袋青菜回到过渡房，钥匙插进锁孔，门却一下推开了。
屋里没有烟味，也没有我那双沾油的工作鞋。窗台上的灰被人擦过，床单叠得方方正正，像旅馆退房后的样子。
她先喊了我一声，没人答。又去厨房看，锅里还放着前晚没吃完的半碗面，已经结了层硬皮。
衣柜里少了一排衣服，抽屉空了两格。我的证件夹、维修工具，还有那本边角卷起的旧账本，都不见了。
桌上只剩一张水电缴费单。原本写着我的名字，后来被划掉，旁边换成了房东的姓名。
张桂芳站在桌边，盯着那道黑印看了很久，转身跑去问房东。
房东说，租约前几天已经改了，承租人换成了她。家庭水电和燃气的代缴，也从我的名下撤掉。
她听完，脸色沉了下来，掏出手机给我打电话。
第一次，停机。
第二次，还是停机。
她骂我装腔作势，说五万块钱而已，至于闹成这样吗。骂到后来，声音开始发虚。
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一格格往下排。十次，二十次，四十次。她换着号码打，最后连李浩的手机也拿过来试。
没有回音。
到凌晨，她已经拨了八十次。每次传来的，都是机械的停机提示。
她把手机摔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又捡起来，翻看我留下的东西。
衣服没带全，药盒也没带走。可证件夹和工具箱同时消失，不像临时出门，更不像赌气去住几天。
她坐到床沿，手里攥着那张五万元的转账截图，屏幕亮了又暗。
四天前，她说我爱计较，说家里人有难不能袖手旁观。
那时我只看了一眼，没有争，也没有问。
现在屋里只剩她一个人，连吵架的人都找不到了。
01
四天前，拆迁过渡房外下着细雨。
县里的老街拆了一半，路边堆着砖头和碎瓦。我们住的这套房不大，墙皮受潮后起了泡，窗户关不严，风一吹，玻璃就轻轻响。
我下班回来时，张桂芳正坐在床边数钱。
她五十岁，在超市做财务员，算账很快。几张刚领到的补款单据，被她压在膝盖上，手边放着一部旧手机。
“又补了五万。”她说。
我把外套挂到门后，先去洗手。维修车上的黄油沾在掌纹里，洗了两遍，水池边还留着黑色的细沫。
“这次是哪一项？”我问。
“临时安置补贴，补发的。”
她把单据往身后收了收，动作不大，却让我看见了抬头上的金额。
我擦干手，坐在折叠桌旁。桌面中间有道裂缝，吃饭时汤汁总往里面流，擦起来很费劲。
张桂芳低头摆弄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
李建军。
我和他是亲兄弟，他比我小四岁，自己开着一家汽修店。店在县城东边，招牌上的红漆掉了一半，平常生意不算好。
手机响了一声，转账页面很快弹出来。
五万元。
收款人那一栏，写着李建军。
我没有说话。
张桂芳抬头看我，像是在等一句责问。等了几秒，见我只拿起桌上的茶杯，她才松了口气。
“他店里要进一批配件，货款差一点。”
“差多少？”
“就差这些。”
“店里的账呢？”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语气也跟着硬起来。
“你问那么细干什么，都是一家人。”
雨点打在玻璃上，密密麻麻。我看见她的拇指在手机壳边缘来回摩挲，那是她心里没底时的小动作。
“钱是咱们的。”我说。
“拆迁款也有我的份。”
“我没说没有。”
“那你这个样子是什么意思？”
她把单据拍在桌上，声音不高，屋子却一下显得更窄。床边的塑料盆被震得转了半圈，里面几只没洗的袜子露在水面上。
我看了看那五万，又看她。
二十七年夫妻，很多话不用说。她知道我不喜欢把钱往外拿，我也知道她只要认定是家里人的事，谁劝都不容易改。
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几次。
有一次是店里换压缩机，她说只借两千。后来我在家庭账户里看到三千八，问起来，她说多出来的是运费。
还有一次，李建军的车撞坏了后保险杠，张桂芳从存款里取了一万。她回来时只说买菜花多了，剩下的钱过几天就补回去。
