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那条巷子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得侧身，姚姐的裁缝铺就嵌在里头，左边是卖卤味的，右边是卖彩票的，她夹在中间，门口一块纸板被雨水浇得字迹模糊，隐约还能认出“改裤脚五元”几个字。铺子里头转个身都费劲，布料堆得像小山，线轱辘滚得到处都是，那台老蝴蝶牌缝纫机上头粘着朵褪色的纸花，她说那是二十来岁时自己铰的，一直没舍得撕。
我头一回去找她，是因为新买的裤子长了半寸。那天下午铺子里没别人，她一边踩着踏板一边跟我闲聊，问我在哪儿上班、挣多少钱、搞对象没有。我含糊应着，她倒爽快，头也不抬地说：“我四十四了，连个婆家都没混上呢。”那语气就跟说“今儿个青菜涨价了”似的，一点不带磕巴的。
熟了以后才慢慢拼出她的底细。姚姐是老城南人，早些年门东那片还没拆迁，她家有个小二楼。她爹推着板车卖鸭子，她妈在家糊纸盒，日子不算宽裕但也不缺吃喝。她二十出头在金陵饭店边上的服装店站柜台，扎个高马尾，来提亲的踏破门槛。有个开出租的小伙子追她追得最上心，天天掐着点儿来接她下班，后来跑长途去了外地，说好三个月回来，结果人没回来，信儿也没捎回来一个。再后来听人说在广东那边落了脚、成了家。
姚姐提这茬的时候手里剪刀没停，咔嚓咔嚓剪着线头，说：“那会儿眼睛长在额头上，总觉得后头还有更好的，挑肥拣瘦，挑来挑去把自己挑成了老姑娘。”她妈急得嘴上起泡，托人介绍了几个，不是二婚带娃的就是大她十来岁的。有一回见了个男的，回来她妈问咋样，她撇撇嘴说那人吃饭跟猪拱食似的，吧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她妈气得三天没搭理她。后来她爹中风瘫在床上，姚姐白天站柜台晚上端屎端尿，整整伺候了三年，等把她爹送走，她自己已经三十八了。再有人上门说亲，不是丧偶的就是身上带病的，姚姐偶尔去见一面，回来就跟她妈撂话：“我图什么？伺候完我爹再伺候一个？”
话是这么说，可我有一回去她铺子改衣裳，瞥见她手机壳后头夹着张老照片，边角都磨毛了，照片上她扎着马尾站在店门口，旁边是个穿夹克的小伙子。我问是谁，她一把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后来隔壁卤味店的老陈跟我嚼舌头，说那男的就是当年开出租的姓赵的，去年回来过一趟，在城南转悠了半天，姚姐愣是没露面。
今年开春，姚姐她妈也走了。老太太临走前糊涂了小半年，有一回我去铺子，正赶上老太太从里屋出来，指着我问姚姐：“这是你媳妇啊？”姚姐噗嗤笑了：“妈，人家小姑娘，您别瞎点鸳鸯谱。”老太太哦了一声又缩回屋了。姚姐低头踩缝纫机，踩了两下突然停了，手背在脸上飞快蹭了一把，又接着踩。
就是那之后没几天，姚姐跟我掏了心窝子。那天她接了个电话，好像是哪个亲戚又要给她牵线，她嗯嗯啊啊应付了几句，挂了电话跟我说：“我跟他们撂底了，现在谁要愿意娶我，彩礼一分不要，房车也不指望，我就图个活人——晚上收了摊回去，锅里有口热饭，屋里有个人喘气儿，别让我一个人对着电视打瞌睡。”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改着条牛仔裤，缝纫机哒哒哒响得格外刺耳。
我后来真帮她物色了一个。我老公单位有个同事姓刘，四十七，离了婚，孩子归前妻，人倒是老实巴交，在江宁厂里搞质检。我跟姚姐提了一嘴，她问长啥样，我说发张照片瞧瞧，她摆手：“不用不用，你觉得靠谱就行，哪天领来我见见，我请你们吃老张家的烤鸭。”
