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 | 《近代人物资料丛刊》前言|事略|年谱|祭文|讣闻|近代人物资料丛刊|马忠文

歷史是由人創造的，大部分傳世文獻自然多與歷史人物相關。所以，人物資料歷來是學者從事研究不可或缺的大宗文獻。其中，像行狀、事略、墓志、家傳、年譜、國史列傳、方志列傳這類傳記資料，對傳主事迹的叙述雖繁簡不一、褒貶有别，但就瞭解人物生平而言，内容相對完整，常被學者所徵引。另外還有許多雖非傳記，却能零散反映傳主一些真實信息的原始文獻，如訃聞、哀啓、榮哀録、壽辰徵文啓、壽言、榮慶録等，它們的形成與舊時日常生活及風俗習慣直接相關，時過境遷，這些文獻往往被視爲“無用之物”而遭遺弃，能保存下來的微乎其微。殊不知，正是這類雜七雜八的小衆文獻，藴含着珍貴的家族、人物信息，爲其他文獻所無法代替。

這套《近代人物資料叢刊》就是對上述資料的彙總和刊布。書中所收文獻來自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凡近年國内各機構編輯出版的年譜叢刊、傳記叢刊、地方志人物傳記、别傳集、人物文獻選刊、訃聞文獻集成等大套叢書中收録過的近代人物資料，此次一律不再重複收入。同時，編輯本套叢書也有爲已刊傳記文獻拾遺補缺的目的，故收録範圍略微放寬，少量自述、自傳、回憶録、類傳、家族合傳，以及民國時期較常見的紀念册、殉難紀念册等文獻，也一并收入，種類之多、名目之繁，可謂名副其實的“近代人物資料”大拼盤。

碑傳文在該書中占有不少比例。一般將逝者的行述、事略、行狀、墓志銘、墓表、神道碑銘等，統稱碑傳。其中也有些微的區别，行述、行狀、事狀一般是逝者家屬或門生所撰，發送親友，主要是讓人們第一時間瞭解逝者的生平，同時也是請名流撰寫墓志銘、墓表、家傳的基本素材。所以，一些行述末尾往往會有“茲略其生平，以俟後立言君子者采擇焉”或“念府君行誼學藝實足信今而傳後，故敢粗述大略，伏乞海内作者賜之洪文，以光泉壤，感且不朽”之類的話。由此可知，傳世的不少人物傳記最早的底本可能就是行述、事狀之類的文獻。清代宣付史館立傳者，家屬需要向國史館提交相關資料，如訃聞、哀啓、行狀、行述、年譜、文集等，存放於“傳包”中，供修傳用。可見，即使官修正傳，也離不開私家撰述的原始資料，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張之洞的傳包中就存有哀啓和訃聞等文獻的原件。

本書所涉及人物，雖然也有一些政界、商界和學界名流，但大部分并非名人，而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諸如一些名人的先祖，華僑、學生、外國傳教士，以及普通紳士等。特别是“節母”“烈女”“亡室”“太夫人”等女性人物居多，這是因爲舊時代女性往往依附於男性，并無獨立的社會地位，與她們相關的人物資料自然不受重視。其實，這些女性或爲名臣之妻，或爲名子之母，曾經是世家名門的女主人，爲她們寫事略、墓志、事狀、壽言的人也都是當年的文章大家；也有一些夫婦合傳，這些資料雖以宣揚女性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的懿行爲主，但多少也會從側面提供相關人物的活動痕迹和言論，同樣是研究近代社會生活和文化難得的第一手資料，這一點恰恰容易被人們所忽視。

一百多年間，不少人物資料相關文獻的形制和内容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通過比較這些變化，可以瞭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背景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變遷。以往學界多認爲紀念集是近代的舶來品，其實，中國傳統社會便有榮哀録、哀挽録之類的紀念文獻，一般在喪事辦完以後編印，用以紀念和宣傳，内容包括訃告、哀啓、遺像（畫像或照片）、像贊或題詞、挽聯、匾額。雖然看上去多是頌揚逝者的諛詞，却也可見逝者及其家屬的交往圈。有時一些小人物的字號、籍貫等信息能從祭文、挽聯等較爲冷僻稀見的文獻中找到，甚至從挽詩、挽聯的編排順序中，也可以感悟到舊時等級禮法秩序之嚴格。大部分的哀挽録，毋寧説是逝者家屬爲彰顯家族社會聲望、宣揚忠孝道德教化的宣言書。不過，歷史的車輪滚滚向前，榮哀録也烙上了時代變遷的印記。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大學士、軍機大臣鹿傳霖病逝，次年秋七月編輯刊行的《鹿文端公榮哀録》，堪稱清末朝廷重臣榮哀録的典型和範本，其中收入諭旨、諭祭文、諭葬碑文、入祀賢良祠諭祭文、遺像、遺折、外國公使唁函、墓志銘、祭文、挽詩、挽聯等。而同時期新式女學生羅棣珊病逝後，同學爲其編印的《羅棣珊女士哀挽録》則呈現出全新的面目。這位從江蘇考進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的女生，因勤學不倦，勞心太過，致觸宿疾，於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病逝於京。她的同學在宣武門外西磚胡同謝公祠爲她舉行追悼會，學校監學、教習等均到會，追悼儀式有鳴鈴開會、報告、同學獻花、來賓獻花、宣讀祭文、宣布逝者行懿及病狀、同學演説、來賓演説、答謝來賓、唱永别歌、拍照、代表致謝來賓、鳴鈴散會等程式，完全是西洋式的。其哀挽録還規定開會服飾“一律黑衣褲，辮繩亦用黑色，佩徽章及白花”，“由代表獻花行三鞠躬禮”，“脂粉華飾概不入會”。該書後附其弟所寫行狀以及各類祭文、挽詩、挽聯等。尤爲新奇的是，該書最後附有兩首歌曲——《追悼歌》與《永别歌》，歌詞古雅，并配有簡譜，這是同時代哀挽録文獻中極少見的新生事物，從音樂史的角度也有開先河的意義。顯然，這兩種同時代的紀念文獻，體現了近代文化變遷中新舊并存的過渡性特徵。