钱没补回来，事情也没再提。
我那时候在外地修设备，连续干了十七天。每天晚上回到宿舍，衣服上的铁屑往地上一抖，脚边就亮一圈。
张桂芳给我发消息，说家里她会安排，让我别操心。我看见了，通常只回一个字，嗯。
后来她见我不追问，便越来越顺手。
她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每一笔都不大，每次都有理由。水费、电费、儿子买房时的首付，家里老人看病，弟弟店里周转。
事情堆在一起，像窗台上的灰。每天擦一点，擦到后来，谁也说不清最初是哪天没擦干净。
张桂芳重新拿起手机，按下确认。
我看着页面上的进度圈转完，转账成功四个字停在屏幕上。
“他一会儿就能收到。”她说。
我问：“跟他说了吗？”
“说什么？”
“这是拆迁补款。”
她皱了皱眉。
“用得着交代吗？”
我没有接话。她把手机装进围裙口袋，起身去厨房热饭。
锅盖被她揭开，里面的米饭已经凉透。她打开煤气，蓝色火苗舔着锅底，房间里很快有了油烟味。
我坐在桌边，点开银行通知。
那条转账记录还在。
收款人，李建军。金额，五万元。时间，下午五点四十六分。
我拿起手机，把页面拍了下来。
张桂芳在厨房问：“你拍这个做什么？”
“留个记录。”
“你还怕我赖账？”
“不是。”
“那就删了。”
我把手机扣在掌心，没有删。
她端菜出来时，发现我还坐在原处，脸色变了变。随后又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把一碗炖白菜放到我面前。
我低头吃饭。白菜里放了不少醋，酸味冲到鼻子里，咽下去后喉咙发紧。
张桂芳夹了一块肉到我碗里。
“别摆脸色，明天我把收据给你看。”
我嗯了一声。
她像是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继续说弟弟最近不容易，汽修店房租涨了，两个工人要发工资，供货商又催得急。
这些话我听过很多遍，每一遍都差不多，只是金额不同。
我问她：“李建军知道这是补款吗？”
她筷子停了一下。
“他知道。”
“知道多少？”
“该知道的都知道。”
她说完就低头扒饭，不再看我。
窗外有辆三轮车经过，车斗里的铁片相互撞着，声音拖得很长。过渡房的墙薄，隔壁孩子在背课文，一句接一句，背错了就重来。
我把那张转账记录存进相册，改了个不显眼的名字。
晚饭后，张桂芳去洗碗。我打开衣柜，数了数自己的工作服，又把床底的工具包往里推了推。
工具还在，扳手、套筒、测电笔，一样不少。
我坐回桌前，拿起那本旧账本，翻到中间。上面记着家里这些年的杂项开支，字迹有我的，也有她的。
几页之后，很多数字被铅笔轻轻划过，旁边没有说明。
我看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
那天晚上，张桂芳睡得很快。她翻身时，床板发出咯吱一声，手臂搭过来，碰到了我的胳膊。
我没有躲，只把手机屏幕按灭。
那五万元已经离开了账户。关于它，我能做的只剩下记住。
02
第二天一早，我去县里的银行办事。
拆迁补款分了几次到账，账户上的数字原本比我们估算的多。张桂芳说，扣掉过渡房开支和一些杂费，剩下的够两个人养老。
这个说法我一直信着。
银行大厅里人不少，取号机旁站着几个提着塑料袋的老人。空调风从头顶吹下来，带着一股纸张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轮到我时，柜员让我出示身份证。
我把卡和证件递过去，说想打印近几年的流水。
“全部吗？”
“先打家庭主账户。”
她敲了几下键盘，问我要打印哪一段。我想了想，说从拆迁补款第一次到账开始。
机器在柜台后面响起来，纸张一张张吐出。柜员整理好，用回形针别在一起。
我拿到手，先看余额。
比我记得的少了很多。
不是少五万。那笔转账只是最上面的一行，往下翻，还有好几页金额不大的支出。
两千，三千，八百，一千五。
收款人有时是个人，有时只有一串账户尾号。备注写得很简单，配件、房租、买药、周转。
