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博格·巴赫曼（1926—1973），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1926年，巴赫曼出生于奥地利的克拉根福，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成为残酷战争开始的前奏，而覆于巴赫曼生命之上的一道隐秘暗影是，她的父亲是一名纳粹党员。巴赫曼成长于战争的暗沉沼泽，战争结束后，她携带着历史创伤，像一只鸟儿，在大雾中疾速飞行，试图穿越人为制造的重重“边界”/“切割”，却因一场意外之火死于1973年10月，年仅47岁。
生命戛然而止，飞行仍在继续。巴赫曼的作品在其去世后不久迎来更严肃、全面的阅读。“反法西斯女性主义者”是有些论者给巴赫曼的概括性定义，在采访中巴赫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非始于第一颗炸弹的落下，并非始于你在每份报纸上都能看到的恐怖事件，它始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合切身经验，巴赫曼在战后的日常生活里，在男女关系中，辨识着暴力因素的延续。此处的“法西斯主义”可以宽泛理解为一种压制的日常化意识形态，在此，巴赫曼对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反思，与对日常关系的敏锐洞察汇合在了一起。
在《这其中也许有深意》一诗中，巴赫曼说，“我们谈话而听不懂彼此”。无法理解彼此，无法如其所是且平等地对待彼此，甚至无法用局限性的语言准确、真实地表达自己，这些问题隐约都可归结在这句诗中。而巴赫曼希望的世界可能是这样的：“说到底，我依然还沉浸在我的家乡那个充满神话的想象世界里，那是一小块稍稍实现了其理想的奥地利，一个说着许多语言、穿过许多边界的世界。”许多语言共存，没有哪种言说需要被清除，更没有哪种言说是所谓唯一正确的，边界可以自由穿越而共融于同一个世界，一个多元、和谐的场域，就像她在诗中所说，“我们会出于乡愁而跨越它们（边界）/然后与每一个地点取得和谐。”（导语：张进）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3日专题《英格博格·巴赫曼诞辰100周年：我们谈话，而听不懂彼此》B02-B03版。
B01「主题」英格博格·巴赫曼诞辰100周年：我们谈话，而听不懂彼此
B02-03「主题」巴赫曼的文学与人生：三十岁，重新开始生活
B04-05「主题」英格博格·巴赫曼：以沉默的琴弦诉说黑暗之语
B06-07「社科」突出重围：从“突骑”进入中古中国
B08「中文学术文摘」历史社会学与人工智能法研究两则
撰文｜王凡柯
三十岁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十岁可能是一场精神危机的开端。当人们逐渐拥有生活所要求的一切，却忽然发现这些东西并不能解释自己是谁，此前所经历的一切，也未必能够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个完整自洽的自我。三十岁，不再意味着向某个确定目标的挺进，而是成为一种对既有生活的怀疑。
1961年，奥地利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三十岁》。当时，她已经三十五岁，凭借两部诗集成为战后德语文学最受瞩目的诗人之一。此时的巴赫曼，早已离开故乡克拉根福，在维也纳、罗马、慕尼黑和苏黎世之间辗转生活，结识了保罗·策兰、汉斯·维尔纳·亨策、马克斯·弗里施等人，也亲身经历了文学声名所带来的荣耀与困扰。她拥有了一位成功作家理应拥有的许多东西，却在此时开始怀疑：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是否正是妨碍我们真正开始生活的东西？
在同名作品中，一个男人即将跨入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突然对过去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他曾经学习、工作、恋爱、旅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将这些经历视为构成自我的必要部分。但当他试图将它们拼接成一段完整的人生时，却发现自己并不真正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生活。他决定离开，前往意大利，然而，地理上的迁徙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自由。他所厌恶的生活方式，早已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那些曾经相信的价值、习惯使用的语言、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都在不断将他拖回原处：他既不能彻底摆脱过去，也无法在未来找到一个确定的归宿。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主人公在旅途中听人说起，有些精神病患者相信自己是拿破仑、希特勒或甘地。他忽然想到，一个人始终相信自己就是自己，难道不也可能是一种疯狂和荒谬吗？这个看似荒诞的问题，恰恰道出了现代人身份认同中的悖论：我们渴望忠实于自己，却很少追问那个被要求忠实的“自己”究竟从何而来。一个人的过去是否真的能够保证他的未来？那些被称为性格、天性和命运的东西，是否不过是社会早已替我们准备好的角色？
巴赫曼研究者尤斯特·施奈德认为，《三十岁》中的人物并不是巴赫曼的自传式化身，而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写照。这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长大，经历战争与崩溃，又不得不在战后的重建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战争虽然结束，社会却并没有因此彻底改变。许多旧有观念、权力关系与生活习惯，依然披着新的外衣继续存在，年轻人被要求重新生活，却发现日常使用的语言和理解生活的方式，仍然属于那个他们试图告别的旧世界。