此外，訃聞形制在鼎革之際也有明顯變化。訃聞也稱赴聞、訃告，一般是摺頁裝，石印或雕版印刷，通常叙述逝者生卒年月日，享年歲數，簡單履歷，祭奠、喪葬時間安排，喪家地址等。同時，訃聞常與哀啓一起發出，哀啓多由家屬撰述，述逝者經歷之大概，以及從生病至病逝之過程。民初以來的一些訃聞還附有逝者遺像，名人題像贊、題詞等，封面也多由名流署題；有些訃聞除哀啓外，還附有行述，可見，訃聞形制各有差异。不過，明清以來主喪者，皆爲逝者的直系兒孫、子侄、兄弟，都是男性，訃聞中絶無任何女子列名其上。但是，到了民國初年，社會風尚出現了新變化，女兒、兒媳開始以“孤哀女”“子婦”“降服子婦”等新名目出現在訃聞中。例如，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八日朱經農母親田氏病逝，在《朱母田太夫人訃告》中，其女兒朱毅農、朱我農遺孀伊笛、朱經農妻子楊静珊都出現在訃聞上，説明民初女性社會地位已明顯提高，并反映在社會習俗的新變化中。更有奇特者，林長民遇難後，在《林長民訃告》所列出訃的“孤哀子”中，甚至有其女林徽因、林燕玉。不僅允許女兒列名，而且女兒能够被列入“孤哀子”中，看來，男女平等的觀念至少在林家已經貫徹得十分徹底了。

這套叢書中披露的一些新資料也特别值得關注。學界對清季滿洲官員群體的研究向來薄弱，資料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本書所收《知非自述》便是一種難得的滿洲官員回憶録。其作者是清末新疆巡撫聯魁之子中興，他在自序中稱：“雖官不過部郎，職無所獨任，然其間約略可記者，亦殊不鮮。”該書對其家世、交游見聞以及清季的制度都有所追述，可視爲研究鼎革之際滿洲子弟的生活的第一手資料。《慶禮庭觀察行述》則是滿洲官員慶岳（原名慶禧，改慶約，再改慶岳）的家世生平自述，從中可窺見清末普通滿洲官員人家艱辛的生存之路。

書中所收的一些文獻原無作者署名，經過考訂後，作者得以確定，其價值自然也陡然提升。如《五十初度自述長古二百十韻》，題署“圓虚道人初稿”，經過考訂後發現“圓虚道人”乃是清季禮部右侍郎、粤籍名宦李文田之子李淵碩。李淵碩生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四月初九日，“五十初度”應在一九三〇年夏天，這本歌行體的自述，雖是殘稿，但叙述家族史事甚詳，對研究其父李文田的事迹尤有價值。手稿本《童年回憶録稿》亦未署作者，經有關學者考訂，確認係當代語言學家曹伯韓（一八九七—一九五九）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寫的一部早年回憶録，書中記録了他童年至青年時代學習、生活的情形，爲研究現代學術史又添新鮮史料。另有題署《先考妣傳志（先兄附）》者，内收《清中書科中書銜候選訓導先考翰仙府君行述》《楊孝秩傳》《楊母孔太夫人傳》《楊孝敏墓志銘》《楊孝敏私謚議》，爲著名學者楊樹達輯録的有關其父楊孝秩、母孔氏和兄長楊樹穀的傳記，此前并未引起學者注意。

本書所收的一些合傳文獻，也屬稀見版本。成書於一九三一年的《錫金游泮同人自述彙刊》，乃無錫秀才的“同學録”，收入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歷任江蘇學政主持的歲試、科試取中的八十三位秀才的自述。當時科舉制度早廢，昔日的秀才在世者也寥寥無幾，多數已成爲地方名流，這些自述體現了近代無錫社會的滄桑變遷，是地方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稀文獻。

有些人物資料文獻也是研究文學藝術的絶佳材料。本書收録了一批壽言文獻即屬此類。壽言是舊時人們應酬的一種文體，包括壽序、壽詩、壽聯等，是顯示個人文學造詣和才華的寫作方式。壽聯、壽言等也有代筆之作，常熟孫雄就十分珍視他爲幕主代擬的賀壽文字，專門輯爲《鄭齋壽言存稿》，以自證其在文字方面的造詣。

近代人物資料體裁多樣，五花八門，内容也詳略不同，文獻形制和内容也伴隨着時代變遷而變化，想做到詳盡準確的分類較難。因此，本叢刊收入的各類文獻分類相對寬鬆。爲了便於讀者閲讀和查閲，我們制定了嚴謹的凡例，編排了詳盡的人名字號索引。期待本書的出版能爲學界推進相關研究有長期的助益。編輯資料事務繁重，訛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馬忠文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