我把纸摊在银行外面的长椅上，一行行核对。
有些我记得，有些完全没印象。
最早的一笔在三年前，金额一千二，备注只有两个字，急用。隔了不到一个月，又转出六千，备注改成了店里。
张桂芳从没提过。
我给她打电话。响了几声，她接起来，背景里有收银机的提示音。
“怎么了？”
“主账户上的钱，你记得还有多少吗？”
“不是跟你说过吗，够养老。”
“我问具体数字。”
那头安静了两秒。
“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我在银行，看到账户余额不对。”
“怎么不对？买东西不要钱，过渡房不要钱？”
“这些我都知道。”
“知道你还问。”
她的声音压低了，像旁边有人。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晚上回去再说，我上班呢。”
电话挂得很快。
我把流水重新收好，没回单位，直接去了附近的复印店。
老板娘正在给人装订材料，见我只复印几页，便把机器让出来。
“身份证要不要一起复印？”
我说不用，只复印流水。
纸张送进机器时，灯光从边缘扫过去，黑色数字一遍遍落在白纸上。原件被我放进文件袋，复印件则分开装。
老板娘看见我翻得仔细，随口问：“家里办什么事？”
“对账。”
她点点头，没有再问。
回到维修站，师傅正在拆一台旧挖掘机的液压泵。我换上工作服，手上刚沾到油，手机又响了。
是李建军。
我接起来，他那边很吵，像有气泵在工作。
“哥，昨天那钱收到了。”
“嗯。”
“嫂子说是你们拆迁补的。”
我拿着扳手，没立刻说话。
他听见这边的金属声，笑了一下。
“我就知道你在忙。店里这阵子确实有点周转不开，过段时间缓过来，我再想办法。”
“你打算怎么还？”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先把店撑住再说。”
“什么时候能还？”
“哥，都是一家人，别卡得这么死。”
我低头看着拆开的泵体，里面积着黑红色的旧油。手指在螺纹处摸了一下，砂粒硌得生疼。
“我只是问时间。”
“真说不上来。等有钱了，我肯定不会赖。”
后面有人喊他，他匆匆说了句先忙，电话便断了。
我把扳手放回工具台，继续拆螺丝。机器老了，螺纹咬得很紧，拧动时手腕一阵阵发酸。
中午吃饭，我没有去食堂，坐在维修站门口啃了两个包子。
复印件摊在膝盖上，油渍从纸袋底部慢慢渗出来。我用纸巾挡住，又拿笔在几笔转账旁边画了小圈。
这些钱数额不大，却像被人从袋底一点点抠走的沙子。等发现时，手里已经空了一层。
下午下班前，我又看了一遍余额。
拆迁后到账的总数，我记得大约三十多万。现在账户里只剩十几万，和张桂芳说的数目差得不近。
我不想先下结论。
也许还有装修、电器、押金，或者是我漏记了。家里的开支向来由她管，我只是偶尔看一眼余额。
可那些没有说明的转账，太多了。
晚上回到过渡房，张桂芳正在择豆角。她换下了超市的制服，围裙上沾着一点酱油。
我把复印件放到桌上，没有立刻问她。
她瞥见纸张，手上的动作慢下来。
“你去查账了？”
“我去打印了流水。”
“查我？”
“查咱们家。”
她把豆角掰成小段，落进塑料盆，水面漂着几片碎叶。
我翻开第一页，指着一笔三千元的记录。
“这个是什么？”
“买东西。”
“买什么？”
“日常开支。”
“哪种日常开支？”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现在问得这么细，家里以后还过不过了？”
我把纸往她那边推了推。
“这里没有备注，只有账户尾号。”
“有些是现金周转，记不清了。”
“那这笔六千呢？”
“建军店里缺货款，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什么时候说的？”
她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回答。
