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收了一批旧铜器准备卖废品，回家媳妇掂了掂重量大惊
楔子
1991年3月，安河县倒春寒。陈大顺把麻袋往地上一撂，媳妇赵小芳手一沉，脸色白了——137斤废铜，她拎出了两百斤的坠手感。倒出来一看，一尊暗红香炉压着铜壶铜碗，炉底六个字没人认得。她把炉子往米缸一塞：“这东西，先别卖。”
第一章 废铜堆里的体面人
天还没亮透，陈大顺就蹬着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门。三月的安河县刮着倒春寒的风，刀子似的往领口里钻。他缩了缩脖子，把棉袄裹紧了些，车把上挂着两条空麻袋，在风里甩得啪啪响。
城东废品站门口已经堆满了破烂。张有福正蹲在磅秤边上抽烟，见他来了，抬抬下巴算是招呼。
“有福哥，昨天说的那批铜呢？”
张有福往站里努努嘴：“墙角那堆，都给你留着。按八毛一斤算，你自己看着挑。”
陈大顺走过去扒拉。铜壶、铜碗、铜盆，还有几根断了的铜管，一层灰一层锈，看不出本来面目。他把好的往一边拣，张有福在身后说：“都一块儿收了吧，你挑剩下的我还得费事。”
“行。”陈大顺应得干脆。他手底下翻得快，忽然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拨开上面的铜壶，露出一尊香炉来。炉身暗红发黑，沾着陈年的油垢，双耳三足，造型笨笨的，底上似乎还有花纹。陈大顺拎起来掂了掂，好家伙，沉得压手。
“这个也一块儿称？”
张有福头也没抬：“都是铜，指望它能是金子？”
过磅，一百三十七斤。陈大顺掏出皮夹子数了数，八毛一斤，一百零九块六。半个月工资没了。
他把铜器裹进麻袋，扎紧口子往自行车后座一甩。往回骑的路上，他心里算着账：城西五金厂门口有个收废铜的，一块二一斤收，转手净赚五十多块。五十多块，够给苗苗买两罐麦乳精，还能给媳妇扯块料子做件褂子。
这么想着，车轮蹬得飞快。
到家门口，赵小芳正端着搪瓷盆往外泼水。见了麻袋，她放下盆来搭手。
“别别，我来。”陈大顺话没说完，赵小芳已经抓住了麻袋一角。
她的手往下一沉，整个人跟着矮了半截。
“怎么这么重？”
“一百三十七斤，能不重？”
赵小芳没松手，反而使劲往上提了提。她眉头拧起来，脸上白了白。这个表情陈大顺熟悉，去年秋天她帮厂里食堂搬铜锭，回来路上就说胳膊疼了三天。铜的沉法，她心里有数。
“大顺，你过来拎一下。”
“拎什么，不就一袋铜——”
赵小芳已经蹲下身解麻袋口了。陈大顺没辙，跟着蹲下。两人把铜器一件件往外掏，铜壶、铜碗、铜盆、铜管子，摆了一地。最后掏出来的，是那尊香炉。
赵小芳拿起来，双手托着底，往上颠了两下。她的脸色彻底变了。
“这东西不对劲。”
陈大顺笑：“古董不都这样？越老的东西越压手。”
“不是压手。”赵小芳把香炉举到眼前，翻过底来给他看，“你看这几个字。”
炉底有六个方形排列的字，方方正正，笔画里积着墨绿色的锈。陈大顺凑过去看，认了半天，只认出一个日字旁，一个王字旁。
“不认得。老物件上刻的字，谁认得全？”
赵小芳没理他，抱着香炉进了灶房。陈大顺跟过去，见她从碗柜底下摸出那杆秤来。那是陪嫁的秤，平时称个米面油盐，准得很。
秤钩挂上香炉。秤砣往外一滑，一道弧线甩出去，差点没挂住。
八斤三两。
“你听见没有？”赵小芳的声音发紧，“这么个小炉子，八斤三两。铜再沉也不能这么沉，大顺，这东西密度不对。”
陈大顺盯着秤杆看了半天，摸摸后脑勺：“……是不是秤出毛病了？”
赵小芳横了他一眼，没说话。她转身走到灶台边，把香炉搁在灶王爷像底下。香炉稳稳当当坐着，炉身上的暗红在昏暗的灶房里竟泛出一层幽光来。陈大顺看着那光泽，心里动了一下，却说不清动了什么。
“先别卖。”赵小芳说。
“不卖留着干什么？我还等着转手呢。”
“你听我的。”赵小芳擦擦手，声音压低了，“这东西不像是普通废铜。八毛一斤收来的，真要是好东西，你八毛一斤卖出去，回头知道了肠子都得悔青。”
陈大顺咂咂嘴。媳妇的脾气他知道，心细，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可这批铜他能挣五十多块，五十多块哪。苗苗的棉鞋也破了，该换；厨房的盐罐见底了；他自己那双劳保鞋底子都快磨穿了。
“那先放着，”他嘴上松了，心里没松，“过了这两天再说。”
赵小芳没接话，转身去灶前生火。火苗舔着锅底，一缕烟从灶膛里返出来，呛得她咳了两声。
那一整天，陈大顺在厂里干活总走神。车床转着，他眼睛盯着铁屑飞溅，脑子里却全是那尊香炉的样子。八斤三两，密度不对，媳妇说这话时的眼神，跟发现车间里哪台机器要出故障时一个样。
傍晚下班，他推车进院，先往灶房瞅了一眼。香炉还在灶王爷底下，一动没动。赵小芳正在院里收衣服，苗苗蹲在地上拿树枝画道道，嘴里念叨着“爸爸爸”。
吃饭的时候，赵小芳给他夹了一筷子咸菜，忽然说：“我下午去粮站买米，顺便问了问。粮站老赵说，铜的比重是八点九，一立方厘米八点九克。他说要是算体积跟重量的比例，有些东西比铜重，那可能是铅，也可能是别的。”
陈大顺扒拉着碗里的玉米面糊糊：“你懂这个。”
“我不懂。但八斤三两，这么点大，不该这么重。”
吃过饭，陈大顺刷碗，赵小芳给苗苗洗脚。等孩子睡下了，赵小芳没开灯，摸黑走到灶房。她掀开米缸盖子，把香炉从灶台上拿下来，拿块干布擦了擦炉身，来回擦了好几遍，擦到炉腹光泽温润跟玉似的。她捧着看了许久，然后轻轻放进米缸，拿米把炉子埋了个严严实实。
陈大顺躺在里屋床上，听见米缸盖子响，翻了个身。
“藏什么呢？”
“没藏什么。”赵小芳的声音从灶房传过来，闷闷的。
陈大顺没再问。他盯着房顶的椽子，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想着挣差价，一会儿又想起媳妇脸色发白的样子，一会儿又想起那八个字到底认不认得。迷迷糊糊要睡着时，他听见赵小芳轻手轻脚上了床，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大顺，这东西要真是个物件，咱得找明白人看看。”
他哼了一声。媳妇的手搭在他胳膊上，凉凉的，带着一股米缸里捂出来的陈米味儿。
窗外倒春寒的风又刮起来了，把院角那棵老榆树的枯枝抽得嗖嗖响。陈大顺在黑暗里睁着眼，头一回觉得，一百多块钱收来的这堆铜，分量变得不一样了。
第二章 孙眼镜的放大镜
第二天中午，陈大顺跟车间主任请了半天假，说家里有点事。主任是个圆脸中年人，正端着搪瓷缸喝茶，抬眼看了看他，没多问，挥挥手让他走了。
陈大顺出了厂门，蹬上那辆二八大杠，先回了趟家。赵小芳上白班，中午不回来，苗苗在隔壁李婶家吃饭。他进屋直奔灶房，掀开米缸盖子，双手插进米里，把香炉摸出来。米粒凉丝丝地从指缝往下掉，他把香炉放在灶台上，拿赵小芳昨晚用的那块干布又擦了一遍。
布面蹭过炉身，发出极细的沙沙声，像砂纸磨过铁锈，又比那轻得多。陈大顺翻了翻炉底，那六个字还在，笔画里嵌着一层墨绿。他凑近闻了闻，什么味儿也没有，就是普通的铜腥气，可仔细再闻，好像又有一丝丝说不清的沉香味，若有若无，抓不住。
他用那块布把香炉裹了三层，揣进一个帆布工具包里。包往车把上一挂，他蹬上车往影剧院方向骑。
安河县影剧院在城中心十字街口，门口有个小广场，平时摆着几个摊子。修鞋的老头、卖糖葫芦的、套圈骗小孩的，还有一个收古董的。陈大顺以前路过时瞥见过，那人常年戴一副厚瓶底眼镜，镜片一圈一圈跟涟漪似的，大家管他叫孙眼镜。
到地方时，孙眼镜刚出摊。一块蓝布铺在地上，上面零零散散摆着几样东西，铜钱、旧钢笔、几块看不清字迹的砚台，还有一只缺了口的瓷碗。孙眼镜本人坐着一张小马扎，正用袖口擦眼镜片。
陈大顺把车支好，走过去蹲下，打量摊子上的东西，随口问：“老师傅，收东西不？”
孙眼镜把眼镜架回鼻梁上，从镜片上方看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说：“看什么东西。”
“一件铜器，想请您给掌掌眼。”
“拿出来看看。”
陈大顺拉开工具包拉链，把裹着布的香炉掏出来，放在蓝布上。布一解开，香炉露出来的瞬间，孙眼镜的身子明显往后仰了一下。他没有立刻去拿，而是先盯着看了几秒。
那只香炉静静立在蓝布中央。三只矮足稳稳撑着炉腹，两侧双耳弧度圆润，炉身暗红泛着深褐，包浆厚实而均匀。阳光下，炉口内壁隐隐透出一层银灰色的光泽，跟普通铜器那种青绿锈迹完全不同。
陈大顺注意到孙眼镜的喉结动了一下。
孙眼镜伸出手，两只手捧着香炉两侧，慢慢端起来。他先掂了掂，然后放下，从衣兜里摸出一把折叠式放大镜，展开镜片，凑到底部，反反复复地看。看了一会儿，他又翻过来看内壁，看双耳内侧的接缝，看三足上残留的铸痕。整个过程里，他一句话没说。
陈大顺蹲在旁边，看着孙眼镜那个厚瓶底眼镜后面的眼睛，越眯越小，到最后几乎成了一条缝。孙眼镜的手指按在炉底那六个字上，指肚微微发力，似乎在摸笔画的深浅。忽然，他的手指抖了一下。那抖很轻微，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似的，一下就收回来了。
他抬起头，盯着陈大顺。
“这东西哪来的？”
“帮人处理的。”陈大顺按照路上想好的说，“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腾地方，让我帮着看看能不能换点钱。”
孙眼镜把香炉轻轻放回蓝布上，两个手掌在膝盖上蹭了蹭，像是在擦汗，可他脸上并没有汗。他又拿起放大镜，对着炉身外围那层包浆看了一遍，看得很慢，镜片几乎贴着铜面移动。
“底款是宣德年制的。”孙眼镜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不少，“这个……市面上这种东西，大半是仿的，清仿、民国仿都有。不过这件的做工……”
他没往下说，把放大镜收起来，装进衣兜，两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像是在琢磨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在陈大顺面前晃了一下。
“五百。”
陈大顺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
“五百块。”孙眼镜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这东西我收。你不是帮人处理吗？回去跟亲戚说，五百块，这个价不低了。普通铜器论斤称，这件我按件给，足见诚意。”
陈大顺心跳得厉害。五百块。他在纺织厂一个月工资八十六块，五百块是他不吃不喝干五个月才能攒下的数。苗苗的棉鞋、家里的盐罐、他磨穿的劳保鞋底，这些东西在脑子里飞快地翻过去。他甚至看见赵小芳的脸在眼前一晃，嘴唇抿着，眉头皱着，那是她不同意时的样子。
“我得回去问问。”陈大顺听见自己说。
“问什么？”孙眼镜往前探了探身子，“你要是嫌少，我可以再加点，六百。六百块，这东西我收了。不过——”
他顿了顿，左右看了一眼。影剧院门口人来人往，修鞋老头正在敲一只鞋掌，当当当的响，没人注意他们。
“不过你回去别跟人提这个价，也别到处找人看。这东西的行情我心里有数，你拿给别人看，人家不一定给你这个数。信我就行。”
陈大顺把香炉重新用布裹好，塞进工具包，拉上拉链，站起来把包挂在车把上。孙眼镜也跟着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兄弟，你回去商量商量，我这两天都在这个摊子上。过了这两天，我可能就去别处收货了。”
陈大顺点点头，推着车往北走。他走出半条街，刚拐进一条巷子口，身后传来跑动的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孙眼镜正小跑着追过来，那副厚瓶底眼镜歪在鼻梁上，一只手举着。
“兄弟，等一下。”
陈大顺停住，没下车。
孙眼镜跑到跟前，喘了两口气，扶正眼镜，伸手按住陈大顺的车把，声音压得极低：“我刚才想了想，你要是诚心卖，七百。七百块，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陈大顺看着他。
“别把东西拿给第二个人看。一次也别。你直接来找我，钱当面点清。”
陈大顺感觉到帆布包里的香炉在车把上轻轻晃了一下，撞在车架子上，发出极闷的一声响。他看了孙眼镜一眼，没说话，脚下一蹬，骑车走了。身后孙眼镜似乎又喊了句什么，他没听清，也不想回头听。
出了巷子，他拐上一条更窄的小路，把车刹住。两只手攥着车把，指节发白。他低头看了一眼帆布包，布面被里面的香炉顶出一个硬邦邦的轮廓。
七百块。一年不吃不喝也攒不下七百块。
他想起昨晚赵小芳在灶房擦炉子时，那布蹭过铜面发出的沙沙声，想起她说的那句“找明白人看看”。孙眼镜算不算明白人？他说底款是宣德年制的，说市面上大半是仿的，可他的手在抖。那个抖，陈大顺看得清清楚楚。
他深吸一口气，把帆布包从车把上取下来，挂在车座底下，夹在两条腿之间。然后他重新蹬上车，踩得比刚才快得多，拐上大路，一路骑回家。
进院门时，隔壁李婶正领着苗苗在门口晒太阳。苗苗看见他，张开手跑过来，喊爸爸抱。陈大顺一手扶车，一手把苗苗捞起来，放在后座上坐稳。
“中午吃的什么？”
“李婶给我烙的饼，还有鸡蛋。”苗苗掰着手指头，“李婶说妈妈今天加班，晚上晚点回来。”
陈大顺嗯了一声，把车推进院，支好，把帆布包拎进屋。他站在灶房门口，看了一眼米缸。米缸盖子盖得严严实实，上面搁着赵小芳那杆秤。
他把帆布包放在灶台上，手搭在包上，没有打开。外面苗苗又在喊他，让他来看地上蚂蚁搬家。他应了一声，转身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又停住了，回头看了一眼灶台上的包。
他觉得自己该高兴。半年工资的东西，一转手就能挣几百块，天大的好事。可他心里七上八下，跟揣了只兔子似的。他想起赵小芳昨晚在黑暗里搭在他胳膊上的那只手，凉凉的，带着陈米味儿，贴得那么紧，像是怕他跑了似的。
第三章 米缸里的秘密
陈大顺把自行车支在院里，进屋先灌了一瓢凉水。赵小芳还没下班，苗苗在隔壁李婶家玩。他坐在灶前的矮凳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盯着灶台上的帆布包发呆。
七百块。孙眼镜从五百涨到七百，前后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这价涨得他心里发毛。真要是不值钱的东西，谁会这么上赶着加钱？
院门响了，赵小芳推车进来，车筐里放着一把蔫了的菠菜。她看见陈大顺坐在灶房，愣了一下，把车靠墙放好，一边解围巾一边走进来。
“今天回来得早？”
陈大顺没说话，先把灶台上的帆布包拿下来，放在两人之间的矮桌上。拉链拉开，露出里面裹着布的香炉。赵小芳脸上的表情变了，把围巾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坐下来。
“你去找人了？”
“找了。影剧院门口收古董的孙眼镜。”
赵小芳没问价钱，先问：“他怎么说？”
陈大顺把孙眼镜前后的话学了一遍。五百，后来追出来又涨到七百，还让他别给别人看。他一边说一边观察赵小芳的脸色。赵小芳坐在凳子上，两只手叠在膝盖上，听完了，半天没说话。灶台上的搪瓷缸里还温着水，她也没去倒。
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里屋。陈大顺听见米缸盖子挪动的声响。赵小芳从米缸深处把香炉摸出来——昨天晚上她擦完之后就搁在了那儿，米缸深，上头压着半缸棒子面，她以为稳妥。
她把香炉放在矮桌上，拿过灶台边的抹布，重新擦了一遍炉身。布蹭过铜面，沙沙地响。她擦得很慢，从口沿擦到双耳，从炉腹擦到三足。擦完，她把香炉翻过来，底款朝上，凑到窗户透进来的光线下。
“大顺，你过来看。”
陈大顺凑过去。底款四个字——大明宣德年制——方方正正刻在圈足内，周围还有一圈精细的回纹。赵小芳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回纹的凹槽，里面是深褐色的锈，刮不动。
“底下这行字，你找人认过没有？”
“孙眼镜说是大明宣德年制，明朝的。”
“那旁边这圈花里胡哨的呢？”
陈大顺愣了一下。孙眼镜光盯着底款，旁边那圈回纹确实没细说。“那应该是花纹吧，装饰用的。”
赵小芳把香炉往他面前推了推。“花纹和字我分得清。你看这圈纹路，粗细一样，间距一样，这是花纹，没错。可你再看——”
她手指点着圈足内壁靠下的位置。陈大顺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在底款左侧，有一片颜色稍浅的铜面，上面隐约有几道竖着的细线条。不仔细看，跟铜器自身的氧化斑纹混在一起，根本认不出来。
“这是字。”赵小芳说。
陈大顺把头低下去，鼻尖快贴到炉底了。那几道细线确实像字，可他一个字都不认识。笔画曲里拐弯的，有的像弯钩，有的像方块，跟厂里标语牌上的字完全两回事。
“我看不懂。”他说。
“我也看不懂。”赵小芳把香炉翻回来，三足朝下搁在桌上，“但孙眼镜也没提这茬。他光说底款，旁边这些字他要么没看见，要么看见了没说。”
陈大顺坐回凳子上。孙眼镜追出来加价的样子又在眼前晃了一遍。手抖，追半条街，不让给别人看。他要是真看准了，何必这么着急？除非他心里也没底。
“这东西不对劲。”赵小芳说，“越看越不对劲。底款是官的，旁边还有私人的字，这叫什么？官搭私？我虽然不懂古董，可我给人织布这么多年，经纬不对的料子我摸一把就知道。这件东西，经纬不对。”
陈大顺抬起头看她。结婚这么多年，赵小芳说话从来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她说不对劲，那就是真不对劲。
“那你说怎么办？”
“找人认字。把这圈上的字认全了，看是谁写的，写的什么。弄清楚了再说卖不卖。”
“找谁？咱认识的人里头，谁认识老字？”
赵小芳想了想。“城南有个周青山，你记得不？早年在文化馆干过，后来下放到咱厂里教扫盲班。那老爷子肚子里全是墨水，什么老字他都能认。”
陈大顺一拍大腿。周青山，他当然记得。当初在厂里扫盲班，周青山教工人认字，一撇一捺掰开揉碎地讲，脾气好得很。后来政策落实了，回文化馆办了退休，就住在城南那条槐树胡同。
“我明天下午请个假，去趟城南。”
“别明天下午。今晚就去。”赵小芳站起来，把香炉重新包好，“这东西搁在咱家，我心里不踏实。孙眼镜能追你半条街，难保别人不会追上门来。趁早弄明白，早踏实。”
陈大顺看看窗外，天已经擦黑了。城南槐树胡同不算远，骑车二十分钟。他点点头，把帆布包接过来，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袄。那棉袄还是他刚进厂时发的劳保，袖口磨得露了棉花，但里子结实。他把香炉用棉袄裹了三层，裹得严严实实，再塞进帆布包，拉好拉链。
苗苗从外面跑进来，看见他手里的包，仰着头问：“爸爸，你包里装的什么？鼓鼓的。”
陈大顺把包往身后一背：“单位的东西，爸出去一趟。”
苗苗哦了一声，伸手去够他另一只手里的钥匙串。赵小芳看了陈大顺一眼，没拆穿他，弯腰把苗苗抱起来。“走，跟妈去灶房，给你煮菠菜面。”