小说最终也没有让主人公找到一个确定不变的自我，而是使他逐渐意识到：或许只有放弃对完整、稳定身份的执念，才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以《三十岁》作为起点回望巴赫曼的人生，就会发现，离开与返回、记忆与遗忘、语言与沉默，以及对新世界的渴望，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
《三十岁》
作者：（奥）英格博格·巴赫曼
译者：王凡柯
版本：字句lette｜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年6月
奥地利边境：
童年、战争与历史创伤
1926年6月25日，巴赫曼出生在奥地利南部城市克拉根福的一个教师家庭。克拉根福位于克恩顿州，毗邻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德语与斯洛文尼亚语在这里相遇，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山地和边境之间交错。对于童年的巴赫曼而言，世界并不是由一种语言、一个民族或一种确定的身份构成的。她后来曾将这一地区描述为一个存在许多语言、穿越许多边界的世界。在她的想象中，边界不必永远意味着隔绝，它也可以成为不同事物相遇的地方。这种对于边界的敏感，后来成为巴赫曼文学的重要精神底色。她一生不断穿越国家与语言的疆界，也不断尝试越出既定的身份与生活形式。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多年以后，巴赫曼将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克拉根福的那一天，描述为童年遭到摧毁的时刻。她说，自己的记忆仿佛从那一天才真正开始。一个孩子尚未理解政治是什么，就已经感受到政治有能力在顷刻之间改变整个世界。
不过，这段广为人知的回忆也有值得注意的复杂性。1938年3月12日，巴赫曼究竟是否亲眼见证了纳粹军队进入克拉根福，现存资料并不一致。她可能正在旅行，也可能因白喉住院。因此，这个日期与其说是一段可以准确复原的童年经历，不如说首先应被理解为巴赫曼后来为自身写作确立的象征性起点：她将童年的结束与一个时代的暴力联系在一起，使个人记忆成为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
在巴赫曼看来，记忆从来不是对既成事实的透明复制，记忆也包含着一个人后来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她如何在回忆中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精神位置。
英格博格·巴赫曼。
更耐人寻味的是，她的父亲马蒂亚斯·巴赫曼很早便加入了纳粹党，而巴赫曼终其一生都没有公开谈论这一家庭历史。她始终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却生活在一段无法轻易从自身历史中切除的过去之中，她也没有直接参与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兴起的关于父辈与加害者责任的公共争论。但是，巴赫曼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完全置身于历史罪责之外的无辜见证者。她的文学始终面对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历史暴力并不只存在于某些可以被清楚辨认的罪犯身上，它也可能潜藏于亲密关系、日常语言以及一个社会不愿触碰的沉默之中。
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巴赫曼后来的作品中，暴力常常不以令人惊骇的面貌出现，而是潜藏于最平常的社会关系之中。历史从来不像教科书中的叙述那样，能够清晰地将加害者与受害者、正确与错误分置两边。它有时就存在于自己的家庭，存在于那些亲密而熟悉的人身上。一个看似温和的人，也可能使用伤害他人的语言；一段建立在爱与信任之上的关系，也可能成为权力运作的场所。历史不是一件已经被放入档案馆的旧物，它依然可能借助一个人的言谈、习惯和情感方式，在和平年代继续生活。
1945年，战争终于结束。对于十九岁的巴赫曼而言，这也是一段充满希望的时期。她在克恩顿乡间结识了英国军官杰克·哈梅什，后者出身于一个流亡的奥地利犹太家庭。她在日记中将这一年夏天称为生命中最美好的夏天之一。此前被战争和纳粹文化政策封锁的思想世界，也重新向她开放。她开始大量阅读，写诗，尝试小说和戏剧，仿佛要在短暂的时间里追回此前被夺走的一切。
战争结束的喜悦与历史留下的创伤，同时存在于她的生命之中。一方面，人们终于拥有了走出既定生活的可能；另一方面，那些曾经支撑社会暴力的观念，却并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更迭而自动消失。战后的年轻一代必须重新学习如何生活，但他们又没有一种未经污染的语言，可以用来描述这个新的世界。
维也纳：
哲学、语言与保罗·策兰
1946年秋天，巴赫曼来到维也纳，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同时修习德语语言文学与心理学。在这里，她接触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也结识了奥地利战后文坛的重要人物。维也纳对她来说意味着一次真正的精神出走，离开了克拉根福相对封闭的环境，进入战后奥地利复杂而活跃的知识界。1950年，她以研究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她后来曾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称为一项“反对海德格尔”的工作，不过，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拒绝。她批评其哲学论述中的某些根本预设，同时也试图理解文学和艺术是否能够表达哲学概念所无法充分把握的存在经验。