我继续往下看，纸页边角被空调风吹得翘起来。那些数字并不大，每笔都不足以单独引起争吵，可加在一起，已经超过我们平常两年的生活费。
“为什么不记清楚？”我问。
“你整天在外面修机器，家里的事不都得有人管？”
“管钱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她把盆重重放到水池里，水花溅到袖口。
“那你回来管。你要是愿意管，我早就不管了。”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从哪一笔问起。
厨房的抽油烟机没有开，潮湿的豆角味混着下水道返上来的腥气，贴在鼻子前。张桂芳背过身去拧水龙头，水声很大，把她的呼吸也盖住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些钱都是家里用的，不是我拿去乱花。”
“我没说你乱花。”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只想知道还剩多少。”
她关掉水龙头，擦了擦手。
“剩多少不都在那儿吗？”
“你说过够养老。”
“现在不也够吗？”
“按这个花法，够几年？”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防备，也有不耐烦。那张脸我看了二十七年，眼角的细纹是这几年才明显的，鬓角也有了白头发。
我把后面几页叠齐，没有再逼她。
她见我不说话，反倒把锅端上灶，开始洗米。米粒落进锅里，发出细碎的碰撞声。
“你别因为五万块钱闹。”她背对着我说，“建军有难，帮一把很正常。”
“我没说不该帮。”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望着桌上的复印件。
“想让你提前说一声。”
她手上的勺子停住了。
这句话并不重，落在屋里却没什么回声。
晚饭时，她没有像平常那样给我夹菜。我也没有提起那几笔小额转账，只把复印件装进文件袋，放到工具箱最下面。
睡前，我又拿出手机，把账户余额和几张流水拍下来。
张桂芳问：“你还拍？”
“怕记错。”
她翻了个身，背朝着我。
我坐在床边，屏幕的冷光照着自己的手。相册里那些照片挨在一起，像一排没人愿意打开的抽屉。
第二天上午，维修站来了个电话。
对方没说清楚姓名，只问我是不是李建国，确认后又报了一个外地工程的地点和设备型号。
“现在能去吗？”那人问。
我握着手机，望向门外。院里的旧挖掘机停在雨棚下，履带上沾满干泥。
“什么时候出发？”
“越快越好，具体待遇和工期，见面再谈。”
我说知道了，挂断电话，把号码存了下来。
那张复印的流水还在工具箱里，边角被扳手压出一道浅痕。
我没有马上告诉张桂芳，只把文件袋往里推了推。
03
晚上吃完饭，我把那几页流水摊在桌上，问张桂芳五万元到底用来做什么。
她正在收拾碗筷，听见这话，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
“不是说了，建军店里要进货。”
“进什么货？”
“汽修配件。”
“哪家供货商？”
她把碗放进水池，水龙头随即开了起来。水声冲在不锈钢盆里，细碎又刺耳。
“你问这些有用吗？”
“有用。钱是从咱们账户出去的。”
她关掉水，回头看我。
“你什么意思，怀疑我？”
“我问用途。”
“用途就是帮弟弟渡过难关。”
我把转账那一行指给她看。
“这笔没有提前告诉我。”
“告诉你，你就会同意吗？”
这句话落下后，她自己也停了停。厨房门口堆着两袋拆迁时留下的杂物，塑料袋被风吹得轻轻晃。
我说：“你知道我不会同意。”
“那你就说不同意啊。”
“我现在说。”
“现在说有什么用，钱已经转了。”
她擦干手，坐到我对面。额头上有几根碎发，沾着洗碗时的水汽。
“李建国，你别把家里弄得跟谈生意一样。”
“夫妻之间，钱也该说清楚。”
“我用了这么多年，哪一笔是花在自己身上的？”
“不是花在自己身上，就能不说？”
她咬了一下嘴唇，把桌上的流水推回我这边。
“你只看见转出去的，没看见我平常怎么过日子。”