陈大顺骑车出了巷子，往南拐上大路。路灯还没亮，天边还剩一道灰白的光。帆布包放在后座的工具箱里，他拿锁头锁了，钥匙揣进裤兜，用手按了按，硬邦邦的还在。
槐树胡同在城南老居民区，路窄，两边都是平房小院。他骑到胡同口，看见一个门牌，上面写着“槐树胡同九号”。周青山以前在厂里说过他住这儿。
陈大顺下了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院里亮着灯，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来，好像在播评书。他把锁打开，取出帆布包，拎在手上，抬手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门没闩，进来吧。”
陈大顺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第四章 周老先生的茶
周青山家的小院不大，靠墙根种着一排大葱，窗台下搁着几盆绿植。屋门半敞着，收音机里正播《杨家将》，声音开得不大。陈大顺站在院里喊了声：“周老师在家吗？”
屋里传来椅子挪动的声响，一个瘦高个儿的老人挑开门帘走出来。周青山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中山装，袖口挽到小臂。他眯眼看了看陈大顺，认出人来，脸上有了笑意：“大顺？纺织厂的小陈？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周老师，有点事想请您帮忙认认。”
“进来说，外头凉。”
屋里陈设简单，靠两面墙都是书架，木板钉的，上面塞满了书，有的书脊都翻毛了。桌上摊着一份《参考消息》，旁边搁着老花镜和搪瓷缸。周青山给陈大顺倒了杯热水，自己又续上茶，坐到藤椅上，指了指对面的方凳：“坐。什么事儿？”
陈大顺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没急着打开。周青山也不催，端起搪瓷缸抿了一口茶，等着他开口。
“周老师，我今天在城东废品站收了一批旧铜器，其中有一件……看着不太对劲。底款有几个字，旁边还有一圈字，我都不认识。想请您给看看。”
“底款？什么底款？”
“大明宣德年制。”
周青山端搪瓷缸的手停在半空，看了陈大顺一眼，慢慢把缸子放下。“东西带来了？”
陈大顺拉开帆布包，从棉袄里把那尊香炉取出来，双手捧着放到桌上。
周青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他没有急着上手，先围着桌子转了一圈，从不同角度看了一遍。然后走到书架前，从最上面一层取下一个扁平的木盒，打开来，里面是一副白手套和一把折叠放大镜。他把手套戴上，动作慢而稳。
“你坐，我看看。”
陈大顺坐回方凳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心全是汗。
周青山先没碰香炉，俯下身凑近看了一遍整体造型。三足双耳，炉身鼓圆，皮壳是深栗色，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他点点头，轻声说了句“器型周正”。
然后他拿起香炉，左手托底，右手沿炉身缓缓转了一圈。他的手指停留在炉耳上，轻轻摩挲。“双耳线条流畅，没有断口。”他自言自语般地说。
放到桌上后，他从木盒里取出一块软布，沾了点清水，在炉身一角轻轻擦拭了几下。铜锈被拭去一层浮灰，底下露出一片深沉的铜色。周青山把香炉端到窗边，对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看。铜色在自然光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泛红，沉而不暗。他看了很久，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铜质精纯。”他说，“杂质极少。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铜器，用的是暹罗进贡的风磨铜，经过反复冶炼，纯度能达到这个程度。后来的仿品，铜里掺铅掺锌，拿到光下一看就露馅。”
他坐回藤椅上，戴上放大镜，把香炉翻过来，凑近看底款。食指沿着“大明宣德年制”六个字一笔一画地描过去。看了足足五分钟，他把放大镜摘下来，搁在桌上，摘了手套。
屋子里安静极了，收音机里评书不知什么时候播完了，只剩轻微的电流声。
“大顺。”周青山的声音变得很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陈大顺老老实实地说。
周青山站起身，背着手在屋里走了两步，又转回来。“明代的宣德炉。真正宣德三年铸造的那一批，用的是风磨铜，前后只铸了三千座，绝大部分都在宫里，后来战乱散失，存世的极少。外面市面上号称宣德炉的，十有八九是后世仿制。清仿、明晚期仿、民国仿，各个时期都有。”
他顿了一下，看着陈大顺的眼睛：“但你这一尊，从我看了这么久来判断，铜质、皮壳、款识，都对得上路。底款旁边那一圈铭文，我粗看了一下，应该是后世收藏者刻的。具体内容要查资料，也不能光凭我一个人的眼力就下结论。但主体，是明代的东西。”
陈大顺的脑子嗡了一下。来的路上他想过好几种可能——也许是个不错的老物件，值个几百块；也许就是个带着字的花瓶底座，根本不值钱。他没想到会听见“宣德炉”这三个字，更没想到周青山会用“存世极少”这样的词。
“周老师，那这东西……值多少钱？”
周青山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回桌边，看着香炉，沉默了一阵，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陈大顺心上：“大顺，这东西不能私人买卖。”
陈大顺愣在那里。
“1979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地下出土和传世的珍贵文物，都归国家所有。宣德炉如果是真品，那是国家三级以上文物，私人买卖是违法的。你别看外头有人偷偷摸摸收古董，真要出了事，谁都保不住你。”
周青山看着陈大顺发白的脸，语气放缓了些：“我不是吓唬你。我是看你年纪轻轻，怕你走错路。这东西，最好交给国家。”
“交给国家？”陈大顺的声音有点干。
“对。交给县文化馆，或者直接交到省里。国家不会让你白交，有规定，会按文物的级别给奖励。具体给多少我不清楚，但不会亏待你。更重要的是，你上交了，这东西就保住了。留在私人手里，今天你卖给他，明天他倒一手，后天可能就流失到国外去了。宣德炉这种东西，不是咱们个人能留得住的。”
陈大顺低下头，看着桌上的香炉。灯光下，那深浅不一的铜色仿佛有了生命，在炉身上微微流动。他想到了赵小芳说的那句话——“这东西不对劲”，想到了孙眼镜追出门来抖着手加价的样子，想到了自己花掉的一百零九块六毛钱。半个月的工资，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嚼谷。
“周老师，”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那我要是交给文化馆，他们会不会怀疑这东西来路不正？我是从废品站收的，有收条，可废品站那边……”
“有收条就行。你从哪里买的，怎么买的，如实说清楚。废品站收来的东西，又不是你去挖的坟、撬的柜子，来路正。你放心。”
周青山又给他续了些热水。“回去跟你媳妇商量商量。这么大的事，别自己拿主意。”
陈大顺点点头。他把香炉重新用棉袄裹好，一层一层包严实，塞进帆布包，拉上拉链。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发软。
“周老师，今天这事儿……”
“我不会往外说。”周青山拍拍他的肩膀，“但你自己也要当心。这东西在你手里一天，你就得多留一天心。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陈大顺拎着帆布包走出院门。夜风一吹，后背凉飕飕的，他这才发觉自己的秋衣已经被汗浸透了。他跨上自行车，帆布包挂在车把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握车把。蹬了几下，车链子哗啦哗啦响。
骑出槐树胡同，上了大路，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洒在柏油路面上。他脑子里反复翻腾着周青山的话——“宣德炉”“存世极少”“不能私人买卖”“交给国家”。
他想到了赵小芳在米缸前擦香炉时的表情，想到了苗苗趴在桌上数米粒的样子，想到了自家那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屏幕上一道一道的雪花，赵小芳看了好几年都没舍得换。
包里的香炉沉甸甸的，压在车把上，压得他两只手都在微微发抖。
骑到纺织厂家属区路口，他停下来，一只脚撑在地上。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灰色的水泥电线杆上。他低头看了看帆布包，又抬头望了望自家窗户那片暖黄的灯光。
赵小芳还在等他。
他吸了一口气，重新蹬上车，往家骑去。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三月夜里没散尽的寒气。
第五章 满城风雨
陈大顺回到家已经快九点了。赵小芳坐在灯下补苗苗的棉裤，膝盖上摊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苗苗蜷在被窝里睡着了，一只小手露在外面，攥着被角。
“怎么这么久？”赵小芳抬头看他，手里的针停住了。
陈大顺把帆布包放在桌上，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半天没吭声。赵小芳放下针线，起身给他倒了碗热水。她没催他，只是把碗推到他手边，然后坐到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等着。
“小芳。”陈大顺终于开口，嗓子有点哑，“周老师说，这是明代宣德炉，存世极少。他说……这东西不能私人买卖。”
赵小芳的手指蜷了一下。
“周老师说，按法律，珍贵文物归国家所有。私人倒卖是犯法的。他让我交给县文化馆，说国家会给奖励，不会亏待我。”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煤炉上水壶里残余的水汽声。赵小芳低着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在纺织厂里一天要接上千个线头，指肚上全是细密的茧子。
“你咋想？”她问。
“我不知道。”陈大顺说的是实话，“我脑子现在乱得很。周老师说得好听，交给国家有奖励，可奖励能有多少？我花了一百零九块六毛，那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万一交上去就给个三五十，我不是白忙活一场？”
赵小芳抬起头：“你觉得这东西值多少钱？”
“孙眼镜出五百。周老师没说具体数，可你看他那表情，这东西肯定比五百多得多。”
两人又沉默了。隔壁传来邻居家电视机的声响，播的是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苗苗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又沉沉睡去。
“先睡吧。”赵小芳站起来，“明天再说。这事儿急不得。”
陈大顺点点头。那一夜他几乎没合眼，翻来覆去想着周青山的话，想着孙眼镜追出门的样子，想着废品站的铜锈味。
第二天天刚亮，周青山就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门。他没有去别的地方，直奔县文化馆。文化馆在县城中心，一栋三层的老式砖楼，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子。周青山在二楼找到了老馆长钱明远。
钱明远比周青山大五岁，两人年轻时在省里参加过同一期文物普查培训班，算是老交情。周青山把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提陈大顺的名字，只说城东有个年轻人从废品站收了一批旧铜器，其中有一尊疑似明代宣德炉。
钱明远听完，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个来回。“你眼力我信得过。宣德炉这东西，要是真的，那就是大事。走，我跟你去看看。”
钱明远叫上文化馆两个年轻工作人员，一个姓吴，一个姓郑，骑上自行车跟着周青山往城东赶。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后来谁也说不清。可能是孙眼镜那天中午在影剧院门口跟旁边卖烤红薯的多了一嘴，可能是周青山跟别的老伙计下棋时提了半句，也可能只是有人看见文化馆的人一大早往纺织厂家属区方向骑车。总之，陈大顺从废品站收了个宝贝的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半条街。
陈大顺刚端着搪瓷盆从屋里出来倒水，就看见自家院门口已经站了好几个人。对门的老李头端着茶缸子，一边喝一边往院里张望。隔壁刘婶假装在门口择菜，眼睛却一直往这边瞟。
“大顺，听说你收了个古董？”老李头笑呵呵地问。
陈大顺含糊地应了一声，倒完水转身要回屋。就在这时，一个粗嗓门从巷子口传过来：“大顺！陈大顺在家没有？”
张有福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座上绑着两条烟，红塔山，用塑料袋裹着。他把车往院墙上一靠，拎着烟就往院里走，脸上挂着笑。
“大顺啊，兄弟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跟你商量。”
陈大顺站在屋门口，看着他手里的烟，没接。“张老板，什么事？”
张有福把烟放在窗台上，搓了搓手：“是这样，前几天我那废品站收了一批铜器，你从我这买走了。你还记得吧？”
“记得。一百三十七斤，八毛一斤，我花了一百零九块六，收条还在。”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张有福脸上的笑纹更深了，“不过我回去翻账本，发现那批货里头，有一件是我帮一个远房亲戚暂放的。当时伙计不知道，一股脑全收进来了。你看，这东西是不是能让我拿回去？我给亲戚也有个交代。”
陈大顺的脸色沉下来。“张老板，你这话说得没道理。我去你那废品站的时候，东西堆在地上，一件一件过的秤，你伙计看着秤杆子报的数。哪件东西是谁的，他压根没提过。你当时人在屋里打牌，我问你货全不全，你说全在院子里，让我自己挑。”
张有福的笑慢慢收了。“大顺，话不能这么说。我那伙计新来的，不懂事。东西确实是我亲戚暂放的，人家家里老人留下的，舍不得卖，搁我那放两天。你收走了，我总得给人找回来吧？”
“放了两天？”陈大顺往前走了一步，“张老板，你那废品站我去过多少回了？哪回不是废铜烂铁堆成山，收进来的东西过了夜就算你的。你什么时候帮人暂放过东西？还是说，你现在听说那铜器里可能有值钱的，就改口了？”
张有福的脸涨红了。他提高嗓门：“陈大顺，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张有福在城东收了多少年废品，街坊邻居谁不知道我为人？我犯得着为一件破铜烂铁跟你扯谎？”
“那你倒是说说，那件铜器长什么样？我收的时候每件都过了手，你说得上来，东西你拿走，一百零九块六毛你也得退给我。”
张有福张了张嘴，卡住了。
院子里外已经围了二十多号人。老李头的茶缸子端在半空，刘婶的菜也不择了，都伸着脖子往里看。巷子口又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干脆把车一支，站在路边瞧热闹。
“吵什么吵！”赵小芳抱着苗苗从屋里出来，声音发紧。苗苗刚睡醒，揉着眼睛，被外面的阵仗吓得往妈妈怀里缩。赵小芳脸色发白，胸口一起一伏的。
张有福看见赵小芳出来，更来了劲：“大顺媳妇，你给评评理。那批铜器里有一件是我亲戚的，我来要回去，天经地义吧？你男人死活不认，这不是欺负人吗？”
“张老板，你要是能说清是哪一件，我们现在就翻出来给你。”赵小芳的声音不高，但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楚。
张有福刚想开口，巷口传来自行车铃铛响。周青山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钱明远和两个文化馆的年轻人。
“都让一让，让一让。”周青山下了车，分开人群走进院子。他看了张有福一眼，又看了看陈大顺，最后对钱明远点了点头。
钱明远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他进了院门，环顾一圈，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我是县文化馆的钱明远。听说这里有文物方面的事，我来看看。”
张有福的嚣张气焰顿时矮了半截。他认得钱明远，知道这是县里管文物的头头。
“钱馆长，我这就是跟大顺商量点私事……”
“私事？”钱明远看了他一眼，“涉及文物的，就没有私事。这批铜器的事情，周青山同志已经向我汇报了。东西是不是文物，要鉴定后才有结论。在结论出来之前，谁也不能擅自处置，更不能私下争夺。这是规矩。”
张有福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了看窗台上那两条烟，又看了看院子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行。”他把烟一把抓起来，夹在胳肢窝里，“陈大顺，你等着。这事没完。”
他跨上自行车，狠狠蹬了两脚，头也不回地骑走了。围观的人群慢慢散了，但议论声反而更响了。老李头凑到刘婶耳边嘀咕了句什么，刘婶眼睛瞪得溜圆。
钱明远走进陈家，赵小芳把苗苗放到炕上，手还在微微发抖。钱明远在桌边坐下，周青山站在旁边。
“小陈，”钱明远看着陈大顺，“东西呢？让我先看看。”
陈大顺应了一声，从柜子里把帆布包取出来，一层层打开，把香炉捧出来放在桌上。
钱明远的眼睛一下子定住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软布，铺在桌上，又掏出一把折叠放大镜。他凑近香炉，从炉耳看到炉足，从外壁看到内壁，越看眉头越紧。
