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浙江某县有户人家娶媳妇。喜事办得热闹，吹鼓手从村头吹到村尾，院里院外坐了十几桌。忙活一整天，客人散了，一家人困得东倒西歪。新郎掀了盖头，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新郎起身说去趟茅房。
这一去，就没见回来。新房里新娘等得心焦，家里人也累得撑不住，陆续都睡了。直熬到后半夜，院里才响起脚步声，有人推门进了洞房，摸黑上了床。新娘心里纳闷：这人走路怎么轻飘飘的？可新婚之夜，她一个新媳妇也不好多问，只当是丈夫解手冻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身边的人醒了，侧过头问她：你这些金银首饰一共有多少样？都搁在哪儿了？新娘没多想，一五一十说了。那人从床上爬起来，说自己习惯早起，叫她再多睡会儿，接着就在屋里窸窸窣窣翻了半天，推门走了。
新娘一觉睡到上午。家里人推门进来，见新房门大敞着，新郎不在。新娘说：他一早出门了呀。一家人等新郎回家，等了一天，没影；又等了三天，还是没人。村里人挨家问遍，谁也没见过新郎。
这一下全家慌了。仆人去后院茅房，总觉得茅房角上那堆柴火比前些日子厚出一截，他心里犯嘀咕，拿棍子一扒拉——柴火堆底下，露出来一只脚。新郎的尸首，就压在柴火堆底下。
全家人腿都软了，揪住新娘问到底怎么回事。新娘哭着把后半夜的事说了，末了补一句：灯影太暗，我实在没看清脸，就记得他那只手，好像……好像有六根指头。村里人一听这话，齐刷刷想到一个人。本村确实有个六指，三十来岁，平日里偷鸡摸狗、调戏妇女，谁家姑娘走个对面他都要凑上去搭两句话，全村人提起他都撇嘴。
新郎家人当即去县衙报官。县令一听：六指？村里就这么一个六指，人证物证都对上了，还等什么？差役锁拿归案，板子一上，那人起初喊冤，熬不过刑，到底画了押，没几个月就问了斩。可怜那新娘，新婚没几天，丈夫死了，自己后半夜又被人那样糟践过，外头人指指点点，说她克夫。一个新媳妇，名节没了，活路也没了，在房里上了吊。新郎的娘，就这么一个儿子。几天之内，儿子、媳妇全没了，她看着空荡荡的院子，也跟着走了。一桩喜事，三条人命。案子就此了结，县里再没人提。
谁知道，几年以后，这地方有个商人去福建收账。住的旅馆小，一间屋挨一间屋，隔壁住的是个浙江口音的同乡。两人在走廊遇上，客客气气点了个头。第二天吃饭，同乡端着碗凑过来：听老弟口音，也是浙江某县的？两人越聊越近，晚上打了两斤黄酒，又叫了一碟花生米，对坐着喝。喝到半酣，同乡忽然问：说起来，咱们老家前几年出了档子事——有户人家娶媳妇，新郎夜里叫人害了？那案子，后来破了没？商人没多想，说：早破了，凶手都砍头好几年了。同乡哦了一声，端杯的手明显松了，脸上那点紧绷劲儿一下散了。他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害人家新郎官，死了也活该。
商人心里咯噔一下。他也是本县人，那案子当年轰动一时，谁不知道新娘上吊、婆婆跟着走了？这人说死了活该，说得太轻巧了，倒像是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商人敲门叫同乡一起上街买货。推门进去，同乡正对着窗户洗头，湿着一只手挠头发，手指缝里水往下滴。商人眼角一扫——那只手，五根手指外头，多长出来一根。
同乡发现他盯着看，慌忙把手背到身后，水珠子顺着胳膊往下淌。这一藏，反倒露了馅。商人不动声色，拉他坐下，故意拿话敲：案子都结了，替死鬼都有了，你还怕什么？有什么话，说说又能怎么着？同乡脸白了，端着杯子半天没喝一口。撑到最后，全招了。
原来他本就是个流窜的贼。那年他摸进邻村那户办喜事的院子，躲在茅房里想等夜深偷东西，偏巧新郎进来解手，两人一照面。他怕新郎喊人，扑上去掐住脖子，活活掐死，换上新郎的衣裳，把尸首塞进柴火堆，自己大摇大摆进了洞房。首饰到手，他一路逃到福建，隐姓埋名好几年。这次遇上同乡，本想打听打听风声，听说有了替死鬼，心里石头落了地，正打算过些日子回老家看看。商人表面应承，暗地里连夜报了官。官差围住旅馆，把真凶锁拿归案，一审就全招了。
案子发回浙江重审。真凶问斩，当年那个乱杀人的县令被逮问罪，连知府、巡抚都因为这桩冤案连累了性命，丢了官。薛福成在《庸盦笔记》里记下这案子，笔底只冷冷写了一句：判案的人，全靠六指这一个特征定案，可天底下长六指的，又何止一个。说白了，两条人命没了，还白搭进去一个真凶之外的无辜者，根子就在这一个字：想当然。
放到今天，这道理也不新鲜。凭一点相似就给人定罪，图省事，省下来的工夫，最后全变成了冤狱里的血。这案子记了两百年，你说，咱们今天看事，是不是也常常犯一样的毛病？（本文据《庸盦笔记》改编，情节有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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