“那你把账说给我听。”
“我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清？”
“每天零碎开支那么多，谁能一笔笔记着？”
她的声音渐渐高了，像是提前准备好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建军有难，做嫂子的能不管吗？你是他哥，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把店关了？”
“可以帮，但不能瞒。”
“瞒你什么了？不就是五万块钱吗？”
我看着她，没有再争金额。
她总是先把数目说小，再把问题说成我的脾气。好像只要我坚持，就不是在问账，而是在为难她。
我拿出手机，把之前圈过的几笔记录翻出来。
“这三笔，也是给建军的？”
她侧过脸。
“有两笔是。”
“还有一笔呢？”
“我不记得。”
“那就查。”
“你烦不烦？”
她猛地站起来，椅脚在地砖上刮出一道响声。
“你要查就自己查，别来问我。”
说完，她进了里屋，拉开衣柜下层的抽屉。抽屉里塞着毛巾、旧存折和几只塑料袋，她翻了一阵，拿出一个深蓝色布包。
我以为她要找证件，没想到她把布包压在胸前，转身又放回去。
动作很快，快到像是不想让我看见。
“那是什么？”我问。
“没什么。”
“既然没什么，拿出来看看。”
她站在衣柜前，手掌按着布包。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信人了？”
我没有回答。
二十七年里，我很少翻她的东西。她管家里的钱，我管外面的活，彼此默认各有一块不碰的地方。
可现在那块地方从我们的账户里长出了口子。
她把抽屉关上，钥匙拔出来，塞进睡衣口袋。
“你别逼我。”
“我只是想知道钱去了哪儿。”
“钱已经转了，问来问去也回不来。”
“那你至少该告诉我。”
她站在昏暗的衣柜前，脸被门框切成两半。
“我说了，是帮建军。”
“历年的呢？”
这次她没有马上回答。
窗外有人倒垃圾，铁桶碰到水泥地，哐的一声。屋里的灯泡闪了两下，桌上的流水被风吹起一角。
过了很久，她才说：“以前的事，谁还记得。”
“你记得。”
“我不想说。”
我听懂了。
她不是没有答案，是不打算给我答案。
那天晚上，她把深蓝色布包带进了卧室。我躺在床上，听见钥匙碰到床头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抽屉被推回去。
我没有继续问。
凌晨一点多，我起身喝水，经过卧室门口时，看到她睡衣口袋旁露出一截白纸。纸上有几行字，像是日期和金额。
我站了几秒，还是没有伸手。
回到客厅，我把打印出来的流水重新装进袋子。五万元那一行被我用黑笔圈了三遍，纸面留下浅浅的凹痕。
第二天早上，张桂芳照常去上班。出门时，她在玄关换鞋，忽然回头说：“这几天别再问了，等建军把钱周转开，我会跟你说。”
“多久？”
“我不知道。”
“你总该给个时间。”
她提起包，脸色疲惫。
“你非要把我逼到这个份上吗？”
门关上后，楼道里传来她下楼的脚步声，一层一层，越来越轻。
我站在门边，把那句话想了很久。
她说的是我逼她，还是她不愿意面对这笔钱已经越过了我们的生活？
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回到过渡房。
衣柜下层的抽屉还锁着。钥匙不在她平常放零钱的瓷碗里，也不在床头柜。
我没有撬锁，只在桌边坐着等。
等到天黑，她才回来。布包仍旧贴身放着，见我坐在屋里，她脸上掠过一丝意外，随即恢复平静。
“你今天没上班？”
“去了半天。”
“为这点事？”
“为咱们家的钱。”
她没有脱外套，站在门口问：“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把账摊开。”
她盯着我，手指慢慢收紧包带。
“摊开以后呢？你是不是要一笔一笔算我这些年的不是？”
“我只算钱。”
“钱算清了，夫妻也就清了，是吗？”