“老周，”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有点发涩，“你的眼力没错。这确实像是宣德本朝的器。具体结论要回馆里做进一步鉴定，但八九不离十。”
他直起身，看着陈大顺和站在门口的赵小芳。“小陈，这东西按规定要交到文化馆做正式鉴定分级。如果是三级以上文物，不能再留在私人手里。你放心，国家有奖励政策，不会让你吃亏。但你要有思想准备，这东西，怕是留不住了。”
赵小芳靠在门框上，嘴唇发白。陈大顺看着桌上的香炉，那铜色在晨光里泛着一层幽亮的宝光，炉身似乎还带着地底下翻出来的土腥气。他想到张有福临走时那副嘴脸，想到街坊们议论纷纷的样子，想到苗苗被吓醒时懵懵懂懂的眼神。
“钱馆长，”他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东西在我手里，就是我的。该交交，该奖奖，我认。但张有福那边……”
“张有福的事你不用管。”钱明远把香炉重新包好，交给身后的工作人员，“文化馆会出面处理。他要是再上门闹，你到馆里找我。”
陈大顺点了点头。赵小芳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她的手温热，带着微微的湿意。
“爸，”苗苗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趴在炕沿上喊他，“那个铜壶是咱家的吗？”
陈大顺回头看她，笑了笑：“是咱家收来的，苗苗。现在要送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还回来吗？”
陈大顺愣了一下。赵小芳蹲下身，把苗苗抱起来，声音很轻：“回不回来，都是好事。”
第六章 三千元的重量
钱明远走后，院子里安静下来。赵小芳把苗苗哄回炕上，转身看见陈大顺还坐在桌边发呆。那张桌子是结婚时打的，四条腿有一条垫着半块砖头，桌面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灰白的木茬。
“你倒是说句话。”赵小芳在他对面坐下，两手绞在一起。
“说什么？”陈大顺抬起头，“钱馆长说得明白，东西留不住。”
“他说的留不住，跟张有福说的留不住，是一个意思吗？”
陈大顺没接话。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里面只剩三根。他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取下来夹在耳朵上。赵小芳看着他这个习惯动作，嘴角动了动，到底没笑出来。
那天下午，陈大顺去了趟厂里。车间主任老徐见他进来，从图纸上抬起眼睛：“大顺，你不是请了假？”
“来看看那台并条机，昨天听着声音不对。”
老徐把铅笔往耳朵上一别：“机器没事。倒是你，家里出什么事了？上午有人来厂里打听你，说你在废品站收了件宝贝。”
陈大顺心里一沉：“谁？”
“不认识，南方口音，穿得挺讲究。”老徐上下打量他，“大顺，要是有难处就说话。厂里虽然效益一般，但工友之间帮个忙还是可以的。”
“没事，徐主任。可能是搞错了。”
他出了厂门，在街边站了半天。三月的风刮在脸上，带着煤渣和土腥味。远处烟囱冒着灰白的烟，纺织厂的汽笛刚响过第二遍，早班工人该下班了。他看见赵小芳穿着蓝色工装从大门里出来，和几个女工边走边说话。她走路总是微微低着头，肩膀往前送，那是常年挡车养成的姿势。
赵小芳看见他，跟同伴说了句什么，快步走过来：“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
两人沿着厂区围墙往家走。围墙根下蹲着几个卖菜的农民，面前铺着麻袋，上面摆着蔫了的白菜和萝卜。赵小芳停下来问了问萝卜的价钱，又走开了。
“贵了两分。”她说。
“小芳，”陈大顺叫住她，“下午文化馆的人来过了。”
赵小芳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只是侧过脸等他往下说。
“钱馆长说，东西是三级文物以上，必须上交。奖励的事他说了，但没说具体多少。”
“张有福呢？”
“他说文化馆会处理。”
赵小芳这才转过身来看着他。她的脸被风吹得发红，眼睛却很亮。“大顺，我上午在车间里想了一路。这东西是咱们花钱收的，一没偷二没抢，凭啥他说上交就上交？”
“因为这是文物。”
“文物也是从废品站收来的！张有福自己不当好东西卖了，现在听说值钱了就来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陈大顺想说什么，被一阵自行车铃铛声打断。两人让到路边，一辆黑色“凤凰”自行车从身边驶过，骑车的男人穿着藏青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那人骑过去几米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陈大顺一眼。
“请问，是陈大顺师傅吗？”
南方口音。陈大顺心里咯噔一下。
“我是姓陈。”
那人把自行车支好，摘下手套走过来。他约莫四十来岁，瘦脸，颧骨有点高，笑起来嘴角先动，看着挺客气。“我姓林，从广州过来的。听人说您手里有件老铜器，想开开眼。方便不方便？”
“不方便。”赵小芳挡在陈大顺前面，“家里有病人。”
林老板的笑容半点没减：“那改天。不过我明天下午就要走，怕来不及。陈师傅，我就看一眼，看一眼就成。”
陈大顺看着这个不速之客。他穿的那双皮鞋锃亮，裤缝笔挺，手腕上还戴着块黄澄澄的手表。在安河县街上，这种打扮的人一年也见不着几个。
“你消息倒是灵通。”陈大顺说。
林老板哈哈一笑：“做我们这行的，耳朵不灵光可不行。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来安河本来是收别的东西，听说了您这事，特意多留了一天。陈师傅，您要是愿意出手，价钱好商量。”
“我说了不方便。”
“那这样，”林老板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住县招待所二零三房间，明天中午之前都在。您要是改主意了，随时来找我。”
名片是白底黑字，印着“岭南古玩商行 林德昌”几个字。陈大顺没接，赵小芳也没接。林老板也不恼，把名片轻轻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车走了。
名片在风里翻了个面。赵小芳拿起来看了一眼，随手揣进口袋。
那天晚饭吃的是萝卜丝汤和玉米面窝头。苗苗坐在小板凳上，把窝头掰碎了泡在汤里，吃得满脸都是。李素琴一边喂她一边念叨：“大顺，你爸这两天咳得厉害，我让他去卫生所看看，他死活不去。”
陈大顺嗯了一声。王广田在铁路家属区那边住，离这里有二里地。老爷子退休后每天就两件事：早上遛弯，下午在院子里侍弄他那几盆月季。月季还没到开花的时候，光秃秃的枝杈戳在黑土里。
“我明天去看看他。”
赵小芳在灶台边刷锅，手里的炊帚停下来：“等你爹来了再说吧。他那脾气，你一个人去说，他准得骂你。”
陈大顺没吭声。
夜里苗苗睡着了，小脑袋歪在枕头上，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赵小芳把被角给她掖好，自己却睁着眼睛看房顶。房顶上糊着报纸，报纸发黄了，有几处被老鼠啃出窟窿。
“大顺。”
“嗯。”
“三千块。”赵小芳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屋子听见，“林老板没开价，但张有福在门口嚷嚷的时候，说他亲戚愿意出三千。那是个大数。”
陈大顺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他白天用报纸糊了两张，糊得歪歪扭扭。
“你知道三千块在咱县能干啥？”赵小芳继续说，“买半套院子。苗苗明年上幼儿园，学费是五十块一学期，你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八。去年冬天苗苗那件棉袄，你妈给缝了又缝。咱家那台收音机还是你结婚时你姑送的，天线都断了。”
“小芳。”
“你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爹的脾气，也知道你为难。可这钱它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是咱花钱收来的。张有福那号人，你把东西给他他也不会念你的好。文化馆说奖励，奖励能有多少？三百？五百？”
陈大顺坐起来。黑暗中他摸到烟盒，抽出一根，没有点，只是放在鼻子底下闻。
“我爹以前在铁路上捡过东西。”
赵小芳不说话了。
“六五年吧，那时候我还没记事。他巡道的时候在路基上捡了个皮包，里面有两千多块钱和一块手表。那会儿两千块比现在两万都值钱。他在原地等了一天，等到失主从郑州找回来。人家要给他两百块谢礼，他一个子儿没要。”
“后来呢？”
“后来铁路局给他发了个奖状，还上了当时的《铁路工人报》。我小时候见过那张奖状，贴在墙上，他没事就擦擦上面的玻璃框。七二年搬家的时候弄丢了，他念叨了小十年。”
赵小芳沉默了很久。窗外有猫踩过瓦片的声音，远处传来火车经过的闷响，窗户纸跟着簌簌地抖。
“你爹是你爹，你是你。”她终于开口，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苗苗是你的闺女。三千块能让她明年穿新棉袄，能让她上幼儿园不交赞助费，能给她买张正经桌子写作业。”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学你爹。”
陈大顺在黑暗里找到她的手。她的手凉，手心全是茧。他把她的手焐在自己掌心里，那点温度从指尖慢慢渗进去。
“明天去招待所，听听那个姓林的到底怎么说。”他说。
赵小芳的手在他掌心里颤了一下。
“但我不答应他。”陈大顺松开她的手，把烟点上，火光一闪，照亮他半张脸，“我去听，是因为得知道那东西到底值多少。可林老板是生意人，出三千他得赚五千。他赚走的，是咱安河县的东西。”
“那钱呢？”
“钱再挣。我加几个班，下班去摆个修车摊。你手巧，绣个枕套也能卖钱。”
赵小芳把脸埋进枕头里。她的肩膀在抖，分不清是哭还是笑。过了很久，她闷闷地说：“你呀，就跟你爹一个德行。”
陈大顺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东方已经发白，鸡叫了第一遍。
“睡吧。”他躺下来，把被子往赵小芳那边扯了扯，“天亮了还得去厂里。”
赵小芳翻过身来，把脸贴在他后背上。她的眼泪洇湿了那层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衣，陈大顺感觉到那一点温热慢慢变凉。他伸手握住她搭在自己腰上的手指，一根一根扣紧。
院子里传来早起拾粪的老头推车经过的声音，车轮吱扭吱扭，混着鸡叫和远处铁路编组站调车皮的闷响。苗苗在睡梦里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又沉沉睡去。
那尊香炉被钱明远带走了，桌上只剩下那块垫炉子的蓝布，布上留着一圈淡淡的铜锈印子，像是从铜器身上拓下来的印记。陈大顺盯着那圈印子看了很久，直到窗户纸彻底亮起来，把整个屋子照得清清白白。
第七章 父亲的旧事
陈广田是第二天晌午来的。
他从铁路家属区那边走过来，走了四十分钟，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面上沾着铁路边特有的那种红褐色碎石子。他进门没坐，先站在屋子当中环顾了一圈，目光在赵小芳脸上停了停，又落到陈大顺身上。
“苗苗呢？”
“隔壁王婶家玩呢。”赵小芳给他搬了把凳子，“爹，您坐。”
陈广田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关节粗大，虎口处有一道陈年烫疤，是当年在铁路上被蒸汽管烫的。他不看儿子，盯着地面上那块蓝布看了看，上面铜锈印子还在。
“东西呢？”
陈大顺从米缸后面把香炉取出来，放在桌上。晨光从窗户纸透进来，落在炉身上，那些錾刻的花纹像活了一样泛着暗暗的光。陈广田没有伸手去碰，只是俯下身，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看到炉底那行款识时，眉头动了一下。
“哪来的？”
“城东废品站，张有福那儿。”陈大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从收废铜到孙眼镜出价五百，再到周青山鉴定。他说到三千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看了赵小芳一眼。
赵小芳站在灶台边，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没说话。
陈广田听完，从兜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根旱烟，点着，抽了两口。烟味很冲，屋子里很快笼了一层青白色的雾。
“六五年的事，你给小芳讲过没有？”他问陈大顺。
“讲了大概。”
陈广田把烟夹在指缝里，烟灰颤了颤，没掉下来。
“那年开春，我在三号桥那段巡道。天刚擦黑，我在路基边上看见一个皮包，黑的，牛皮面，鼓鼓囊囊。我拎起来掂了掂，沉得很。拉开一看，里面有一沓钱，十块一张的，我数了两遍，八百块。还有一块手表，梅花牌的，那会儿一块梅花表一百二，还得要工业券才买得着。另外有几份文件，图纸一样的东西，上面全是俄文。”
他抽了口烟，烟灰终于掉下来，落在蓝布上，他拿手拂了去。
“那时候八百块顶现在多少？我在铁路上一个月挣三十六块，八百块是我两年的工资。我蹲在路基上想了一个钟头，想了很多。想给你妈买台缝纫机，想给你奶奶抓药，想家里那间漏雨的西屋该翻修了。天全黑了我才站起来，把皮包揣在怀里，顺着文件上一张地址签找到了省城。四十里路，我走了一夜，天亮才到。那工程师姓宋，上海人，来河南支援三线建设的。我把皮包递给他，他手都在抖。里面那些图纸是他没备份的，丢了要出大事。”
赵小芳的锅铲在铁锅里停了一下。灶上烧着水，咕嘟咕嘟响。她没回头，肩膀却绷紧了。
“宋工程师非要给我两百块感谢费，我不要。他说那你把这块表拿着，我也不要。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说我就是个巡道的，东西还给你就中了。后来他给铁路局写了封感谢信，局里查了半个月才查到我头上。年底评先进生产者，给了我一个名额。”
陈广田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
“那个先进，发了一个搪瓷缸子，一个笔记本，还有一张奖状。搪瓷缸子用了十年，磕掉了好几块瓷。奖状贴在墙上，你小时候天天看，后来搬家弄丢了。”
他抬起头，第一次直视儿子的眼睛。陈广田的眼睛不大，眼尾耷拉着，但目光很沉，像铁轨下面那些压了无数火车的枕木。
“大顺，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要你学我。我那时候光棍一条，你奶奶身体还硬朗，我没牵挂。你有小芳，有苗苗，你比我难。”
陈大顺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
“可你得想明白一件事。”陈广田的声音放低了，低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人这一辈子值多少钱，不是看你兜里装了多少，是看你夜里躺下去，能不能一口气睡到天亮。我捡了八百块那晚上，一整夜没合眼，翻来覆去地想，那钱该不该花，花了会不会被人查出来。第二天走四十里路把东西送回去，回来路上我躺在麦秸垛上睡了两个钟头，那是我这辈子睡得最沉的一觉。”
赵小芳转过身来，眼圈红红的，嘴抿成一条线。她张了张嘴，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
“东西要是国家的，就得还给国家。”陈广田站起身，膝盖咔地响了一声，“文化馆的人不是来了吗？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办。奖励多少，那是国家的心意。不给，也是应该的。”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尊香炉。阳光已经爬到了炉身上，双耳的影子投在桌面上，像两只小小的耳朵贴着木头在听什么。
“你们自己掂量。”
他拉开纱门，走到院子里。苗苗正好从王婶家跑回来，小辫子散了一边，脸上挂着笑，扑过来抱他的腿。陈广田弯腰把她抱起来，从裤兜里摸出一张五块钱的票子，票面旧得发毛，折了好几道印子。他把钱塞进苗苗罩衣前面的小口袋里，拍了拍。
“买糖吃。”他说。
苗苗搂着他脖子不松手。陈广田在她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把她放下来，转身往巷口走。他的背有些驼了，走路时左脚微微有点跛，是早年巡道落下的毛病。走到巷口那棵老槐树下，他停了一脚，从兜里又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根，点着，这才慢慢走远了。
赵小芳一直站在门口，看着他消失在巷子拐角。她返身回屋，走到桌边，低头看着那尊香炉。铜面映出她自己的脸，模模糊糊的，五官都模糊了，只剩一双眼睛亮着。
“大顺。”
“嗯。”
“你爹说那话的时候，锅里的水开了。”她的声音有点哑，“我站在灶台旁边，锅铲都拿不稳。我不是心疼钱，我是想起苗苗去年发烧那次，半夜抱着她往医院跑，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我心里想，要是手里宽裕点，能雇个三轮车，苗苗就不用烧到四十度才到医院。”
陈大顺走过去，从后面环住她。她的背很僵，过了一会儿才慢慢软下来。
“我知道。”他说。
“可你爹那话，我也听进去了。”赵小芳把脸贴在香炉冰凉的铜壁上，声音闷闷的，“夜里睡不着觉的滋味，我也尝过。去年厂里发年终奖，多给了二十块，会计说算错了让我退回去，我拖了三天才退，那三天我天天睡不安稳，总梦见有人在背后叫我。”
陈大顺把她拉过来，让她坐在自己腿上。她瘦，腰上没一点肉，坐在他腿上轻飘飘的。他把她散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她的耳垂上有一个褪色的红点，是去年过年用凤仙花染的，早就淡得看不出颜色了。
“明天我去周老先生家一趟。”他说，“问问到底该怎么办。要是该交，咱就交。奖励多少算多少。要是不该交，咱就把它卖了，钱拿回来给苗苗存着上学。”
赵小芳抬头看他：“那林老板呢？”
“让他等着。”陈大顺说，“他出三千也好，四千也好，咱先把自己的主意拿定了再说。”
赵小芳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她从陈大顺腿上站起来，走到米缸前，把香炉重新用蓝布裹好，放进米缸里，又舀了两瓢米盖在上面，压实了。
