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以色列人将再次走进投票站。
这可以算作以色列政治史上罕见的“正常时刻”。因为这是近四十年来，议会首次没有因为执政联盟崩溃而提前举行选举。过去三十多年，以色列政局频繁更替，尤其是2019年至2022年间举行了五次选举。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但如果看以色列今天面对的环境，这又可能是几十年来最不正常的一次大选。2023年10月7日以后，以色列先后经历加沙地带冲突、黎巴嫩战事、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以及持续不断的地区安全危机。大多数以色列家庭，都以不同方式承担了战争的成本。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在前线超期服役，还有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度。
去除各种纷扰，这次大选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谁会是新一任总理来执政。
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场大选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不在少数。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挑战者，是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
埃森科特曾任战时内阁观察员，其子和两名侄子都在加沙战事中阵亡。他于2025年9月创建正直党，此后迅速崛起。今年9月，多份主要民调显示正直党已经能够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争夺第一大党位置。埃森科特已经成为民调层面内塔尼亚胡最主要的挑战者。
另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是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他出身右翼宗教民族主义阵营，在经济、科技和创业领域背景较强。今年4月，他与另一位前总理亚伊尔·拉皮德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
10月27日，以色列选民投票选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个政党或政党联盟。120个议会席位按照比例产生，谁领导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能够获得61席，谁才有条件组建政府并出任总理。
这也恰好是内塔尼亚胡保有胜选希望的原因。反对他的人不少，但他们却未必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戈兰公开表示，阿拉伯政党进入下一届政府是“自然、正确而且民主的”。埃森科特则明确表示，阿拉伯政党不会进入他领导的政府，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更严格的合作标准，包括认同以色列作为“犹太和民主国家”、支持普遍兵役制度，并承认哈马斯是必须被消灭的恐怖组织。
所以，现在判断内塔尼亚胡“失败”还太早。他未必需要重新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只要把右翼和宗教阵营尽量稳住，把可能单独参选却拿不到议席的小党重新笼络到自己阵营里，尽量避免右翼选票因为小党落选而白白流失；与此同时，只要反对派继续在阿拉伯政党能不能参与组阁的问题上相互牵制，他就仍然保有组阁空间。
不选他就是选和平？
如果内塔尼亚胡赢了，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支持继续战争？如果埃森科特或者贝内特赢了，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准备重启和平进程？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埃森科特是将军，“达希亚原则”与他的军事生涯紧密相关，该原则强调面对真主党这类武装组织，要以强大的军事打击提高对方发动战争的代价。他反对现阶段建立巴勒斯坦国，在伊朗、黎巴嫩和哈马斯问题上也都属于强硬派。
贝内特出身右翼宗教民族主义阵营，他明确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支持强化定居点政策，强调对来自加沙的任何袭击实施“零容忍”，同时主张全面改革兵役制度。
当前，以色列国内中左翼阵营谈论安全问题的语言，也已经和十几二十年前完全不同。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以色列社会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加剧了战争疲劳感，也深刻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以色列人对“以土地换和平”和“经济改善能够换来安全”的信心。
所以，即使大选结果不是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以色列也不会重新回到《奥斯陆协议》签订的时代。
9月30日，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试图使飞机坠毁的事件，一百多名乘客（绝大多数为以色列公民）一度面临坠机危险。《以色列时报》分析认为，当局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再次向选民传递一个熟悉的信息：外部环境太危险，以色列不能轻易更换领导人。
但批评者越来越集中质疑一件事情——每一次战役上的胜利，最后究竟转化成了什么战略结果？
哈马斯可以被重创，但加沙最终由谁治理？真主党的军事体系可以遭到严重削弱，但以色列准备在黎巴嫩维持多久的军事存在？伊朗核设施和导弹体系可以遭受打击，可是以色列准备怎样面对一个拥有8000多万人口和庞大工业基础的伊朗？如果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下一轮空袭”，那么军事优势最终会在代价高昂的循环中消失殆尽。
此外，华盛顿的态度也值得注意。
有关政治人物近期的举动表明，华盛顿在为选举之后保留政策操作空间。
这场选举会影响什么？
经历“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以色列主流政治力量早已接受了必须保持强大军事能力这个前提。真正竞争的是几种不同的安全路线。
内塔尼亚胡强调领导经验、持续的军事压力和长期威慑；埃森科特强调专业安全体系、责任追究以及军事成果向政治结果的转化；贝内特则试图把右翼安全观同全民服役、经济治理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
这场选举的影响显然不会停留在以色列境内。过去三年的战事正在重塑中东安全结构，而下一届以色列政府将直接影响这种重组的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沙特。9月以来，胡塞武装重新大规模攻击沙特目标，10月又用导弹袭击利雅得。就在袭击升级过程中，已有地区外交人士透露，沙特与以色列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下讨论由以方提供针对胡塞武装的情报支持。沙特与以色列至今没有正式建交，却可能因为共同面对胡塞武装的威胁而加强安全合作，这也说明地区政治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第二个外溢变量是伊朗。以色列国内无论哪个主流阵营上台，对伊朗保持军事和战略压力几乎都是共识，区别更多在于如何使用武力、怎样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对峙已经持续超过半年，早已从伊朗核计划扩展到霍尔木兹海峡、也门、黎巴嫩和整个海湾地区安全。如果以色列下一届政府继续强调主动军事打击，中东很可能长期处于高强度威慑状态；如果更多依靠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构建安全安排，则可能形成“以色列军事能力＋海湾资本＋美国安全框架”的地区组合。两条路线都不会使伊朗核问题消失，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地区秩序。
第三个是加沙问题。现在真正卡住中东外交的已经不是停火与否，而是战后由谁治理。美国推动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实施一年后，哈马斯仍未解除武装，以军仍控制加沙约2/3地区，旨在确保加沙非军事化及战后安全的国际稳定部队也尚未真正建立；美方提出的首期重建计划资金只有24.5亿美元，而相关机构估算全面恢复需要约714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不可能只靠欧美提供，还需要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参与。但海湾国家显然不愿意一边出钱重建，一边看着加沙再度陷入战乱。因此，下一届以色列政府能否提出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接受的战后政治安排，将直接决定加沙重建能不能真正启动。
对其他重要经济体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任何一处长期失稳，都会直接影响全球油气供应和区域航线的平稳运行。9月，海湾七国油品出口虽然已经恢复到战事爆发前的约81%，但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关键节点、沙特基础设施，再次说明地区安全可以迅速转化为能源价格和物流成本问题。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观察的并不只是“谁当以色列总理”，而是大选之后以色列会选择怎样处理伊朗、加沙和红海问题。这些选择，最终都会通过能源、航运和资本流动传导到全球。
（本文首发于新华社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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