我看着她，没有把那句反驳说出来。
她转身进厨房，把买回来的菜放到案板上。塑料袋里有半只鸡，袋底渗出淡红色的水，沿着地砖缝慢慢流。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证件和工作合同放在一起，装进了一个旧文件袋。
04
我等了三天，张桂芳没有把账拿出来。
她照常上班，照常买菜，晚上回来后把电视打开。新闻里的声音在屋里响着，她低头摘豆角，像那场争吵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也没有再催。
第三天晚上，她把五万元的转账记录递给我。
“你看，确实是给建军的。”
我接过手机，看完后放在桌上。
“还有其他的吗？”
“什么其他的？”
“以前那些。”
她脸色立刻变了。
“以前的事，我不是说过记不清吗？”
“那就慢慢查。”
“查什么？你想把家里的钱全追回来？”
“我想知道剩多少。”
“剩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抬头看她。
她说完便后悔了，嘴角动了动，想补一句，又咽了回去。
二十七年里，我第一次觉得她的话听起来很远。不是声音远，是那种坐在同一张桌边，却不肯把心思放在一处的远。
我问：“你觉得这还是你一个人的钱？”
“拆迁款有我的份。”
“家庭账户呢？”
“我也挣过钱。”
“我没说你没挣。”
“你就是想说，我花了你的钱。”
她抓起桌上的手机，背对着我站着。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肩膀缩成一小块。
我没有接着吵，只从文件袋里拿出三张纸。
“这几年我说过三次，大额支出要先商量。”
她转过来。
“什么时候？”
“第一次，给建军买设备。”
“那次不是急着用吗？”
“第二次，店里交房租。”
“我后来不是跟你说了？”
“你是转完以后说的。”
她不吭声。
“第三次，就是这五万。”
“这次我也告诉你了。”
“转完以后。”
屋里只剩电视机的说话声。节目主持人在介绍一种保健品，语气热闹，和我们没关系。
张桂芳走过去把电视关了。
“你非要这样算，是不是早就不想跟我过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我只是想让你先商量。”
“你要是同意，我还用得着先斩后奏吗？”
“你可以不同意。”
“你会同意吗？”
我没有回答。
她坐回床沿，双手撑在膝盖上，低头看着地面。
“建军是你亲弟弟。”
“我知道。”
“他有事，咱们帮一把怎么了？”
“你帮的是他，花的是咱们的钱。”
“他以后会还。”
“什么时候？”
她又沉默。
我把三张纸收好，装回文件袋。这个动作让她抬起头，眼神里多了一点慌乱。
“你要去干什么？”
“把东西整理一下。”
“你又要闹什么？”
“没闹。”
我起身打开衣柜，取出几件工作服。衣柜里的衣架相互撞着，发出轻响。
张桂芳走到门口，拦住我。
“你要搬出去？”
“先把自己的东西分开。”
“就因为五万块？”
“不是五万。”
我把外套叠好，放进工具箱旁边的布袋。
“是你一次都没跟我商量。”
她盯着我，眼神慢慢变冷。
“你现在说这些，像不像故意找个理由？”
“我已经找了很久。”
“找什么？”
“找你愿意跟我说实话的时候。”
她愣在原地。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先觉得陌生。过去我很少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家里有争执，通常是她哭一会儿，我出去抽根烟，回来再把水电费交上。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这次没有过去。
她伸手去抢我手里的布袋，我往旁边让了一下。
“你别拿。”
“这里面有家庭材料。”
“我的合同和证件。”
“你不能说拿走就拿走。”