“先吃饭。”她说，转身去灶台，锅里的水已经烧干了小半，她添了瓢凉水进去，滋啦一声响。
苗苗从院子里跑进来，手里攥着那张五块钱，举得高高的：“妈！爷爷给的钱！买糖！”
赵小芳蹲下来，把钱接过去，展平了，对着光看了看。是真钱，折过太多次，中间的纹路快要断了。她把钱压在炕席底下。
“留着给你交学费。”她说。
苗苗瘪了瘪嘴，到底没闹。陈大顺把她抱起来，举过头顶。苗苗咯咯地笑，笑声从窗户缝里钻出去，和隔壁王婶家收音机里放的豫剧混在一起，飘飘荡荡的，在老巷子上空转了几个弯，就被风吹散了。
天很晴，三月末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陈大顺抱着苗苗站在院子里，看见远处的烟囱冒出白烟，铁路方向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那声音穿过大半个县城，落在他耳朵里，像是一列火车正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开过来。他不知道那趟车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往哪里去，但他知道脚下的土地是实的，怀里的女儿是暖的，屋子里那尊香炉的分量，还需要他再掂一掂。
第八章 苗苗病了
那天夜里苗苗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被子蹬到了脚底下。赵小芳起身给她掖了两回。第三回她伸手摸苗苗的脑门，手心刚贴上去就缩了回来，那温度烫得她心口一紧。
“大顺，你摸摸，孩子烧得厉害。”
陈大顺从梦里被拽出来，手背往苗苗额头上贴了一下，整个人顿时清醒了。苗苗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干得起皮，身子却缩成一团直打哆嗦。赵小芳从炕柜里翻出体温计，往苗苗腋下一夹，五分钟不到抽出来一看，水银柱顶到了四十度的刻度线上面。
“得去医院。”赵小芳声音发紧。
陈大顺翻身下床，棉袄往身上一套，用被子把苗苗裹严实了抱起来就往外跑。赵小芳抄起桌上的手电筒跟在后头。巷子里黑灯瞎火，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陈大顺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路往县城方向跑。苗苗在他怀里闭着眼，偶尔哼两声，像只小猫。跑到巷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脚下一滑差点摔倒，赵小芳从后面扶了他一把。
“慢点，别摔着孩子。”
县医院急诊室的灯亮着。值班大夫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拿听诊器在苗苗胸前背后听了听，又用手电筒照了照嗓子，脸色沉下来。
“急性肺炎，得赶紧住院。先交一百块押金。”
陈大顺把苗苗放到急诊室的床上，手伸进棉袄内兜里掏钱。兜里一共三十七块四毛，有零有整，票面卷了边。他又翻裤兜，翻出来两毛钱钢镚。赵小芳把随身的布包翻了个底朝天，凑了五块三。她把那些毛票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手指头开始发抖。
“大顺，不够啊。”
陈大顺靠在墙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墙皮。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对面墙根下坐着个老头，佝偻着身子，手里攥着一卷发黄的草纸，目光空洞地望着急诊室的门帘。护士推着器械车从他面前经过，轮子碾过水泥地面的声音刺耳得很。
他想起林老板。那个外地来的古董商住在车站旁边的红旗旅馆，二一六房间。三千块钱就搁在那间屋里等着，只要他点头，钱马上就是他的。他又想起张有福撂下的话，说那香炉是暂存在废品站的，三天之内不还回去就要去文化馆告他倒卖文物。一千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翻来滚去，像一锅煮开了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
赵小芳蹲在床边，握着苗苗的一只手，眼泪无声地往下淌。苗苗的手被她妈握着，小小的指头微微蜷着，指甲盖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赵小芳腾出另一只手去抹眼泪，抹完了又淌下来，怎么都擦不干净。她抬头看了陈大顺一眼，就那一眼，满眼都是求助的意思。
陈大顺喉咙里堵得说不出话。他想走过去蹲下来跟她说，要不我去找林老板。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想起父亲陈广田下午说的那番话，想起老人家讲自己捡到皮包上交时眼里的那份踏实。那番话像根钉子，扎在他心口上，拔不出来。可苗苗的命比什么都金贵。他蹲下来，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一把零碎的票子，手指头在兜里捏得发白。
“我去想办法。”
他站起来往外走。医院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嗡嗡响着，照得他影子在地上忽长忽短。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夜色里看不见路，风从北边灌进领口，冻得他缩了缩脖子。他往前走几步，又停下来。脚底下像是生了根，往前走一步，心里就重一分，往后挪一步，又觉得对不起孩子。
他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很久。保安室的灯还亮着，里面没人出来赶他。远处传来火车碾过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的，越来越远。
陈大顺还是跨上了那辆二八自行车。骑出去没多远链条掉了，他蹲在路灯底下装链条，手冻得不听使唤，铁链子卡了两回，指甲盖里嵌进去黑乎乎的油泥。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在脚蹬子上磕了一下，疼得他咬了咬牙。红旗旅馆的灯牌还亮着，霓虹灯管坏了两根，“红旗”两个字的红字只剩下一道弯钩。他把车支在门口，站在台阶下面。
旅馆的门是玻璃的，里面昏黄的灯照着柜台，守夜的老头趴在桌上打瞌睡。二楼走廊的灯亮着，二一六房间的窗户关着，里面透出一点光。
陈大顺手抬起来，指尖几乎碰到了玻璃。那一瞬间他想了很多，想到三千块钱能把苗苗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全包住，还能剩下一大笔贴补家用。想到赵小芳能买那台她念叨了半年的缝纫机，想到苗苗能穿上一件不带补丁的花褂子。他的手在玻璃门前停留了大约十秒钟。
然后他把手放下来了。
他想起周青山那天泡茶时说的话，想起老馆长看香炉时眼里那份郑重，想起自己捧着那东西时手腕上那种沉甸甸的分量。那不是铜的分量。
陈大顺在旅馆门口站了十分钟，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他转身推起自行车，车头一拐，往城南骑去。
周青山家住在城南一条巷子深处，院墙不高，墙头爬满了干枯的藤蔓。陈大顺敲门的时候，屋里的灯很快就亮了。周青山披着棉袄出来开门，看见是他，二话没说先让他进屋，倒了杯热水递过去。陈大顺双手捧着杯子，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周青山听完没说话，转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票子，十块一张的，数了十张递过来。
“先给孩子看病。钱的事以后再说。”
陈大顺接过那一百块钱，攥在手心里，指关节都发白了。他站起来想道谢，嘴张了张，周青山摆摆手。
“别耽误工夫，去医院。”
陈大顺骑车往医院赶，一路上风从耳边刮过去，刮得眼睛发酸。他把那一百块钱塞进棉袄最里面的兜里，用别针别住，像揣着什么比铜还重的东西。
回到医院的时候天快亮了。赵小芳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眼睛肿了一圈，看见他进来抬起头，嘴唇动了动。陈大顺先去交了押金，拿了收据回来递给赵小芳。她看了一眼收据上的数字，又抬头看他。
“哪来的钱？”
“找周老先生借的。”
赵小芳嘴角抖了一下，没再说别的。护士进来给苗苗扎上点滴，针头扎进去的时候苗苗哭了两声，很快又睡着了。赵小芳握着女儿的手，眼泪一颗一颗掉在床单上，洇开小小的湿痕。
陈大顺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母女俩。苗苗的小脸还是红的，但呼吸比夜里平稳了些。赵小芳弓着背坐在凳子上，脑袋快要挨着床沿了。他把外套脱下来想给她披上，走到跟前才发现自己这件棉袄也旧得透光了，袖口磨出了棉絮。他把衣裳搭在她肩上，她没回头，只是把手伸过来，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陈大顺靠在门框上，看着窗外透进来的晨光一点一点铺满水泥地面。他摸了摸空荡荡的内兜，又摸了摸别着别针的那一块地方。钱这个东西，他第一次觉得，重得能把人压垮。比香炉重，比废铜重，比什么都重。可有些东西，他对自己说，比钱更重。这句话他没说出口，只是在心里翻了个面，又翻了个面，像反复掂量一件不知道怎么处置的东西。
第九章 张有福的算盘
张有福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县文化馆。
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难得梳整齐了，脚上蹬着那双平常舍不得穿的解放鞋。文化馆在县城西街，是一栋两层小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子。张有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褂子下摆抻了抻，这才推门进去。
老馆长姓方，叫方文山，六十出头，戴一副金丝边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正在办公室整理一摞旧报纸，听见有人敲门，抬头看见张有福，愣了一下。
“你是……”
“方馆长，我是城东废品站的张有福。”张有福搓着手，脸上堆着笑，“有点事想跟您反映反映。”
方文山让他坐下，倒了一杯白开水。张有福没喝，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声音说：“你们文化馆是不是在收一个铜香炉？就是纺织厂那个陈大顺手上的。”
方文山放下手里的报纸，镜片后面的眼睛定住了。
张有福接着说：“那东西是从我废品站出去的。陈大顺花了一百多块钱收走的，可那批铜里混着宝贝，他当时没看出来，我也没细看。现在他去找人估了价，听说值好几千，准备偷偷卖给外地的贩子。方馆长，这东西本该是国家的，他陈大顺私藏倒卖，不合适吧？”
方文山听完，没有马上接话。他端起自己的搪瓷缸喝了口水，才慢慢说：“老张，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会了解。你反映问题是对的，但不能随便说人家倒卖。有没有真凭实据？”
张有福拍了一下大腿：“孙眼镜！影剧院门口那个收古董的孙眼镜，陈大顺找他估过价，孙眼镜出过五百。您不信去问。”
方文山点点头，让张有福先回去，说县里会调查清楚。张有福出了文化馆，心里还是不踏实，又拐到影剧院门口找孙眼镜。孙眼镜正蹲在小马扎上擦一面铜镜，听张有福说完来意，把抹布往摊上一搁，摘下厚瓶底眼镜擦着镜片。
“张老板，人家陈大顺是拿东西来问过我，我也看了，也出过价。可人家没卖。没卖的东西，我作什么证？我总不能说人家要倒卖。这话说不通。”
张有福脸一沉：“孙眼镜，你那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孙眼镜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慢悠悠地说：“那天我说这香炉品相不错，值点钱。我可没说他陈大顺要卖给谁。张老板，你做生意这么多年，东西出了你的门，入了别人的手，这当中怎么回事，你比我清楚。”
张有福碰了个软钉子，气得转身就走。他前脚走，孙眼镜后脚就托人给陈大顺捎了个口信，说张有福去文化馆告他了，让他心里有个数。
当天下午，方文山果然派人把陈大顺叫到了文化馆。陈大顺正在车间修一台断线的经编机，满手机油，听说文化馆找他，拿棉纱擦了擦手就去了。进了办公室，看见方文山坐在桌子后面，旁边还坐着一个年轻干事，拿着本子和笔。
方文山开门见山：“小陈，有人反映你收了件文物准备倒卖，有没有这回事？”
陈大顺愣了一下，随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从城东废品站怎么收的铜，每斤八毛，一共一百三十七斤，花了多少钱，用麻袋背回家。到赵小芳掂出分量不对劲，两人怎么找孙眼镜估价，孙眼镜出五百他没卖。再到后来周青山介绍方馆长，方馆长来看过，说了国家三级文物的事。最后说到红旗旅馆，林老板出三千，他在旅馆门口站了十分钟，手抬起来又放下，转身去找了周青山借了一百块钱给苗苗交住院押金。
他说得很慢，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想一想，但没有漏掉什么。方文山一直没有打断他，只是偶尔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等陈大顺说完，办公室里静了一阵子。
方文山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看着陈大顺：“小陈，你能主动来说清楚，就很好。三千块钱，以你现在的工资，不吃不喝也得攒将近三年。你不容易。”
陈大顺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甲缝里还嵌着机油的黑印子。他说：“方馆长，那东西到底该怎么办，我听您的。苗苗还住在医院，我脑子乱，可我知道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
正说着，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张有福推门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是文化馆隔壁杂货铺的老板，被张有福拉来“作个见证”。方文山皱了皱眉，但还是让张有福坐下。
张有福一坐下就开口：“方馆长，我打听清楚了，那香炉是从我废品站出去的。既然值那么多钱，我多少也该分一份。不当得利，法律上也是这么讲的。”
方文山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搁，声音不高但很稳：“老张，你搞废品收购，东西卖出去，钱货两清，交易就算完成了。铜出了你的门，就是人家的。这个道理你比我懂。至于文物，那是国家的，不是你我的，也不是小陈的。小陈主动来找我们，这就是态度。你要分一半，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张有福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旁边那个杂货铺老板悄悄拉了拉他的袖子，低声说：“有福，算了，别闹了。”
张有福的脸涨得通红，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他看了看方文山，又看了看陈大顺，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身出了办公室。
陈大顺跟着也告辞出来。文化馆门口种着两棵老槐树，三月末的枝头刚冒出米粒大的嫩芽。他刚走下台阶，张有福从树后面闪出来，堵在他面前。两个人离得很近，陈大顺闻到他身上那股子旧棉絮混着旱烟的味道。
张有福指着陈大顺的鼻子，声音又急又粗：“陈大顺，你行啊。我废品站里收来的东西，你背回家就成了你的宝贝。你找这个估找那个估，到头来把我张有福晾一边。你这人做事不地道，吃独食，良心让狗叼了。”
陈大顺的拳头在裤缝边攥紧了，小臂上的青筋绷起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松开手指。他把拳头张开，在裤腿上蹭了蹭手心的汗。
“老张，”陈大顺的声音比他想象的要平稳，“那批铜是我花钱买的，秤是你店里的秤，斤两是你伙计称的，钱是你亲手接的。你说我吃独食，这话我不认。你要觉得亏了，我把铜还你，你把那一百零九块六毛退给我。咱俩两清。”
张有福愣住了。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梗住了。他盯着陈大顺看了好几秒钟，陈大顺没有躲他的目光。石阶下的两个人就那么站着，槐树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
最后张有福先挪开了眼。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嘴里面含含糊糊骂了几句，声音不大，听不真切，然后甩着胳膊往街那头走了。走了十几步，他又回头喊了一句：“陈大顺，你等着！”
陈大顺站在文化馆门口，没有追，也没有回话。他看着张有福的背影拐过街角，才慢慢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前。车是前几天跟工友借的，链条上还沾着昨晚换链条时蹭的油。他跨上车，脚蹬了几下，链条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骑着骑着，他心里那口气慢慢松下来。张有福骂的那些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像车间里飞起来的棉絮，抓不住，也不想抓。他想起方文山说的那句“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又想起自己说要把铜还回去时张有福脸上那一闪而过的错愕。那个表情他看懂了，因为如果是他自己，被人这样将一军，大概也是那个反应。