这种哲学训练对巴赫曼后来的写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哲学成为她此后写作无法摆脱的精神伴侣。巴赫曼尤其关心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她始终关注语言能够表达什么，又在什么地方遭遇自身的边界。她对维特根斯坦尤其感兴趣，曾为广播撰写介绍其哲学的文章。她对语言的怀疑并不意味着放弃语言，而是意味着文学必须不断反思自己使用的词语，警惕那些看似自然、实际上早已被意识形态和社会习惯所塑造的表达。
在通常的理解中，语言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我们先拥有某种感受，然后借助词语将它表达出来。然而，语言并不总是如此被动。我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也在语言已经建立的秩序中认识自己。那些看似最为自然的表达，例如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常的爱情，早已包含着社会对于人生的某种规定。我们以为自己正在自由地说话，却可能只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说过的话。
这种认识使巴赫曼对文学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写作不能只是为既有经验寻找漂亮的修辞，而必须不断检验经验本身。一个词语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意义？人们为什么习惯用这种方式谈论爱、忠诚、故乡与真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词语，是否正在掩盖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
她对维特根斯坦的兴趣，正与这种对语言边界的敏感有关。但巴赫曼并不打算将文学变成哲学命题的说明书。哲学可以使问题变得清晰，文学却还要面对那些无法被清晰表达的东西：一个人的羞耻、痛苦、恐惧，某种尚未获得名称的感情，以及生活中那些无法被归入既定范畴的瞬间。
1948年3月，巴赫曼在维也纳结识了保罗·策兰。策兰出生于切尔诺维茨的犹太家庭，在纳粹大屠杀中失去了父母。两人很快发展出深刻而复杂的情感关系，此后经历了漫长的分离、重逢与通信。巴赫曼的研究者汉斯·霍勒强调，与策兰的相遇使巴赫曼的思想和写作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不仅是一段爱情关系，也意味着她必须更加直接地面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以及德语本身所承载的灾难性经验。
英格博格·巴赫曼与保罗·策兰（右一）。
对于他们两人而言，德语既是最亲密的文学语言，又是一种遭受历史污染的语言。它既是歌德、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语言，也是纳粹宣传、命令与种族屠杀的语言。策兰的诗歌不断与这种无法消除的历史裂缝搏斗，而巴赫曼同样意识到，语言并不会因为战争结束便重新变得纯洁。那些曾经被用来侮辱、隔绝和毁灭的词语，可能继续隐藏在日常交流之中。人们需要重新赋予语言以真实的重量，使它不再只是重复、服从和操纵的工具。
盛名与不安：
从维也纳到意大利
1953年，二十七岁的巴赫曼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部诗集《延宕的时光》也于同年出版。1954年，她登上了德国杂志《明镜》的封面，迅速成为战后德语文学最引人注目的年轻诗人之一。1956年，第二部诗集《大熊座的呼唤》出版，进一步确立了她在诗坛的地位。
然而，成名并不总是意味着自由。当时的评论界喜欢将巴赫曼描述为一位年轻、美丽、富有神秘气质的女诗人。她的诗歌被赞美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抒情之美，而那些涉及战争、历史和现实危机的尖锐声音，却时常被忽略。她似乎被塑造成一个可供欣赏的文学形象，而这个形象又渐渐遮蔽了作为思想者的巴赫曼。
20世纪50年代的西德正在经历经济重建，社会迫切希望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正常生活。人们愿意重新赞美诗歌、艺术与美，却未必愿意继续追问：这个社会究竟经历过什么？那些曾经支持纳粹主义的人们，如今又生活在哪里？
被延宕和宽限的时间并不是真正安全的时间，它意味着危险尚未解除，只是被暂时推迟。和平不是历史的终点，繁荣也不意味着精神上的重建已经完成。那些被掩埋的东西，随时可能重新出现。她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已经取得成功的诗人，自己也正在受到某种期待的限制。人们希望她继续写出那些优美、神秘而具有音乐性的诗歌，而她越来越关心的，却是文学如何正视现实中的矛盾。
1953年获得四七社文学奖后，巴赫曼辞去了维也纳“红白红”广播电台的工作，前往意大利，开始自由写作的生活。
四七社维也纳方阵的集体照。左一为保罗·策兰，前排右一为巴赫曼。
意大利不仅成为她的重要居所，也为她打开了另一种艺术世界。此后多年，她在伊斯基亚岛、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生活，与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和艺术合作。音乐并非巴赫曼偶然的爱好，早在童年时期，她便学习作曲，畅想过一部歌剧的创作。