“东西是我的。”
她的手停在半空，脸上的怒意一点点压下来。
“李建国，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还没想好。”
其实那一刻，我已经想好了，只是没有对她说。
我把个人证件、工程合同、银行卡和几件换洗衣服装进箱子。没有带走婚纱照，也没有动她的首饰。
她站在旁边看着，像在等我什么时候转身道歉。
过了一会儿，她说：“钱已经转了，你现在让我追回来？”
“你去追回。”
“建军那边已经用上了。”
“那是你的事。”
“你说得轻巧。”
“那就别再转。”
她抬手指着我，手臂抖了一下。
“你要是把这个家拆了，别人会怎么看我？”
“别人怎么看，不该由咱们的钱决定。”
“你就是不顾脸面。”
“脸面不是我一个人的。”
她没再说话。
第二天清晨，我去房东那里交还了次卧钥匙。过渡房的租约还剩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承租手续撤掉，只留下张桂芳作为继续居住的人。
房东有些惊讶，问我是不是要换地方。
“出去找活。”
“还回来吗？”
我把钥匙放到他手里。
“看情况。”
他没再问，把变更后的单据递给我。我在最后一页签了字，笔尖划过纸面，留下一个很深的顿号。
回到屋里，张桂芳正在煮粥。
她看见我手里的文件，脸色变了。
“你真把名字撤了？”
“只是租约改了。”
“那水电呢？”
“我也改了。”
“你至于吗？”
我把新的缴费信息放在桌上。
“以后你自己交。”
她看着那几张纸，没伸手。
我去厨房拿自己的杯子，杯底有一圈没洗掉的茶垢。洗干净后，放进工具箱。
出门时，她终于问：“你是不是要走很久？”
“工程电话还没定。”
“你回来再说不行吗？”
我扣好箱子的搭扣。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她站在门边，嘴唇抿成一条线。楼道里有人拖着水桶经过，地上留下两道湿痕。
我提着东西下楼，手里只有一个袋子和工具箱。
那本深蓝色布包，她仍旧没有拿出来。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外地工程方发来的信息，问我什么时候能到。
我看了一眼，没有回复。
走到楼下时，陈岚发来一条消息，问我材料是否已经整理好。
我停在雨棚下，把文件袋压进外套内侧，回了两个字。
“收到了。”
05
四天后的上午，张桂芳带着那本深蓝色布包，去了陈岚的办公室。
她原以为陈岚只是替我保管材料，最多劝我回去谈谈。可陈岚没有先劝和，直接把一叠银行流水摊在她面前。
“三十二笔，八年里一共四十六万。”
张桂芳盯着纸面，手慢慢松开，布包掉在膝盖上。
陈岚把最上面的一页转向她。
“这些转账，李建国都留了记录。金额、日期、账户，一笔不少。”
“他从什么时候找你的？”
“这个问题，先不谈。”
“他人呢？”
陈岚抬起眼。
“你不知道吗？”
张桂芳的脸色变白，立刻摸出手机。屏幕上仍旧是停机提示，通话记录里密密麻麻排着她拨出的号码。
“他只是跟我赌气。”
“李建国已经离开本地。”
“出差？”
“不是临时出差。”
陈岚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复印件，放到流水旁边。
“他已经签了两年的境外工程合同。”
张桂芳看着那几行字，像是没看懂。
“什么时候签的？”
“在你们争吵之前。”
“他没跟我说过。”
“这正是他来找我的原因。”
办公室的窗户关得很严，外面的车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只剩一层闷响。桌上的小风扇转着，吹得流水边角轻轻颤动。
张桂芳把手按在纸上。
“他到底想干什么？”
“提出离婚。”
她猛地抬头。
陈岚语气平静，手指压住那叠材料，没有让纸张散开。
“手续已经启动，相关材料也递了。你现在还有时间说明这些钱的用途。”
“他要跟我离婚？”
“是。”
“就因为我给了弟弟五万？”