他骑车拐上回医院的路，路两边的杨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风从南边来，带着一点泥土化冻的气息。
到了医院门口，他把车锁好，先没上去。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摸了摸别着别针的里兜，那一百块钱还在。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满手的机油痕迹，忽然想起一件事：明天得跟周先生说一声，让他别担心，钱他会尽快还。至于方馆长那边，他相信自己该说的都说了。别人信不信，他管不了，但他心里踏实。
陈大顺抬头看了看住院部的窗户，三楼靠东边那间，苗苗应该还在睡着。他熄了烟，推开玻璃门走进去。楼道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他轻手轻脚地上楼，在病房门口停下，隔着门上那块小玻璃窗往里看。赵小芳趴在床边睡着了，一只手还搭在苗苗的被子上。苗苗的小脸转向门口，睡得正香，嘴角有一丝浅浅的弧度。
陈大顺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微微笑了。他转过身，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走廊尽头的窗外，天正在一点一点亮起来，光线从灰蓝变成浅白，落在磨得光滑的水泥地面上，像一层薄薄的水。他从兜里掏出那张叠成小方块的住院收据，展开看了看上面的数字，又折好放回去，用别针重新别紧。
第十章 赵小芳的夜
赵小芳是在化验单递过来的时候醒的。
那天后半夜护士来抽血，她迷迷糊糊松开苗苗的手，等人走了又趴回去，再睁眼时天已经大亮了。苗苗还睡着，小脸蛋上的红晕退了些，呼吸也比昨天匀实。赵小芳把手背贴上女儿的额头，温温的，不是那种烫手的灼热了。
她站起来，腰酸得像是被人从中间折过。隔壁床的大姐递过来一个煮鸡蛋，她推了两下没推掉，攥在手心里，蛋壳的温热透过掌心传上来。
“大顺呢？”隔壁床问。
“回家拿东西去了。”
赵小芳说完才想起来，昨晚他走的时候说过，回去给她拿件换洗的褂子，再给苗苗带个小枕头。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蓝布工装，袖口上还沾着前天晚上给苗苗擦汗留下的印子。
上午大夫来查房，拿听诊器在苗苗胸口听了好一会儿，说肺上的啰音比昨天轻了，再打三天针观察观察。赵小芳点了好几下头，把大夫说的每个字都记在心里。等大夫一走，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苗苗的喝水杯，半卷卫生纸，三块桃酥，还有大顺昨天买的那袋奶粉。
奶粉是铁罐装的，她看了下标价，四块五。她当时没说啥，现在拿在手里掂了掂，轻飘飘一罐，够买两斤多鸡蛋。
她又想起昨晚那份化验单，单子上的数字她看不太明白，但大夫说了一句“白细胞高”，让继续用青霉素。青霉素是贵药，一针八毛，一天打两针。她心里算了算，苗苗住一天院，加上药费针费床位费，差不多要五块钱。五块钱，大顺在厂里干一天才挣四块二。
赵小芳把奶粉罐放回抽屉，轻轻关上。病床上的苗苗翻了个身，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攥成拳头又松开。她把手塞回被子里，苗苗的胳膊细细的，比去年冬天细了一圈。
中午护士来送药，赵小芳借了纸笔，坐在床边的小凳上，把纸铺在膝盖上写。她写得很慢，字也歪歪扭扭，小学三年级之后她就没怎么拿过笔，在厂里记记数还凑合，一写长句子手就不听使唤。
她在纸上写：
三千块，能买一台电视机。她想起隔壁李嫂家去年买的那台十四寸熊猫牌，黑白的，一到晚上全院子的人都搬着板凳去她家看。苗苗每次去都站在最前面，仰着头看那块小屏幕，眼睛亮得像灯泡。
三千块，能给苗苗存学费。她想起上个月厂里幼儿园让交下半年的费用，二十八块，她跟大顺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口袋才凑齐，大顺还搭进去两条烟钱。
三千块，能给大顺买辆新自行车。他骑的那辆二八大杠还是结婚前买的二手货，车架上全是锈，后轮每转一圈就“吱呀”响一声。每天早上他骑车带她去上班，她在后座上听着那个声音，心里就跟着一颤一颤的。
三千块，能给婆婆买件好棉袄。婆婆那件棉袄穿了六七年了，里面的棉花早就不松软，去年冬天她腰上一直贴着膏药，说是凉气进了骨头。
赵小芳写到这里停住了。
她把笔帽含在嘴里，眼睛盯着纸上的字。那些字一个个黑黢黢的，像钉子一样扎在纸面上。她又拿起笔，在最后补了一行：
可是心里过不去。
这六个字写得比前面都慢。写完之后她把笔从嘴里拿下来，发现牙齿把笔帽咬出了一排小印子。她把纸折了几折，折成一小块，塞进枕头底下。
下午苗苗醒了，玩了一会儿就喊疼。赵小芳按铃叫来护士，护士说孩子肺部有痰，咳嗽牵得胸口疼，是正常的。赵小芳把苗苗抱在怀里，苗苗的小手勾住她的脖子，带着哭腔说：“妈妈，我想回家。”
赵小芳拍着她的后背，嘴里轻轻哼着苗苗从小听的那首儿歌。哼着哼着，苗苗又迷糊了，呼吸里带着一点细细的哨音。赵小芳没敢动，就那么抱着，胳膊酸了也没换手。
傍晚的时候大顺还没回来。赵小芳把苗苗放回床上，走到窗边往外看。住院部楼下是条小街，卖菜的三轮车正从街口蹬过去，车上盖着蓝布，下面大概是菠菜和韭菜。路口有个老太太在卖煮玉米，用一个小煤炉煨着，热气从锅里冒出来，被风吹得歪歪扭扭。
她想起去年秋天，苗苗闹着要吃玉米，大顺从厂里下班回来听见了，二话没说骑车去了城南赶集，买回来一大兜，煮了满满一锅。苗苗吃了半个就饱了，剩下的都是大顺自己啃的。他啃玉米的样子很认真，一粒一粒啃得干干净净，啃完还把玉米芯举起来对着灯看，说“这芯子也能换钱”。赵小芳当时笑他抠门，他只是嘿嘿一笑。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街上的路灯还没亮，有骑自行车的工人从街上经过，车铃铛响了两声，清清脆脆的，像敲在铁轨上。
赵小芳回到床边，坐下了。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张纸还在。她没拿出来，只是摸了摸那个折得方方正正的边角，又把手抽回来。
天黑透了之后，病房里的灯管嗡嗡响了一会儿才亮起来，白晃晃的光照得人眼睛发酸。赵小芳把苗苗的被子掖了掖，自己也靠在床边上，闭着眼睛养神。
脚步声是在她快睡着的时候响起来的。很轻，但她听出来了，是布鞋底蹭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带着一点拖沓的节奏，鞋底大概磨偏了。她没睁眼，就听见那脚步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更轻地走进来，像是怕吵醒谁。
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然后有东西搭在了她身上。是件外套，带着外头的凉气和一个人身上的汗味，汗味底下还有一股淡淡的机油味。她熟悉那个味道，洗衣裳的时候要用搓板使劲搓才搓得掉，指缝里的油污也是，要用碱面拌热水才洗得干净。
赵小芳睁开了眼。陈大顺正弯着腰，一只手还搭在她肩上的外套上。他大概没料到她醒着，愣了一下，那只手就停在空中。他脸上带着在外头吹了风的红印子，颧骨上蹭了一道灰，不知是在哪儿蹭的。
两个人就那么看着，谁也没先开口。苗苗在旁边床上翻了个身，轻轻咳了一下，陈大顺扭头看了一眼，又转回来。
赵小芳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够到了他的手。他的手指头冰凉，指节粗粗的，掌心里有一小块硬硬的茧，是这些年摇车床摇出来的。她攥了攥，没攥动，他的手太硬了。
陈大顺反过来把她的手包住了。他的手大，一下子就把她整个手都裹在掌心里，紧巴巴的，像是要把那点凉气都捂回去。
赵小芳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血丝，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但目光很定，定得让她心里那点七上八下的东西慢慢沉下去了。她想起昨天方馆长走之后，他在医院走廊里蹲着的样子，想起他说“我去文化馆说清楚”时的语气，想起刚才他进门时先看了一眼苗苗才回头看她。
这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合在一起，她心里那杆秤就不晃了。
陈大顺低下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苗苗听见似的：“明天我去找周老先生。”
赵小芳没说话。她看着他，点了点头。下巴触到他手背的时候蹭了一下，有点痒，她也没躲开。
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有人推着治疗车经过，铁轮子在地上滚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赵小芳把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反手拍了拍他的手背，像是拍小孩那样拍了拍。
“衣裳呢？”她问。
“在包里。”陈大顺松开手，从肩上把那个军绿色帆布包取下来，拉链头磕在床栏杆上响了一下。他赶紧按住，回头又去看苗苗，苗苗没醒，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匀得像小风箱。
赵小芳接过包，拉开拉链，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她的那件碎花褂子，还有苗苗的小枕头，枕头上还带着家里那股淡淡的皂角味。她把手伸进去摸了摸，在最底下摸到了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是两块桃酥，用草纸包着，扎了细细的麻绳。
“路上买的，”陈大顺低声说，“你晌午没怎么吃。”
赵小芳把桃酥放回去，把油纸重新包好，压在枕头底下——就压在那张写了字的纸旁边。她直起身的时候，看见陈大顺正看着苗苗，目光里有一种她很少在他脸上看到的东西，沉沉的，又软软的，像河底被水冲了很多年的石头。
“大顺，”她开口叫了他一声，又没往下说。
陈大顺转过头来。
赵小芳想了想，只说了三个字：“我支持。”
陈大顺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什么。他把那件搭在她肩上的外套拿起来，折了两下放在床尾，又弯下腰把帆布包放到地上。做完这些事，他直起身来，脸上那层被风吹出来的紧巴巴的纹路松开了些。
他伸手把赵小芳额前落下来的一缕头发拨到耳后，手指蹭过她耳朵的时候，她缩了一下脖子。他居然笑了一下，嘴唇抿着往一边咧了咧，露出那颗小时候磕掉一角的门牙。
苗苗在床上哼了一声，翻了个身，把小脸埋进枕头里。赵小芳赶紧过去把她的头扶正，掖了掖被角。再回头看时，陈大顺已经搬了个方凳坐在床边，手肘撑在膝盖上，下巴搁在交叠的手背上，就那么看着她们母女俩。
灯管还在嗡嗡响，走廊里偶尔传来一两声脚步。夜一点点深了，窗外的声音渐渐少下去，只剩下远处火车经过铁轨接缝时那种远远的、有节奏的哐当声。那是陈大顺从小听到大的声音，在铁路边上长大的孩子，都拿这个声音当摇篮曲。
赵小芳坐在床沿上，后背靠着陈大顺的肩。他的肩不算宽，但靠上去很稳。她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张折好的纸，指头在上面按了按。那些字还在，但她心里已经翻过去了。
窗外的风从半开的缝隙里钻进来一丝，吹得墙上那面锦旗的角轻轻翻卷。那面锦旗是上个月厂里发的，写着“先进班组”，拿回来之后一直没地方挂，赵小芳就用图钉按在了病房的墙上。
她闭上眼睛，听着苗苗均匀的呼吸声，听着陈大顺鼻子里沉沉的出气声，听着自己心里那根绷了好几天的弦慢慢松下来。
手心里的纸被她攥得潮了。
她松开手指，把那张钱数换算本一样薄薄的纸片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看也没再看一眼，起身走到病房门口，丢进了墙边的垃圾桶里。铁皮桶底发出轻轻一声响，纸片躺在一些苹果皮和用过的药盒中间。
她走回来坐下。陈大顺偏过头看了她一眼，没问她扔的什么，只是把搭在床尾的外套抖开，重新披在她肩上。赵小芳没动，就让那件带着他体温和机油味的外套压着自己的肩膀。
夜已经很静了。窗外远处那道光从灰蓝变成墨黑，又从墨黑里透出一点更深的白，天边大概快亮了。赵小芳靠着陈大顺，迷迷糊糊闭上眼睛之前，最后看见的是苗苗安安静静的小脸，和枕头边上那个鼓鼓囊囊的油纸包。
她心里只剩一件事没有着落：明天大顺去找周老先生，那尊铜炉到底会有一个怎样的说法。但那个念头也只是闪了一下，就被困意卷走了，像风吹过铁轨缝隙里的草籽，轻飘飘地不知落在何处。
第十一章 宣德炉的身世
第二天一早，陈大顺把苗苗交给母亲李素琴照看，用一块蓝布把香炉裹严实，装进帆布包，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门。
三月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吹在脸上跟小刀子刮似的。他缩着脖子，脚下却蹬得飞快，车链子哗啦啦响了一路。到城南那条胡同时，周青山正蹲在门口用煤渣垫路，听见车铃响，直起腰来。
“来了？”周青山拍了拍手上的灰，“进屋说。”
屋里跟上次一样，满墙的书，一张旧八仙桌，两把藤椅。周青山给他倒了茶，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块绒布铺在桌上，这才让陈大顺把香炉取出来。
香炉一放上绒布，周青山的神色就变了。他戴上一副老花镜，凑近了看，又拿过一盏台灯拧到最亮，光打在铜炉上，泛起一层沉沉的宝光。他翻过炉身看底部款识，又转回来，用指尖一寸一寸地摸着炉壁。
“大顺，你过来看。”周青山的声音忽然压低了。
陈大顺凑过去。周青山用一根细铜签轻轻点着炉内壁的一处，那里有几行字，比蚂蚁腿还细，被铜锈盖了大半。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铸炉时留下的磨痕。
“这是錾刻的铭文，不是铸的。”周青山把放大镜递给他，“你看这几个字。”
陈大顺眯着眼看了半天，认出了“安河”两个字，后面的字迹模模糊糊，笔画极细极密，像一团乱麻线。
“写的什么？”
周青山没急着回答。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线装的县志，翻到某一页，又拿出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来回对照着看了好一阵。藤椅被他压得吱呀吱呀响，他翻一页，就用手指蘸一下嘴唇，动作又慢又稳。
陈大顺不敢催，端着茶杯坐在旁边，只觉得这间小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过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周青山把书合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
“这尊炉，清末的时候是安河一位京官的。姓宋，叫宋守约，做过翰林院编修。”周青山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他在北京琉璃厂收的这尊炉，带回安河老家供在祠堂里。后来闹兵乱，宋家败了，这东西就散出去了。”
陈大顺听得有点愣：“那这上头的字……”
“是宋守约自己刻的。”周青山用手指点了点炉身内壁，“写了收藏经过——哪年哪月在哪买的，花了多少银子。你这尊炉，算起来在安河地面上待了快一百年，又跑出去转了一圈，最后被你从废品堆里捡回来。”
陈大顺捧着茶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他低头看着桌上那尊炉，二十厘米高，三足双耳，沉沉地蹲在那里。铜面上那些斑驳的痕迹忽然都有了来路——哪一道是宋家祠堂里的烛泪烫的，哪一块是战乱中磕碰的，哪一片是后来收废铜的人不当心刮的。它们都在这上头，一声不吭地摞着。
“周老，”他开口问，“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周青山看了他一眼，没有马上回答。老人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子推开一道缝。外面的风灌进来，吹得桌上那本县志哗哗翻了几页。
“大顺，我跟你说实话。”周青山背对着他，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在香港，在广州，这东西能值上万。上万块，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陈大顺当然知道。他在纺织厂一个月挣不到七十块，一万块，他不吃不喝得攒十几年。他盯着香炉底部的款识，那六个字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但在这里，”周青山转过身来，看着他的眼睛，“在安河，它是安河的东西。”
陈大顺没说话。
周青山走过来，把县志翻开的那一页指给他看。上面印着一段半文半白的记述，提到了宋守约这个名字，也提到了“家藏宣德炉一尊”。纸页已经发黄发脆，墨迹也有些洇开了，但每一个字都实实在在的。
“安河县文化馆，你晓得里头有什么吗？”周青山问他。
陈大顺摇摇头。说实话，他在这县城活了二十八年，从来没进过文化馆的门。
“走吧，”周青山把香炉重新用蓝布包好，“我带你去看看。”
两个人出了胡同，穿过一条栽着老槐树的巷子，走过青石板铺的小街。周青山走在前头，步子不紧不慢，陈大顺推着车跟在后面。街边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皮炉子上冒着白烟，甜丝丝的焦香味飘过来，勾得陈大顺肚子叫了一声。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文化馆在县城东边一条僻静的街上，两扇木门漆成暗红色，门环上积了灰。周青山掏钥匙开了门，领着他穿过一条堆满旧报纸的走廊，拐了两个弯，停在一扇铁皮门前。
“这就是库房。”周青山推开铁门，拉亮了灯。
一盏四十瓦的灯泡亮起来，照着一间不大的水泥屋子。陈大顺站在门口往里看，心里咯噔了一下。