与亨策的合作，使巴赫曼得以在文学之外继续思考声音、节奏与艺术形式。她为歌剧创作脚本，写作广播剧，也越来越熟悉声音如何进入文学的内部。语言不仅能够传达意义，它还有节奏、停顿、重复和沉默：没有说出的东西，有时恰恰比已经说出的东西更加重要。
她始终在不同城市之间迁徙，似乎只有在离开某个地方之后，才能获得重新认识它的距离。然而，这种不断出走的生活并不完全出于浪漫的自由愿望。她必须依靠广播、评论、翻译和各种写作委托维持生计，也曾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重新接受固定工作。对于一位已经名声显赫的作家而言，自由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获得的身份，而是一种必须不断付出代价的选择。
1958年，广播剧《曼哈顿的好上帝》在电台播出，它通过一段绝对爱情遭到毁灭的故事，考察爱情与既有社会秩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作品中的爱情并不只是私人激情，也构成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挑战。后来，她凭借这部广播剧获得德国著名的“战争盲人广播剧奖”。在获奖演说《人能够承受真理》中，她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文学信念：文学并不是为了替人们消除不安，更不是为了提供一种廉价的安慰。相反，它应当使人们面对自己原本不愿面对的真实。
同年，巴赫曼在巴黎结识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两人随后开始共同生活。此时，她已经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小说。1959年开始，她着手写作《三十岁》中的多篇作品。这一年冬天，巴赫曼受邀成为法兰克福大学诗学讲座的首位客座讲授者。在这些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讲座》的演讲中，巴赫曼反复讨论文学能够为人提供什么。她相信，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替人们寻找一个可以安然栖身的世界，而在于使人们意识到，现存世界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也并非某个遥远而完美的地方。它首先意味着人们仍然保有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
这些思想与《三十岁》中的人物困境紧密相连。小说里的三十岁男人，正是一个对现存生活不再满意，却又无法明确说出自己究竟渴望什么的人。他以为逃离可以带来改变，结果却发现，自己始终带着过去在不同城市之间移动。旅行无法自动消除记忆，爱情也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孤独。我们总以为成长意味着不断累积：更多的经验、知识、关系和社会认可。但积累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一个人越是习惯按照过去的经验判断未来，越可能失去面对新事物的能力。所谓成熟，有时表现为想象力的逐渐贫乏。
巴赫曼不愿接受这种结局。《三十岁》的主人公最终并没有通过旅行找到一个完整而确定的自我。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与死亡擦肩而过，司机丧生，自己却幸存下来。这场意外打断了此前几乎无穷无尽的自我反思和无边无际的自我想象。主人公没有获得关于人生的终极答案，却重新意识到，生活仍然要求自己作出行动。
这一结尾使《三十岁》区别于许多沉溺于精神危机的现代小说。怀疑与思考固然能够摧毁那些虚假的确定性，但思考本身并不能代替生活。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站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反复审视它的意义。我们终究需要再次进入世界，承受那些尚未得到解释的事情。我们终究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哪怕在思想的拉扯中。
英格博格·巴赫曼。
当然，巴赫曼在小说集中所讨论的，远不只是青年人的身份危机。它将历史的暴力、语言的局限、爱情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个人对自由的渴望，编织进七个不同的故事之中。一个人的生活并不因为战争结束便自动获得自由，也不会因为拥有爱情、家庭和社会身份就真正安稳下来。现代生活的危机往往不是我们一无所有，而是我们已经接受了太多过于满溢的东西。小说集中的七个故事，更像是一部关于战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多声现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出口，却发现真正需要跨越的边界，往往存在于自己的语言、记忆和日常生活内部。
1962年秋天，巴赫曼与弗里施的关系破裂，随之经历了一段严重的身心危机。她在此后多年间接受治疗，辗转于苏黎世、柏林和巴登-巴登。传记研究经常将这一经历与她后期文学中的痛苦联系起来。私人生活的创伤无疑影响了她的创作，然而，如果仅仅将她后来的小说全部解释为作家个人感情受挫的结果，就会遮蔽作品更为深刻的历史批判。
巴赫曼始终关心的，是个人的痛苦如何与社会历史发生联系。一个人当然可能因为爱情而受到伤害，但伤害并不总是源于某个具体人物的恶意。人们可能借助爱、责任、忠诚和道德这些最为正当的名义，对另一个人施加控制，真正难以辨认的暴力，往往恰恰发生在那些人们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事情的时刻。