“不是只因为五万。”
陈岚把流水向前推了一寸。
“这八年里，共有三十二笔转出。你们的账户往来，他整理得很清楚。”
张桂芳的目光落在那些日期上，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金额从几百到几万，收款账户却反复出现。
她伸手拿起其中一页，纸张在掌心里发出轻响。
“这些有些是家里开支。”
“哪些？”
“我得回去看。”
“可以。”
“有些是建军店里的周转。”
“有凭证吗？”
“他会还。”
“我问的是凭证。”
张桂芳把纸放下，手背贴着额头。她今早出门太急，只套了件薄外套，袖口沾着超市仓库里的灰。
“陈律师，你先劝劝他。”
“我不是来替你劝人的。”
“你们认识多久了？”
“从他准备材料开始。”
“他准备了多久？”
陈岚没有回答，只把另一份文件打开。
“离婚申请已经递交。你可以在期限内答辩，也可以先把每笔钱的用途整理出来。”
“他要追回这些钱？”
“他有这个权利。”
张桂芳的呼吸变得急促，胸口起伏着。她赶紧拿起水杯，杯沿碰到牙齿，发出一声轻响。
陈岚看了一眼桌上的布包。
“那里面是什么？”
“没什么。”
“如果是账目，最好现在打开。”
张桂芳按住布包的搭扣，没有动。
“这是家里的东西。”
“正因为是家里的东西，才需要说清楚。”
她低着头，指甲在布面上划过。布包外层已经磨得发亮，角落缝线也松了，里面显然装了不少纸张。
“我需要回去找。”
“可以，但时间不多。”
陈岚指了指桌上的日历。
“财产保全材料四天后提交。”
张桂芳抬头，嘴唇发干。
“保全什么？”
“账户里的存款，以及能够查到的共同财产。”
“你们要把我的钱冻住？”
“不是我的决定，是李建国提出申请。”
“那我怎么办？”
“你可以追回款项，逐笔说明用途，也可以让剩余存款抵扣损失。”
“我没拿那么多。”
“流水不会自己变。”
陈岚把清单重新整理好，声音不高，却没有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隙。
“这四天，你可以去找李建军核对，也可以把收据、转账凭证和实际用途列出来。”
张桂芳听到这个名字，肩膀缩了一下。
“他店里那些钱，很多都不是为了他自己。”
“用途要由你说明。”
“他会还。”
“这句话不能代替证据。”
办公室外有人经过，鞋底踩过走廊上的水，留下拖沓的声响。张桂芳看着那叠纸，眼前的数字像一排排关不上的抽屉。
“李建国人在哪儿？”
“境外工程驻地。”
“哪个国家？”
“他没有授权我告诉你具体位置。”
“我是他妻子。”
陈岚抬头看她。
“你们的婚姻还没有解除，但这不等于他必须把所有行程都交给你。”
这句话让张桂芳的脸一下失了血色。
她抓起手机，接连拨出几个号码。李建国的号码依然停机，李浩也没有接。
“他是不是故意的？”
“他做决定前，已经想得很清楚。”
“那他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
“你们当面说过很多次。”
陈岚把流水收进文件夹，留下那张转账清单。
“只是以前每次说完，你们都回到原来的样子。”
张桂芳低头看着那张纸，许久没有动。窗边的阳光落下来，照出纸面上的折痕，四十六万三个字被铅笔圈在右上角，旁边写着三十二笔。
她问：“四天后会怎样？”
陈岚将最后一页压平。
“材料会提交。到那时，李建国不会撤诉。”
“他连我都不要了？”
“这不是我能回答的。”
张桂芳抱紧了那个布包，转身走到门口。门把手冰凉，她握住后又松开。
“陈律师，他只是想吓我，对不对？”
陈岚没有接话。
桌上的转账清单还摊着，日期、金额、账户尾号一笔不少。真正没算清的，是这些年我认定的“贴补”，究竟有多少是同一回事。
她以为这是一场冷战，可我早已把最后一件需要她知道的事，交给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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