水泥地上放着几个木头箱子，箱盖敞着，里面空荡荡的。靠墙摆着一排木架子，上面搁着几块碎陶片，用白纸标着出土时间和地点，字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墙角堆着一摞发了霉的线装书，用麻绳捆着，绳结上落了厚厚一层灰。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地面是光秃秃的水泥，墙壁是灰扑扑的白灰，灯泡上结了蛛网，在穿堂风里轻轻晃荡。
“就这些？”陈大顺问。
“就这些。”周青山站在他旁边，声音在空屋子里撞来撞去，“这间库房建了十二年，一共有过四十七件藏品。有三十几件是陶器碎片，十来件是明清民窑的碗碟底子，还有几块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骨头，让省里专家来看过，说是野猪的牙。”
他停顿了一下，把手里的蓝布包轻轻放在一个木箱盖上。
“如果这尊炉能入藏，它会是安河文化馆第一件像样的文物。”周青山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但陈大顺听得出那平底下压着什么东西，“你想想，一百年后，有孩子来这儿参观，讲解员指着它说，这是我们安河人自己保存下来的——这尊宣德炉从清末就在我们安河的土地上待着，中间被人抢走过，丢在废品堆里差点回炉化成铜水，最后让一个纺织厂的机修工捡着了。那个机修工没卖它，没藏它，把它交给了国家。”
周青山说到这里，停住了。水泥墙壁回响着他的尾音，闷闷的，嗡嗡的，像是空箱子在原地翻了个身。
陈大顺站在库房中央，看着四周空荡荡的一切。他的目光落在那几块碎陶片上，又落在那一摞发霉的线装书上。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陈广田带他去铁路边看火车。那会儿他才五六岁，父亲牵着他的手站在路基下面，绿皮火车轰隆隆地从眼前冲过去，风差点把他的帽子卷走。
火车过去了，铁轨还在微微震颤。父亲蹲下来跟他说：“你看着，铁轨是留下来不动的，火车是跑走了的。可铁轨也跑——它跑得慢，几十年几百年，驮着火车一起跑。有些东西要跑得快，有些东西得留下来。”
那时候他不明白父亲说的是什么。此刻站在这间空落落的库房里，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周老，”他开口，嗓音有点发涩，“我得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周青山点点头，没有多劝一个字。他把蓝布包递还给陈大顺，拍了拍他的肩膀：“拿好。”
两个人走出文化馆大门的时候，外面的天光已经暗下来了。街对面有个老头推着板车卖糖果，敲着小铜锣，叮叮当当的脆响穿过暮色传过来。陈大顺跨上车座，把帆布包斜挎在肩上，回身跟周青山道了别。
周青山站在文化馆的台阶上，瘦高的身影被门楣投下的阴影遮去一半。他朝陈大顺挥了挥手，什么话也没再说。
陈大顺蹬着车往家走，肩上那包铜炉的分量这时候格外实在。车轮碾过石板路，颠一下，包在蓝布里的铜炉就跟着跳一下，磕在他后腰上，咚，咚，咚。一下一下，像小锤子敲在他心口。
骑到纺织厂家属区门口时，他远远看见自家窗户亮着灯。窗户上映着赵小芳的身影，她正弯腰在灶台边上忙活什么，大概是给苗苗热饭。灯光暖黄，把她的侧影勾出一圈毛茸茸的边。
陈大顺停下车，单脚撑地，没有马上进去。他隔着几十米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灶台上的火苗一明一暗，赵小芳抬手擦了下额头，又弯下腰去。
帆布包里的铜炉沉甸甸地坠在他肩上。
他想，苗苗的烧还没退利索，赵小芳这几天熬得眼睛都是红的。三千块钱，能买太多东西了。可周青山在空库房里说的那些话，像湿漉漉的水泥一样糊在他心口，没法不去想。
风从厂区那边吹过来，带着铁锈和机油的味道，还有远处锅炉房放出来的热气。他把车梯子踢下来，撑稳了车，提起帆布包往家走。
走到楼道口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自家窗户，赵小芳正好也转过身来，两个人的目光隔着玻璃碰上了。她看见了他，忙放下手里的锅铲，朝门口快步过来。
陈大顺站在楼道口那盏昏黄的声控灯底下，等着给她开门。夜风从背后推着他，肩上那包东西不轻不重地压着，他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握住了门把手。
第十二章 林老板的最后出价
那天晚上陈大顺没提林老板的事。赵小芳给苗苗喂了退烧药，小丫头蔫蔫地靠在被垛上，脸蛋烧得通红，嘴唇起了白皮。陈大顺坐在炕沿上，一只手握着女儿的小手，那手烫得像刚出笼的馒头。赵小芳端了碗姜汤进来，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问。她太了解自己男人了，这种时候他不吭声，心里头一定压着事。
第二天一早陈大顺去厂里请了假。苗苗还得再打两天针，赵小芳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排队不方便。他刚把自行车推出楼道，就看见巷口站着个人，皮夹克，大背头，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在煤渣路上格外扎眼。林老板身后还跟着个拎黑色皮包的年轻人，头发抹了油，梳得溜光。
“陈师傅，可算等着你了。”林老板笑着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包硬盒红塔山，弹出一根递到陈大顺面前。陈大顺没接。他昨天在旅馆等了整整一下午，今早又去废品站那边转了一圈，这才摸到家属区来。
“林老板，我说过了，那东西我不打算卖。”
“先别急着说这个。”林老板把那根烟叼在自己嘴上，又掏出打火机点着了，深吸一口，烟从鼻孔里慢慢溢出来，“我昨天跟省城那边通了电话，你猜怎么着？有个老板愿意出这个数。”他伸出四根手指，在陈大顺眼前晃了晃，“四千。现钱。你要是嫌麻烦，我现在就能让小李去邮局取。”
那个叫小李的年轻人拍了拍腋下的黑皮包，皮包鼓鼓囊囊的，拉链缝里露出牛皮纸的颜色。
陈大顺把自行车梯子踢下来，手都没松。他看了看林老板，又看了看那个黑皮包，心里像有人往水里扔了块石头，咕咚一声，涟漪一圈圈往外荡。四千块。他在纺织厂一个月工资才九十几块，不吃不喝攒四年也就这个数。
“林老板，这事我真做不了主，我得——”
“你做得了主。”林老板打断他，语气忽然变得恳切，“陈师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那尊炉放在家里，就是个铜疙瘩。你不敢明着卖，私下找贩子，人家往死里压你价。你交给文化馆？他们给你什么？一张奖状，撑死了几百块钱。我这四千块，活的。能买台彩电，能给孩子存着上学，能给老人买药。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赵小芳这时候正好推门出来，怀里抱着裹了小棉被的苗苗，手里还拎着装尿布的袋子。她听见了林老板后面几句话，脚步顿了顿。林老板立刻迎上去，满脸堆笑：“这就是嫂子吧？嫂子，你劝劝陈师傅。四千块钱，搁哪儿都不是小数目。我们家那位在省文物商店干了十几年，这行情我闭着眼都摸得着。你们这炉子真出手，到了大地方翻一番都不止。我是诚心要，才给你们开这个价。”
赵小芳抱着苗苗站在门槛里，没动。苗苗从被子里露出半张脸，咳嗽了两声，小身子一抖一抖的。赵小芳轻轻拍了拍她的背，目光越过林老板，落在陈大顺脸上。
陈大顺走过来，从赵小芳怀里接过苗苗。小丫头烫得像个小火炉，趴在他肩膀上，一只手攥着他的衣领子，闭着眼哼唧。陈大顺感觉到女儿的心跳隔着棉被传过来，一下一下，又急又软。
“林老板，”他的声音有点哑，“你上次说三千，我媳妇一宿没睡，我也一宿没睡。我爹从铁路那边赶过来，跟我拍桌子。我闺女烧到四十度，我抱着她往医院跑的时候，口袋里只有十几块钱，连住院押金都是跟工友借的。”
林老板脸上的笑慢慢收住了，他大概觉出味道不对。
“可那尊炉，”陈大顺转过头来看着他，眼睛里头有血丝，声音却稳当了，“它是从我们安河的地里出来的。周老先生查过资料，清末的时候它在城南老于家，你猜巧不巧，我姥爷就姓于，我小时候听我娘说过，于家老宅里丢过一批东西。后来战乱，文物散失，这炉子流落到废品站，差点让人扔炉子里化掉。”
他停顿了一下，苗苗在他肩上咳了一声，他轻轻拍了两下。
“如果我今天四千块把它卖给你，你转手卖四万，四百万。几十年后，我闺女长大了，有人问她你爸当年收了个宣德炉后来哪去了，她怎么说？说我爸卖了，换了台彩电？”
赵小芳站在旁边，嘴唇抿成一条线。昨晚陈大顺从文化馆回来，把周青山在空库房里说的那番话原原本本转述给她听。她当时没说什么。半夜苗苗又烧起来，她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听见陈大顺在炕上翻来覆去。天亮前她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定，我不拦。”就五个字。
林老板把烟头扔在地上，用皮鞋碾了碾。“陈师傅，五千。”他伸出五指，声音压低了，像是怕被邻居听见，“五千块，我再加一千。这是我最后的价，你点头，我这就让小李去取钱。你不点头，我转身就走，往后你再想回头找我，不是这个价了。”
陈大顺没接话。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苗苗，小丫头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睁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他。四岁的孩子听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但她能感觉到气氛紧。她伸出小手，摸了摸陈大顺下巴上的胡茬，软软地叫了声“爸爸”。
陈大顺用胡茬蹭了蹭她的手指头，苗苗笑了，咯咯的，带着病中的虚弱。
“林老板，”陈大顺抬起头，眉头舒展开了，像是有根一直绷着的弦终于松了，“这尊炉，我决定交给文化馆。不卖了。”
林老板愣在原地，嘴巴微微张着。他大概没想到会听到这个答案。他身后的年轻人也怔住了，拎皮包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带子。巷口的风吹过来，把林老板额前那绺头发掀起来，他抬手按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五千你都不卖？”他的声音拔高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东西放在你手里就是一块铜，放我手里才是钱！你一个机修工，你懂什么文物？你懂什么价值？”
陈大顺没动怒，他抱着苗苗站在门口，声音不高：“我不懂文物。我就知道，它放在文化馆里，以后我闺女长大了能看见，能知道她爹当年没把它换钱。你说我死脑筋，那就死脑筋吧。”
赵小芳这时候走上前来，从陈大顺怀里接过苗苗。她转身之前看了林老板一眼，平平淡淡的，没什么表情，声音也不高：“他决定了，我不拦。”
林老板盯着这两口子看了好几秒。他大概是干了半辈子倒腾古董的营生，头一回被人这么干脆利索地拒绝。他腮帮子上的肉抖了一下，弯腰从地上拎起那个黑皮包，拉开拉链看了一眼，又把拉链拉上，动作很重，金属拉链头撞在铁门框上，咔嚓一声脆响。
“行。算我白跑。”他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偏过头，“陈师傅，我记住你了。往后你要是改了主意，别来找我。我这人不吃回头草。”
陈大顺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林老板踩着那双黑皮鞋走远了，鞋跟磕在煤渣路上，咯嗒咯嗒，声音越来越小。那个叫小李的年轻人跟在后头，回头看了两眼，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还是追着林老板走了。
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树影拉得老长，风一吹，树叶子哗啦啦往下掉。
苗苗趴在赵小芳肩头，看着那两个人走远，小声问：“妈妈，那个人是谁呀？”
赵小芳拍了拍她的后背：“一个来买咱家东西的人。”
“那咱家卖不卖？”
陈大顺蹲下来，膝盖顶在门框上。他把苗苗的小脸捧在手里，小丫头还有点低烧，脸蛋软软的，他拇指轻轻蹭了蹭，想了想说：“那个铜炉要去一个地方上班，就像爸爸去厂里上班一样。每天都有人去看它，有人给它擦灰，有人给它讲故事。以后你大了，爸爸带你去那个地方，你就能看见它了。”
苗苗眨巴着眼睛，忽然笑了，露出两颗缺了角的门牙：“那它上班挣钱吗？”
陈大顺也笑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它挣的东西，比钱实在。”
赵小芳抱着孩子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回头，声音轻飘飘地落在陈大顺耳朵里：“早饭在锅里，趁热吃。吃完去医院，苗苗还得打针。”
陈大顺应了一声，抬脚往屋里走。经过门槛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天。1991年春天的安河县，天空是灰蓝色的，云层很薄，东边太阳刚爬上来，光照在巷子里，把他家那扇掉漆的木门镀了一层暖色。
屋里传来赵小芳给苗苗穿外套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夹着苗苗含含糊糊的抗议。灶台上那口铁锅冒着热气，玉米粥的香味一直漫到门口。
陈大顺站在门槛上，深吸了一口气。他忽然想起老父亲那句话——有些东西要跑得快，有些东西得留下来。
肩上那包铜炉昨晚已经让周青山带走了。此刻他肩膀上轻省不少，可他心里明白，有些分量，从肩膀上卸下来了，才会真正落进骨头里。
“爸爸快来，粥凉了！”苗苗在屋里喊。
“来了。”陈大顺跨过门槛，把门带上，枣木门板吱呀响了一声，和着屋里娘俩的笑声，融进小巷深处渐渐热闹起来的 mornings。
第十三章 表彰会上的空椅子
三月末的表彰会定在县文化馆二楼会议室，那天是个星期六，陈大顺特意换了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赵小芳头天晚上用烙铁把衣裳熨了两遍，针脚开线的地方都重新缝过，她一边缝一边念叨：“上台领奖，穿得周正些，别让人笑话。”
陈大顺抱着苗苗走进文化馆大门时，走廊里已经站了十多个人。有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有县里管文教的干部，还有几个拿笔记本的年轻人。老馆长姓方，头发全白了，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站在楼梯口迎他，握住他的手用力晃了两下：“小陈同志，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会议室布置得简单，长条桌铺了块蓝布，上面放着那只宣德炉。炉子擦得锃亮，铜色泛着暗红的光，三足稳稳立在桌面上。陈大顺远远看了一眼，心里忽然觉得那炉子放在那儿比放在自家米缸里顺眼，说不上为什么，就是顺眼。
方馆长把他往台前引，台下摆着两排折叠椅，坐了二十来号人。陈大顺的目光扫过去，在头一排停住了。陈广田坐在那儿，穿一件灰色铁路制服，虽然退休了，那身衣裳还穿得板板正正，风纪扣扣着，腰杆挺得笔直。他旁边坐着李素琴，老太太今天特意围了条素色围巾，见儿子看过来，赶紧招了招手，眼眶有点发红。
陈大顺喉咙紧了一下。他没跟父亲说自己要上台的事，只头天晚上让赵小芳去铁路家属区说了一声。没想到老爷子真来了，还来这么早，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下面请县文化馆方馆长讲话。”一个年轻姑娘主持，声音脆生生的。
方馆长站到台前，先从宣德炉的来历讲起，说这件明代宣德炉是安河县近十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三级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又说陈大顺同志家境并不宽裕，面对外地古董商的高价收购不动心，主动将文物上交国家，这种精神值得全县人民学习。
台下响起掌声。陈大顺站在侧边，手心里全是汗。他余光往台下瞟，父亲坐得纹丝不动，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倒是母亲李素琴在抹眼睛，旁边的赵小芳赶紧递了块手帕过去。
“下面请陈大顺同志上台。”
陈大顺深吸一口气，抬脚往台前走。他走得很慢，布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响。经过第一排的时候，他下意识偏头看了父亲一眼。陈广田正好抬起眼睛，父子俩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对上了。陈广田没说话，嘴角动了动，微微点了一下头。就那一下，很轻，轻得旁边的人都没察觉。可陈大顺看懂了。当年他小时候，父亲从铁路上领回那张大红奖状那天，也是这么对他点的头。
站到台上，方馆长把一张奖状和一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奖状上写着“保护文物先进个人”几个毛笔字，落款盖着县文化馆的红章。信封里是八百块钱，全是十元一张的新票子，刚从银行取出来的，边角硬挺。陈大顺双手接过来，鞠了一躬。
“小陈同志，”方馆长推了推眼镜，声音压低了些，像是拉家常，“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县里能办的，一定给你办。”
陈大顺捏着信封，想了想。台下有人在交头接耳，后排那几个人拿笔刷刷记着。他舔了下嘴唇，说：“方馆长，我就一个事。那批铜器里头，还有几个铜壶、铜碗、铜碟子。那些不是文物，就是些老物件。我想……能不能让文化馆按我收来的价钱，把它们也收了？我不多要，把本钱收回来就行。一百零九块六。”
会议室里静了一瞬。方馆长看着他，好一会儿没说话。后排有个年轻人小声嘀咕了句什么，被旁边的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
方馆长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笑了：“小陈啊，你那批东西我们看过了，除了这尊香炉，其余几件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这样，文化馆按原价收，一百零九块六，一分不少。我这就让财务准备。”