此后，她开始构思规模宏大的《死亡方式》写作计划。这个题目听起来令人不安，但巴赫曼所关心的死亡，并不只是生命在生理意义上的终结。她试图描绘的是现代社会中那些难以察觉的精神毁灭：一个人如何在看似正常的关系中逐渐失去说话的权利，如何在反复的否定与羞辱中失去对自身经验的信任，又如何最终被一种无法逃脱的秩序所吞没。
1964年，巴赫曼获得德国文学界重要的毕希纳奖。同年，她前往埃及旅行，沙漠和异域文化经验使她获得了重新审视欧洲历史的距离。此后，她将纳粹时代的暴力与战后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父权关系、殖民意识和精神控制联系起来。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所谓文明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暴力已经从文明内部消失。相反，暴力完全可能拥有文明的语言、礼貌的姿态，甚至温柔的面孔。
1965年底，巴赫曼重新定居罗马。1971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马利纳》，此书被她视为《死亡方式》计划的开端。小说中，一个女性叙述者在爱情、语言、梦境和记忆的交错中不断寻找自我，却最终面临主体被抹除的危险。如果说《三十岁》中的主人公仍然能够在精神危机之后重新获得行动的勇气，那么《马利纳》中的人物则遭遇了更加隐蔽、也更加难以摆脱的困境。她几乎无法找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她所经历的伤害甚至不能被清楚地说出，因为解释这些伤害所使用的词语，也可能早已受到权力的支配。从《三十岁》到《马利纳》，巴赫曼并不是放弃了年轻时关于自由的理想，而是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种自由究竟有多么困难。
《马利纳》
作者：（奥）英格博格·巴赫曼
译者：王韵沁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野spring
2024年1月
一个尚未完成的文学世界
1973年春天，巴赫曼前往波兰，并参观了奥斯维辛和比克瑙集中营遗址。对于一个童年遭遇纳粹统治、此后始终将历史暴力作为写作核心问题的作家而言，这次旅行具有特殊的意义。同年9月，她在罗马寓所遭遇火灾，受到严重烧伤，最终于10月17日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她的早逝使后人更加倾向于以悲剧的眼光理解其一生。仿佛那些关于死亡、痛苦和自我毁灭的作品，都在预先书写她自身的命运。然而，这种阅读方式恰恰可能违背巴赫曼的文学精神。她的写作所反对的，正是将一个复杂的生命归结为某种单一命运的倾向。无论是一个人的年龄、出身、爱情经历，还是最终的死亡，都不足以解释这个人全部的思想与创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遗稿、书信和创作材料的整理出版，巴赫曼的作品迎来了学界“巴赫曼复兴”的重新发现。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将她视为一位富有抒情才华的女诗人，而是开始更加系统地考察她与哲学、心理学、音乐、现代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欧洲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她并不是一位只会表达痛苦的作家，更不是一个始终沉浸在私人情感伤口中的悲情人物。她拥有旺盛的好奇心，对哲学、音乐、戏剧和不同文化保持着持续的兴趣，也愿意参与现实中的政治讨论，反对核武装和战争，关注纳粹罪行的追究。巴赫曼的一生，不断迁徙，不断寻找新的写作形式，甚至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仍然愿意放弃熟悉的道路，重新开始。这种始终不愿停下来的精神，或许比她所经历的痛苦更值得被记住。
今天再读《三十岁》，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地被要求定义自己：在什么年龄应当取得怎样的成就，应当拥有什么样的关系，又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
人们常常将成长理解为不断接近某种确定的状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哪些事情值得相信，知道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巴赫曼却提醒我们，自我并不一定是一项可以按时完成的工程。一个人可能在三十岁的时候，才发现过去所相信的一切并不稳固；也可能在更晚的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始终生活在他人的语言和期待之中。这种承认并不是失败。真正的危险，或许恰恰在于我们过早地认定自己已经完成成长，从此不再容许生活发生任何意外。
一个人能够从这种怀疑中重新出发吗？巴赫曼没有给出一个可以使人心安的答案。她只是让那个经历了漫长困惑、几乎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三十岁男人，再次走向尚未确定的未来。也许正是那种不断与自身争辩、不断修正生活、不断为未知之物留下空间的行动，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伤痛与自由之间，一个人必须一次次重新学习如何成为自己。
三十岁，重新开始生活。
作者/王凡柯
编辑/张进
校对/杨许丽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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