见面那天就在铺子里头。姓刘的来了还提溜一袋苹果，穿件格子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颏。姚姐上下扫了他一眼，倒了杯水，俩人有一搭没一搭聊开了。聊了不到半个钟头，姓刘的冷不丁冒出一句：“你一个月铺子能落多少钱？”姚姐筷子往桌上一搁：“刨了房租水电，三四千吧。”姓刘的点点头：“那还行，我江宁那房子有贷款，往后你的钱管日常开销，我的钱还房贷。”
姚姐笑了一下，站起来把烤鸭盒子归置归置，说：“刘师傅，我后头还有条裤子没锁边，您慢慢吃。”那男的还没回过味儿来，姚姐已经掀帘子进里屋了。等人走了我进去，她正拆那条牛仔裤的线，拆得嗖嗖的。我说：“姐，人家也没说啥呀。”她鼻子哼了一声：“你瞅他那算计劲儿，八字没一撇就惦记上我这点儿棺材本了。我是找伴儿，不是找东家。”
后来陆陆续续又见了几个。有个退休教师倒是文绉绉的，可人家想找个能一块儿旅游跳舞的，嫌姚姐成天窝在铺子里没情调。还有个比她小两岁的装修工，嘴皮子利索得很，喝了二两酒就吹自己在河西有三套房，后来一打听，租房住，那三套房是他老板的。姚姐回来学给我听，笑得前仰后合：“我算看透了，到了这把岁数谁也别糊弄谁。你有几斤几两、房本写谁的名、退休金开多少，见面三句话就交底了。那些藏着掖着的，不是想骗婚就是想找个不要钱的保姆。”
上礼拜天我路过她铺子，她正跟隔壁老陈蹲门口逗一只流浪猫。那猫瘦得脊梁骨能当搓衣板，姚姐天天拿鱼汤拌饭喂它，愣是喂圆了一圈。老陈逗她：“姚老板，这猫都混上长期饭票了，你啥时候也混一张？”姚姐把猫搂怀里拿脸蹭猫脑袋：“急啥，饭票好找，能吃到一口锅里的不好找。”
她抬头看见我，招手让我进去，从抽屉里翻出条丝巾，说是拿我去年送她的碎布头拼的。我系上照镜子，她端详半天说：“好看，年轻就是好。”我说：“姐你也年轻。”她乐了：“拉倒吧，我都四十四了。”
正说着她手机响了，她瞄了一眼没接，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案板上。我问谁啊，她说：“还能有谁，姓赵的呗，从广东回来了，打电话说要见见。”我还没接话，她自己又嘟囔：“见啥呀，见了说啥？说当年你咋不回来找我？”可说完她又低头摆弄那条丝巾，好半天缝纫机也没响。
我走的时候她送到门口，忽然冒出一句：“小妹，你说我现在这么过，算不算一种活法？”我说算，怎么不算。她点点头转身回去了，门没关严，缝纫机又哒哒哒响起来，跟整条巷子的市井声搅和在一块儿。
回家路上我琢磨，姚姐嘴上说找个人凑合就行，其实心里那杆秤从来没扔。她不是不挑，她是不肯将就。可四十四了，爹妈都没了，铺子挣不了大钱，就剩她自个儿了，总不能连句“我想找个伴儿”都不让说吧。
前几天我又去改裤脚，她跟我说姓赵的又来了两趟，她见了一面，在对面面馆吃的皮肚面。我问咋样，她拿筷子搅着锅里的浆糊说：“面还行，人老了，肚子也鼓了。”我乐了，她也乐，笑完又说：“人家在广东开了个小饭馆，日子过得挺滋润，问我去不去。”
“你去不去？”
她把手里的活儿搁下，看了看墙上挂的那排做好的衣裳，看了看窗外卤味店门口排队的人，看了看那台贴着小红花的缝纫机，说：“我再琢磨琢磨吧。”
门外那只黄猫蹲在台阶上舔爪子，等姚姐开罐头。太阳照在那块“改裤脚五块”的纸板上，字都快看不清了。老话说得好，“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姚姐这双脚在城南的巷子里走了四十四年，什么鞋没试过？她不是不想穿鞋，是怕穿上走两步又磨出血泡来。可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谁不是一边怕磨脚一边往前蹚呢？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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