陈大顺又鞠了一躬。这一躬鞠得比刚才深。
表彰会时间不长，前后不到四十分钟。散会的时候，陈大顺捧着奖状和信封从台上下来，赵小芳抱着苗苗迎上去。苗苗伸手够他手里的奖状，指着上面的红章：“爸爸，这个红圈圈是什么？”
“是章。”
“章是什么？”
“章就是……人家认这个。”
苗苗哦了一声，扭头看见陈广田走过来，立刻从赵小芳怀里挣出来，跑过去抱住爷爷的腿。陈广田弯腰把小孙女抱起来，在她脸上亲了一下。他抱着苗苗走到陈大顺面前，站定了。
父子俩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一臂的距离。陈广田抬起手，在陈大顺肩膀上拍了拍，不重，但很有力。那只手长年干铁路活，掌心的老茧蹭在中山装布料上发出沙沙的响。
“今天这个钱，”陈广田声音不高，一字一顿，“花着踏实。”
陈大顺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他看见父亲脚上那双黑布鞋，鞋面刷得发白，鞋帮上补过一块皮子。
赵小芳在旁边岔开话头：“爸，妈，中午都别走了，回去我做饭。”
李素琴擦了擦眼角，忙不迭点头：“哎，做饭，我去帮忙。”
陈广田把苗苗递给赵小芳，摆摆手：“饭不吃了。你妈把饭都焖上了，回去热热就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陈大顺手里，“这个拿着，给苗苗买点吃的。别推。”
陈大顺捏了捏布包，里头硬硬的一小卷，像是几张票子。他没推，攥紧了。
那天下午，赵小芳拿着奖励的钱去供销社。她先挑了一个铝锅，锅底厚实，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又给苗苗买了个帆布书包，军绿色的，上面印着两只大白鹅。剩下的钱她数了两遍，存进了银行存折，折子揣在贴身的兜里。回到家，她把铝锅架在灶上，放了半锅清水，烧开了，倒进暖壶里。然后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脸上映着暖融融的光。
陈大顺那天晚上把那尊香炉最后擦拭了一遍。他用干净的棉布蘸了温水，一点一点擦过炉身、双耳、三足。擦到炉底的时候，他的手指肚忽然摸到一道浅浅的划痕。那划痕约莫一寸来长，很细很浅，像是被人长年累月摩挲出来的。他把炉子凑到灯泡下细看，划痕旁边的铜色比别处温润，泛着一种隐约的光。陈大顺拇指在那道划痕上轻轻按了按，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这炉子以前的主人，大概也常在夜里这么摸着它吧。
文化馆第二天派人来取。方馆长亲自来的，带了一个木盒，盒里铺了防震的棉垫。陈大顺把香炉放进去，放得很轻。盒盖合上时，锁扣卡入槽位，发出轻轻一声响。那声音很脆，像是一扇门关上了。
“小陈，去文化馆看看不？”方馆长问。
陈大顺点了点头。
到了文化馆，方馆长带他去了后面的库房。库房是一排平房，窗户安着铁栅栏。香炉被放进靠墙的一排铁皮柜里，柜门上有编号。方馆长开了柜门，把木盒放进去，又锁上。
陈大顺站在库房门口看了一会儿。屋子里光线暗，铁皮柜在阴影里泛着冷光。他想起那个清晨在废品站，麻袋底下叮当响的铜器，想起赵小芳掂重量时拧起的眉头，想起孙眼镜的放大镜，想起周青山家的茶香，想起林老板鞋跟磕在煤渣路上的声音。
“走吧。”方馆长拍了拍他的胳膊。
陈大顺转过身，迈步走了。库房的门在身后合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走廊里光线明亮，从窗户透进来的日光照在他身上，暖烘烘的。他抬手抹了一下脸，手背上湿漉漉的。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头粗粗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黑机油印子。
外面阳光正好。陈大顺走出文化馆大门，看见赵小芳抱着苗苗等在台阶下。苗苗举着一根冰棍，朝他挥手，冰棍水顺着小手腕往下淌。
“爸爸，快点儿！冰棍要化了！”
陈大顺笑了一下，三步并作两步下了台阶。阳光照在一家三口身上，把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
第十四章 修车铺的春天
苗苗出院那天，陈大顺去结账。住院七天，花了八十三块四。他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叠票子，数了三遍，手指肚在钞票边缘摩挲得发烫。赵小芳抱着苗苗站在走廊里，苗苗脸蛋还有些苍白，但眼睛亮晶晶的，趴在妈妈肩头东张西望。
回到家里，赵小芳打开米缸看了看，缸底只剩一层薄米。她没说话，系上围裙进了厨房。陈大顺跟进去，靠在门框上看她淘米。水声哗哗的，赵小芳的手在盆里一圈一圈地转。
“大顺，你说咱这日子——”赵小芳顿了顿，把浑水倒掉，又接了清水，“啥时候能宽裕点儿？”
陈大顺走过去，从背后把手按在她肩头：“我琢磨着，光靠厂里那点工资，难。我想在下班后支个摊子。”
“支摊子？干啥？”
“修自行车。我在机修车间这么多年，补胎、换链条、调闸，都会。厂门口那块空地不错，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
赵小芳转过身，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能行？”
“试试呗。总比干等着强。”
说干就干。第二天陈大顺去废品站找老熟人，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捆旧铁皮和几根角铁。他又从厂里废料堆捡了些能用的螺丝螺帽。下了班，他在院子里叮叮当当敲到天黑。赵小芳给他递工具，有时候递错了，他也不恼，笑笑说：“那个是十四的扳手，我要十七的。”赵小芳就回去翻。
铁皮棚子搭在纺织厂东门南侧，紧挨着围墙根，不挡人道，也不碍着谁。棚子不大，刚够两个人转身。陈大顺用红油漆在一块木板上写了“顺芳修车铺”五个字，挂上棚檐。赵小芳看了，说名字太直白。陈大顺说：“好记。”
头一个礼拜，生意冷清。偶尔有人停下来打气，陈大顺不收钱，还递根烟。赵小芳下班后带着苗苗来送饭，看见丈夫蹲在棚子里啃冷馒头，心疼得不行。
“你中午就吃这个？”
“忙，顾不上。”陈大顺咬了一口馒头，含含糊糊说，“上午有个老哥来换内胎，我收了一块五。下午还有个学生娃修链条，两毛。”
赵小芳把饭盒打开，里头是热过的白菜粉条和两个杂面馒头：“你吃这个，凉的给我。”
“你先吃，我再干会儿。”
赵小芳不理他，把冷馒头抢过去，把热饭盒塞他手里。苗苗蹲在地上捡螺丝帽玩，把它们在水泥地上排成一排。陈广田有天傍晚遛弯经过，看见儿子满手油污地扒轮胎，儿媳妇在旁边补内胎，小孙女坐在铁皮棚角落里翻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图画书。他站了一会儿，没说话走了。第二天一早，陈广田提着个旧工具箱来了，里头装着他当年在铁路上用的家伙什，有些是陈大顺没见过的专用工具。
“这个扒胎的省劲儿，”陈广田蹲下来演示了一遍，“你那样弄，费手。”
陈大顺嘿了一声：“爸，这工具哪儿来的？”
“当年修铁路用的。退休时候领导说留个念想。”陈广田把工具一件件摆开，“你拿去用。”
“那你呢？”
“我搁家里也是落灰。”陈广田对着棚子看了一圈，又指了指支棚子的那根立杆，“这根角铁埋得浅，下雨天要沉。你往下再挖两锹，垫块砖头。”
陈大顺点头。陈广田又转向赵小芳：“你补胎那个锉刀，使力不对。这样——”他接过锉刀，手腕轻轻一转，胎皮上就起了均匀的毛面，“顺着劲走，别硬刮。”
赵小芳认真看了一遍：“爸，你手真巧。”
陈广田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嘴角微不可见地动了一下。他抱起苗苗：“走，跟爷爷去买两根冰棍。”苗苗欢呼着搂住爷爷脖子。走远了，陈广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铁皮棚子，阳光底下，红漆字还没干透，亮堂堂的。
生意是慢慢好起来的。先是隔壁五金厂的工人来修车，说陈师傅补的胎比别处结实，价钱还便宜。后来厂里车队的人听说了，把公车也推来修。赵小芳手巧，不光帮着补胎，还接了些缝补的零活。有工人的工作服破了，拿过来，赵小芳用缝纫机匝得整整齐齐，收两毛。换拉链、钉扣子、改裤脚，她样样来得。
有一天晚上收摊后，赵小芳数了数铁盒子里的零钱，毛票和钢镚儿摊了一桌子。她数了三遍，抬起头，眼睛亮亮的。
“大顺，你知道这个月挣了多少？”
“多少？”
“六十四块三。”
陈大顺手里的抹布停住了。他在纺织厂的月工资是七十三块五，这棚子一个月下来，快赶上厂里工资了，还是下班后干的。
“比上班强。”赵小芳说，语气里有一种压着的兴奋，“就是累。”
“累归累，”陈大顺把抹布拧干，“心里踏实。”
赵小芳用那块抹布擦了擦桌子，又擦了擦手。棚子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了。苗苗在棚子角落里的小桌上写字，用陈大顺给她裁的草纸本子，铅笔头短得捏不住了。
“妈，这个字念啥？”苗苗举着本子问。
赵小芳凑过去看，是“春”字。她在苗苗旁边坐下来，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春。春天的春。上面三横一撇一捺，底下是个日，太阳的意思。春天来了，日头暖和了，小草发芽了，就叫春。”
苗苗跟着念了几遍，忽然抬头：“春天什么时候来呀？”
赵小芳抬眼朝棚子外面看。围墙根下，陈大顺前两天撒了一把向日葵籽，说是从老家拿来的。土地还黑黢黢的，光秃秃的墙根在路灯下拖着一道暗影。
“快了，”赵小芳说，“等向日葵冒芽了，春天就来了。”
话音刚落，棚子外面响起车铃声。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一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走过来，车后轮歪歪扭扭的，辐条断了好几根。
“师傅，还能修吗？刚才路上硌了石块。”
陈大顺站起来：“能。您坐会儿。”他接过车把，把车翻过来架好，检查了一圈后轮：“辐条得换六根，轮圈也得正一下。您着急的话稍等，不着急明天来取。”
中年人想了想：“我等等，不急着骑。”
陈大顺蹲下来卸后轮。中年人站在旁边看，问：“师傅贵姓？”
“免贵姓陈。”
“陈师傅这手艺不错。”中年人打量着棚子里挂的工具，墙上用粉笔写着价目表，补胎三毛，换闸皮五毛，调车轮一块，“你这儿比城里修车铺还全乎。”
赵小芳端了杯热水过来：“您喝水。站着累，坐这凳子上吧。”
中年人接过水，道了谢。陈大顺手上利索，卸轮、换辐条、校正轮圈、装回、调闸，前后不到二十分钟。落地一试，轮子转起来呼呼的，一点也不摆。
“多少钱？”
“两块。”
中年人一愣：“换六根辐条才两块？别处光换辐条就得三块五。”
陈大顺擦了擦手：“辐条是旧的，从废轮上拆下来的，没成本。就收个手工钱。”
中年人掏出两块钱递过来，又端详了陈大顺一眼：“陈师傅，我是县一中的老师，姓宋。学校的自行车棚里停着二三十辆老师们的车，三天两头出毛病。你实诚，以后学校的车，都推你这儿来修。”
陈大顺笑着点头：“好嘞，宋老师您放心。”
宋老师骑上车走了，车铃叮叮响了一路。赵小芳抱着胳膊靠在棚子立柱上，看着丈夫收摊的背影。苗苗已经在小桌上趴着睡着了，铅笔还攥在手里，草纸本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春”字。
陈大顺收拾完工具，回头看见赵小芳在笑。
“笑啥？”
“笑你刚才说‘辐条不要钱’。”赵小芳指了指他，“你这个人，该收的钱不收。两块，人家都嫌便宜。”
“薄利多修嘛，”陈大顺摸了摸后脑勺，“咱要的是回头客。”
赵小芳没再说什么，弯腰把苗苗轻轻抱起来。苗苗迷迷糊糊睁开眼，嘟囔了一声“向日葵发芽了吗”，又睡过去了。陈大顺关了棚子里的灯，从铁盒子里摸出钥匙锁门。月光洒在围墙根下，他蹲下去看了看——那片黑土里面，有什么东西顶着土皮微微鼓起来，细细的，像针尖。他伸出手指碰了碰，土是潮的，润润的。
“还真发芽了。”他小声说。
赵小芳抱着苗苗已经走出几步远，回头叫他：“大顺，回家。”
“来了。”
陈大顺站起身，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铁皮棚子的红漆字下面。他三步并两步追上去，从赵小芳怀里把苗苗接过来。苗苗搂着他的脖子，小脸贴在他肩膀上，呼出的热气暖暖的。
走到家门口，赵小芳忽然说：“大顺，那个奖励的钱，我想把存折再存定期。”
“嗯。”
“修车铺挣的，攒着，明年看能不能把棚子扩一扩。”
“嗯。”
“你光‘嗯’。”
“我在想，”陈大顺站在门廊下，苗苗在他怀里翻了个身，“三千块能买的东西不少。但咱这一个月六十多，一年就是七百多。两年、三年，也能挣出来。”
赵小芳掏钥匙开门，推门的吱呀声在夜里格外清楚。她侧身让他们先进，自己跟在后面把门带上。
“钱是死的，人是活的，”赵小芳在黑暗里摸索着拉亮灯绳，“日子长着呢。”
啪的一声，暖黄的光照亮了狭小的屋子。苗苗被光晃了一下，皱皱眉头，又往陈大顺怀里缩了缩。陈大顺看着屋顶那盏十五瓦的灯泡，觉得很亮，比文化馆库房里的铁皮柜亮多了。
第十五章 张有福的账本
张有福的废品站冷清得能听见老鼠在纸箱堆里打架。
往常这时候，城东这片谁家不攒点破铜烂铁、旧书废报往他这儿送？一天下来少说收百来斤货。可这几天，门口那杆秤一整天也压不了几回。上午来了个老太太，拎着两个酒瓶子，往秤上一搁，四分钱。张有福给了她五分，老太太还嘟囔：“人家街口老刘那儿，三个瓶子给一毛呢。”
他没吭声，蹲回门槛上抽烟。
伙计二柱从里面出来，手上全是灰，裤腿卷到膝盖：“叔，今儿就收了二十来斤废纸，铁是一点儿没进。”他在张有福旁边蹲下，也点了根烟，“要不咱也收点正经东西卖？旧家具、旧衣裳，城北老赵家不就靠这个发了？”
张有福眯着眼看马路对面。对面是国营副食品店的围墙根，几个退休老头天天下午在那儿下棋。往常这时候，墙根下总有人拎着东西从废品站进出。今天一个人影没有。
“叔，你说那姓陈的，”二柱压低声音，“那尊香炉，值好几千？我听街坊说，省里来的人出到四千了。”
张有福把烟屁股在台阶上摁灭：“四千？那是买命钱。”他站起来，拍拍裤子后面的灰，“你去把里面那摞旧账本搬出来，我翻翻。”
二柱愣了下，没多问，钻回屋里。废品站的账本是几本皱巴巴的横格本，小学生用的那种，封面上糊着油渍和茶渍。张有福接过来，一本一本翻。
他翻到三月十四号那页。字是他自己拿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铜，收三块。
就这一行。
张有福盯着这行字，眼前浮起那天的事。那是个上午，阴天，风大。一个乡下老头推着独轮车从城东土路上过来，车上堆着乱七八糟的铜器，有香炉，有烛台，有几个铜盆，还有几截铜管。老头说是给人家翻修老屋，从房梁上、地窖里清出来的，主家不要了，让他拉走。
张有福当时正忙着给一个厂子过磅废铁皮，没细看。他掂了掂那堆铜的分量，老头在旁边搓着手说：“张老板你给个价就成，我拉回去也是占地方。”张有福从兜里摸出三块钱：“行了，卸这儿吧。”老头愣了一下，接过钱，千恩万谢地走了。
那个香炉当时就压在铜盆下面，露了半截，铜色发黑，沾着绿锈。张有福看见了，没多想，一脚踢到铜堆里。
他在账本上就记了一行：铜，收三块。
那三块钱后来也没往细账上走，直接搁抽屉里当零花了。这批铜在墙角堆了半个来月，占地方碍事。三月二十几号陈大顺来串门，看见了，问多少钱一斤。张有福随口说八毛，本意是想让他知难而退。结果陈大顺真掏钱，一百多块，把一百三十七斤全拉走了。
一百三十七斤，每斤八毛，一百零九块六。
张有福合上账本。二柱在旁边看着他脸色不对，小声问：“叔，咋了？”
“没事。”张有福把账本撂在秤台上，“我想个事。”
他蹲回去，又点了一根烟。烟雾在门口飘，被风扯成一条细线。对面墙根下几个下棋的老头在喊“将军”，声音传过来，脆生生的。
二柱继续往屋里搬东西，嘟囔着“今天又没进账”。张有福抽完那根烟，站起来把烟盒攥在手里。烟盒是软壳的，已经被他攥得变了形。
“二柱，”他喊了一声。
“哎。”
“明天早上你看着店，我去趟城西。”
二柱探出头：“城西？干啥？”
张有福没答，把烟盒揣兜里，转身进了屋。
第二天早上飘着小雨。张有福在街口副食店买了二斤苹果，用塑料网兜提着。苹果是新到的，红艳艳的，一斤一块二。二斤苹果两块四，抵得上他平时抽三天的烟钱。
他坐三轮车到了纺织厂门口。修车铺的棚子开着，陈大顺正蹲在地上扒一条自行车内胎，满手黑油。赵小芳坐在小马扎上给苗苗织毛衣，苗苗在旁边的纸箱上画小人。
张有福在棚子外面站了片刻，才走进去。
陈大顺抬头看见他，手上动作停了一下。
“大顺。”张有福把苹果放在工具箱上，“我来看看。”
赵小芳站起来，叫了声“张老板”，声音不冷不热。陈大顺用抹布擦了擦手，从暖瓶里倒了杯水递过去：“坐。”
张有福接过水，没坐，站着看了看棚子里的摆设。墙上钉着木架，摆满了各种零件——闸皮、滚珠、链条、螺丝，分门别类，整整齐齐。价目表用毛笔写在白纸上，字规规矩矩的。角落里停着三辆待修的车，都贴着纸条标了名字和毛病。
“生意不赖。”张有福说。
“还行。”
沉默了一会儿。苗苗抬头看了张有福一眼，又低下头画她的画。张有福清了清嗓子：“大顺，那事……以前的事，对不住。我那人，你也知道，嘴不好，想一出是一出。”
他说的是带人上门索要铜器那档子事。当时他一口咬定铜器是“暂放”在店里的，闹得街坊都来看热闹。
陈大顺沉默了几秒，端起自己的搪瓷缸喝了口水：“过去了。你喝水。”
张有福坐下来，捧着搪瓷杯，看了一会儿杯壁上磕掉瓷的地方。他抿了一口水，问：“那尊香炉，你真上交了？”
陈大顺点头。
“给的奖励，听说八百？”
“加上奖状。”
张有福把杯子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杯中浮着的茶叶末，半晌叹了口气：“说实在的，大顺，我要是你，可能就卖了。”他抬起眼，眼神里没有嘲讽，也没有客套，就是直愣愣地看着陈大顺，“三千啊。我收一年废品也挣不来三千。”
陈大顺没着急回答。他把手里那条内胎翻了个面，找到漏气的地方，拿锉刀慢慢锉着。锉了一会儿，他抬起头。
“所以你收废品，我修车。”
张有福愣住了。
陈大顺低下头继续锉胎皮，声音很平：“你看见那批铜，看见的是分量，是价钱。我收回去，小芳掂了掂，觉得不对劲，我们才多看了一眼。你少看的那个东西，就是少看的那一眼。”
张有福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
赵小芳在旁边织毛衣，针尖碰着针尖，细细地响。她没抬头，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张有福把搪瓷杯里的水一口喝完，站起来。他看了看工具箱上那兜苹果，又看了看陈大顺满手的黑油和指甲缝里的铁屑。
“你那修车的手艺，”张有福说，“比收废品值。”
他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递给陈大顺。陈大顺两只手都是油，摆了摆。张有福自己点上一根，吸了一口，把烟夹在指间。
“以后你这修车铺要什么旧零件，来找我。我那儿废铁堆里挑得出能用的。”他顿了顿，“收你成本价。”
陈大顺想了想：“行。明天我去看看辐条和旧轮圈。”
张有福往外走，走到棚子门口又停住。他没回头，声音不大：“你那个向日葵，种得不错。对面那一片就你门口有绿的。”
陈大顺愣了一下，转头看围墙根。向日葵苗已经长到寸把高了，两片嫩叶顶着水珠，在雨里绿得发亮。他每天早上一来就浇一遍水，从家里提来的淘米水，攒在旧塑料桶里。
“出芽就好活。”陈大顺说。
张有福嗯了一声，走进雨里。他的脚步声在湿水泥地上响了一会儿，渐渐远了。
赵小芳放下毛衣，把苗苗画完的草纸本拿过来看了一眼。苗苗画了三个人，手拉手，旁边画了一个圆圈，里面涂了黄色的蜡笔。
“画的是啥？”
“向日葵。”苗苗指着那个圆圈，“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我们在看向日葵开花。”
赵小芳把画纸压在工具箱下面，抬头看陈大顺。陈大顺正端详那兜苹果，红红的，在满是黑油的工具旁边格外扎眼。
“苹果洗了吃吧。”赵小芳说。
“给苗苗留两个大的。”
“你吃一个。”
陈大顺嘿嘿笑了，拿起一个苹果在衣服上蹭了蹭，咔嚓咬了一口。雨声渐密，打在铁皮棚顶上沙沙响。远处纺织厂的汽笛拉响了，下午班要开始了。赵小芳收起毛衣站起身，把苗苗的小手攥在掌心里。
“我去上班了，你看着苗苗。”
“嗯。”
赵小芳走到棚子口，撑开一把黑伞。她回头看了一眼，陈大顺蹲在地上教苗苗认内胎上的气门芯。苗苗的小手指戳着气门芯，好奇地问“这个能吹气球吗”。陈大顺笑着摇头。
雨幕里，纺织厂的灰墙和烟囱朦朦胧胧。赵小芳撑伞走进雨里，步子很稳。张有福刚才说的那句“比收废品值”还搁在她耳朵里，她没跟陈大顺提，只是把伞往肩后收了收，让雨别打湿毛衣袖子。
棚子里传出苗苗的笑声，脆生生的，像刚才那根烟在雨里爆开的火星子。
第十六章 文化馆的玻璃柜
秋分那天，县文化馆门口挂了一条红绸横幅。陈大顺骑着自行车经过，远远看见横幅上写着“安河县历史文物陈列室”几个字，风把绸布吹得鼓起来，像一面旗。
他捏住车闸，脚尖点地，看了好一会儿。
赵小芳坐在后座上，怀里抱着苗苗，也伸着脖子望。“是不是那间屋子？”她问。
陈大顺点点头。上个月周青山来修车铺时提过一嘴，说文化馆要把那尊宣德炉摆出来，专门收拾一间屋子做陈列室。当时陈大顺正给一辆飞鸽自行车换链条，满手油污，只是嗯了一声，没往心里去。这会儿看见了横幅，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进去看看？”赵小芳问。
陈大顺把车停在文化馆门口的槐树下，给车上了锁。苗苗从赵小芳怀里滑下来，自己跑上台阶，小皮鞋踩得石阶嗒嗒响。
文化馆的老门房认得陈大顺，笑呵呵地摆手放行。“来了大顺，你那炉子在里头正中间咧。”老门房用下巴指方向，“往左拐，走廊到头那间。”
陈大顺领着妻女走进去。走廊不长，墙上挂了几张老照片，有旧城墙、老铁路桥、五十年代纺织厂奠基的仪式。赵小芳放慢脚步看了两眼，苗苗已经跑到了陈列室门口。
推开门的瞬间，陈大顺停住了。
屋子不大，也就两间教室那么宽。四面墙上挂着放大的黑白照片和手写的说明牌，都是毛笔字，一个一个方块字端端正正。屋子正中间摆着一个玻璃柜，约莫到陈大顺胸口那么高，柜身是深棕色的木料，玻璃擦得透亮。而玻璃柜里头，正中间一个单独的展台上，放着那尊香炉。
灯光从玻璃柜顶部的暗格里打下来，暖黄色的光正好罩住炉身。三足稳稳地立着，双耳像两只翘起的檐角，铜质在光下泛着一层沉静的暗红，炉身上那些细密的纹路比在家里时看得清楚多了。陈大顺记得炉子拿回来那天蒙着一层绿锈，赵小芳用软布擦了好久才露出本色。此刻它被灯光衬着，像从水底浮上来的一块暖玉。
苗苗两只手扒在玻璃上，鼻尖差点贴上去。她仰着头看了半天，回过头问：“妈，哪个是咱家的铜炉？”
赵小芳走过去，蹲下来，指着玻璃柜里那尊香炉。“就这个。正中间这个。”
苗苗又转过头去，眼睛睁得圆圆的。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它比在家里好看。”
陈大顺被这句话逗得嘴角一弯。可笑意还没散开，心里头却涌上来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
他想起香炉在家里那几天的样子。第一天被赵小芳从米缸里摸出来，用棉袄裹着放在炕柜最里头。第二天晚上苗苗睡着后，夫妻俩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赵小芳拿手指轻轻抠炉底那些铭文里的灰。第三天他骑着自行车去找孙眼镜，香炉包在旧秋衣里压在工具箱最底层，一路颠簸，他每隔一会儿就伸手按按箱盖，生怕被人偷了去。再后来在周青山家那张旧条桌上，香炉被一盏台灯照着，周青山拿放大镜看了一刻钟，说了句“是真的”。那时候香炉身上还带着米缸里的霉味和旧秋衣的樟脑味。
现在它搁在玻璃柜里，干干净净，亮亮堂堂，底下还垫着一块深蓝色的绒布。炉身上看不出一点磕碰，也看不出被人掂过分量、塞进过麻袋、埋在过米缸里的痕迹。
周青山的声音从屋子那头传过来。他站在几幅老照片前面，正给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讲解。“大家看这尊宣德炉，是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铜质精炼，前后要经过十二道工序。你们仔细看它的皮壳，这个颜色叫‘藏经纸色’，晒久了会有变化……”
小学生们仰着脸听，有个男孩拿铅笔头在本子上记。周青山瘦高的身子微微弯着，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送得远。他讲完一段，又领着孩子们到另一面墙前看照片。
陈大顺站在玻璃柜旁边，听着周青山的声音在屋里荡来荡去。他低下头看柜子里的香炉。从上面看下去，炉口的圆跟他在家拿手指量过的圆一样大，可这会儿它在灯光下泛着光，好像跟家里那尊不是同一件东西。
赵小芳站到他旁边，胳膊轻轻碰了碰他。“想啥呢？”
“没想啥。”陈大顺说，“就是觉得它在这儿，比搁咱家强。”
赵小芳没接话。她隔着玻璃看着香炉，过了一会儿才说：“上回老馆长来家里，说这炉子内壁上有一段铭文，提到了‘安河’两个字。你还记得不？”
陈大顺记得。周青山第二次看炉子的时候发现的，铜炉内壁刻了几行蝇头小楷，记载着一个清代收藏者的名字和收藏经过，里面确实提到了安河县。周青山查了县志，说那位收藏者是道光年间安河县的一位教书先生，后来家道中落，炉子辗转流落到了外地。
“周老师说，”赵小芳的声音放低了些，“这炉子本来就是从咱安河出去的。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陈大顺盯着玻璃柜里的香炉，那行铭文他看不懂，但它站在这里，就像是从外面回来的一个亲戚，终于坐在了正屋的椅子上。
周青山讲完了那拨小学生，端着搪瓷缸走过来。他看见陈大顺一家站在玻璃柜前，笑了一下，露出被茶叶染黄的牙齿。
“来得正好。”周青山说，“这炉子摆出来那天老馆长来了，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我转给你听——他说，安河的文物终于回到安河了。”
陈大顺点点头，没说话。
周青山喝了口茶，看了看扒在玻璃上的苗苗。“小姑娘，你爸爸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苗苗从玻璃上缩回手，抬头看了看周青山，又看了看她爸爸。她的小脸上带着一种认真琢磨的表情，好像在努力弄明白“好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老师，”赵小芳问，“这陈列室是一直开着吗？以后还有人来看？”
“开着。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两点到四点，学校还组织学生来参观。”周青山朝窗外那些挂红领巾的孩子努了努嘴，“今天就来了一拨。”
陈大顺看着玻璃柜里被灯光照亮的香炉，忽然想起一件事。他问周青山：“张有福来过没有？”
周青山端着缸子的手顿了一下。“来过。上个星期来的，一个人，没吭声，在屋里转了一圈，在这柜子前面站了挺久。”他看陈大顺一眼，“走的时候跟我说了句‘挺好’。”
陈大顺没再问。
出文化馆的时候，苗苗跑在前面，追一只落在台阶上的灰鸽子。陈广田从后面慢慢跟上来。老爷子今天是走路来的，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他在玻璃柜前没怎么说话，就是背着手转了两圈，最后在香炉前面站定，看了一会儿，点了下头，就往外走了。
这会儿走到门口，陈广田在台阶上站住，回头望了一眼陈列室的方向。秋阳照在他脸上，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
“大顺。”他叫了一声。
陈大顺停下来。
“上回在医院，你妈跟我念叨，说苗苗住院那会儿，小芳在走廊里哭了一宿。”陈广田的声音不高，像在说一件陈年旧事，“你妈说，小芳哭，是怕你想不开，把炉子卖了，往后一辈子心里过不去。”
陈大顺看向赵小芳。赵小芳正给苗苗拍膝盖上的树叶灰，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停了停，没抬头。
“我没卖。”陈大顺说。
“我知道你没卖。”陈广田把中山装的领子正了正，“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你媳妇，比你想得明白。”
老爷子说完就往前走了，步子不急不缓，沿着文化馆外面那条栽了泡桐树的路走远。苗苗追上了鸽子，又跑回来拉陈大顺的手。赵小芳走过来，自然地站在陈大顺左边。
陈大顺右手被女儿拽着，左手边是媳妇。他回头看了文化馆一眼。红绸横幅在风里翻着，陈列室的玻璃窗透出暖黄的光。
“当初要是卖了，”赵小芳的声音从他左边飘过来，“现在这些参观的人就少看一样东西。”
陈大顺看着玻璃柜的方向，那暖黄的光像一小块太阳落在了屋里。
“当初要是卖了，”他说，“现在站在这里看的人，就是别人。”
赵小芳偏过头看他，嘴角弯起来。陈大顺也看她，两个人没说更多的话，就那么笑了一下。
苗苗拽着陈大顺的手往前跑，喊着要去买学校门口的糖人。赵小芳在后面喊慢点。苗苗的红色小皮鞋踩在泡桐树掉下的掌形叶子上，发出脆脆的声响。陈大顺回头看了文化馆最后一眼。玻璃柜里那尊香炉静静地站着，像一位终于回到故乡的说书人，正等着把肚子里的故事一个一个讲给路过的人听。
第十七章 自行车后座的年货
腊月二十八的早晨，天还没亮透，陈大顺就起了床。他蹲在院子里那辆二八大杠跟前，拿扳手紧了紧后轮辐条。车后座他特意绑了一块旧棉垫，怕赵小芳坐久了硌得慌。
赵小芳从屋里出来，穿了一件新做的枣红棉袄。她手里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两个搪瓷缸和几块玉米面饼子。
“你倒腾那车做什么？”赵小芳问。
“今天去城东进货，路远，后座得拾掇舒服点。”陈大顺把扳手收进工具箱，“上车，趁早走，中午前得赶回来。”
苗苗从门缝里探出脑袋，头上戴着昨晚刚试过的那顶红毛线帽。“爸，你答应给我买糖葫芦的！”
“忘不了。”陈大顺朝女儿摆摆手，“在家听奶奶话。”
自行车出了巷子，拐上人民路。腊月的北风迎面刮过来，赵小芳缩了缩脖子，把手塞进陈大顺的棉袄口袋里。陈大顺的背脊挺得直直的，替她挡着风。
“冷就靠紧点。”他偏过头说了一句。
赵小芳没答话，手在口袋里攥紧了些。
修车铺开张快一年了。最初只是个铁皮棚子，一张旧木桌，一个打气筒，几把扳手和钳子。陈大顺下班后蹲在里面给人补胎，赵小芳休息时就来帮忙递工具、收钱找零。她的手巧，换拉链、缝车座套，比陈大顺还利索。到了秋天，厂里几个老师傅找他合伙，把隔壁空着的门面盘了下来，两间打通，挂了块木板招牌，用红漆写了“大顺修理铺”五个字。除了修车补鞋，还进了些自行车零件摆在玻璃柜台里卖——链条、飞轮、脚踏板、车铃铛，码得整整齐齐。
这条路他骑了大半年，从家到城东批发市场，来回十二里地。闭着眼都能数出路边有几棵泡桐树、几个卖早点的摊子。骑到影剧院门口时，他下意识地慢了下来。孙眼镜的摊子还在，不过人没来，摊位上蒙着一块塑料布，压着两块砖头。陈大顺看了一眼，没停车。
再往前骑了一段，赵小芳忽然拿手指戳了戳他的后背。
“你看那边。”她说。
陈大顺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老废品站的位置，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不见了，换成了两扇带玻璃的木门。门头上挂着一块崭新的招牌，红底白字：聚友饭馆。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码着几筐白菜和粉条。
陈大顺刹住车，单脚撑地，看了一会儿那招牌。
“什么时候改的？”赵小芳问。
“上个月吧。”陈大顺说，“听说张有福把废品站盘给一个南方来的厨子了，自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赵小芳坐在后座没动，两只手搭在他腰上。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你还记得那天不？你背着一麻袋铜回家，进门就往地上一撂，地都震了一下。”
“记得。”陈大顺重新蹬起车子，速度慢了下来，“麻袋把肩膀磨红了一大片，晚上你拿热毛巾给我敷，我还说没事。”
“你那人就是嘴硬。”赵小芳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笑意，“那天我一掂那尊香炉，心里咯噔一下。那分量，不像铜的。我翻过来一看那底下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就觉得家里要出事。”
陈大顺没接话，闷头骑了一段。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甜丝丝的气味飘过来。苗苗最爱吃这个，他想着回来时买两个带回去。
“那时候我就想，”陈大顺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收回来转手卖了，挣个差价，给苗苗买身新衣裳，再给你扯条围巾。根本没往别处想。”
“你呀，就是心急。”赵小芳说，“一辈子就想着把日子往好了过，恨不得一天就把所有的窟窿都堵上。”
两口子都不说话了。自行车链条发出细碎的咔嗒声，路灯杆一根一根往后闪。
骑到城东批发市场门口时，赵小芳忽然说：“其实那尊香炉教会我一件事。”
“什么事？”
“人和东西一样，”赵小芳说，“分量不在大小，在够不够实。”
陈大顺把车停在一个卖布匹的摊子前头，扭头看她。冬日的朝阳刚好从东边那排平房顶上露出来，照在赵小芳的侧脸上，枣红棉袄衬得她格外精神。
“这话在理。”陈大顺点了点头。
他进市场里进货，赵小芳跟在旁边帮忙挑东西。车链条和飞轮在一个摊子上买了，车座套的布料在另一个摊子上挑的。赵小芳摸了摸那些布料的厚薄，跟摊主还了半天价，最后扯了四尺藏蓝色的灯芯绒。
“给爸做件罩衫。”她说。
陈大顺从兜里掏出几张票子数了数，付了钱。东西一样一样往自行车后座上绑，车链条放在褡裢里，布料裹在塑料布中，还有给苗苗买的一包水果糖和一斤五香瓜子。后座堆得满满的，用绳子左一道右一道地捆结实。
往回骑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陈大顺骑得不快，赵小芳坐在后座上，两只手稳稳地扶着那包布料。
再次经过文化馆门口时，陈大顺侧过头，朝那排玻璃窗看了一眼。他看见玻璃柜里面那尊香炉安安静静地立着，铜色在冬日正午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暗红。它旁边的展签换成了新的，白底黑字，比之前大了一圈。隔着玻璃，隔着半个冬天，那香炉看起来比在家里时小了一些。
陈大顺收回目光，脚下使了使劲。自行车沿着人民路一直往东，拐进那条熟悉的巷子时，苗苗已经站在门口的石阶上张望了。她穿着那件红色羽绒服，圆滚滚的，像个小灯笼。
“爸！糖葫芦呢？”
“先卸货。”陈大顺捏住车把，脚撑地，偏头对赵小芳说，“你先下来，我把东西搬屋里去。”
赵小芳从后座跳下来，拍了拍腿上的灰，把苗苗往屋里带。陈大顺扛着布料和零件包进屋，出来解绳子的时候，看见赵小芳正从屋里端出一碗热水，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趁热喝。”她说完就转身去灶房忙活了。
陈大顺端起碗喝了口水。井水烧的，带着一丝回甘。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落光了叶子，枝丫横在蓝天里，像用墨线勾出来的。隔壁传来剁饺子馅的声响，笃笃笃的，不紧不慢。
苗苗跑过来，拽着他的裤腿问糖葫芦到底买没买。陈大顺从布袋最底下摸出那根早上特意绕道去城北老刘头那儿买的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裹着一层透明的糖壳。苗苗接过去，先舔了一口，眯着眼睛笑。
“别光顾着吃，”赵小芳从灶房探出头来，“去叫你爷爷奶奶过来，今晚包饺子。”
陈大顺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他往巷口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院子。赵小芳正在把刚扯的灯芯绒布料抖开来看，苗苗举着糖葫芦围着她转圈，嘴里含含糊糊地唱着什么。日头正好，照在门楣上那块“大顺修理铺”的招牌上，红漆字亮堂堂的。
明天就是除夕了。巷子那头，陈广田和李素琴正慢悠悠地往这边走，老爷子手里提着一条冻鱼，老太太胳膊上挎着一篮子鸡蛋。
陈大顺忽然想起一年前那个早晨，废品站里称铜时的场景。那时他蹲在一堆废铜烂铁中间，手里掂量着那尊香炉，心里盘算的是八毛钱一斤的差价。他从来没有想过，同样一尊香炉，会在一年后的某个冬日中午，安安静静地坐在玻璃柜里，被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围着看。
事情过去快一年了。该记住的他都记住了，该忘的也都忘了。日子就像他每天骑的那条路，拐弯也好，上坡也好，只要方向对，总能骑到地方。
（全文完）
文章虚拟演绎，请勿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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