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多万搁在那年，能在市中心换两套半像样的房。我姑父是在腊月里把这笔钱挣到手的，账上数字一过六百万，他当天夜里就把厂里那台开了多年的旧面包车钥匙从二楼窗户甩了出去。那是本家一个侄子从广东倒腾皮具回来，拉他入了伙，说有个门路，趁着过年档口走一批货，利润能翻三倍。姑父把房子抵押了四成，又从几个老同事手里拆借了一圈，凑了启动的本金。货没进仓库，就在港口直接转给了下家，钱回到卡上那天，离除夕还有四天。

他买了件貂，站在村口小卖部门前打电话，声音震得玻璃柜里的打火机都在颤。打给谁不知道，反反复复就一句：“今年这年，过得才叫年。”

那年拜年，他家茶几上摆的烟换成了我们那帮人见都没见过的全英文盒子。来的亲戚每人发一包，小孩也给糖，是铁盒的。姑父站在门口迎人，见谁都要拍两下肩膀，嘴里说：“坐，当自己家，别见外。”可屋里没人真能把自己当家里人，他家里那股子新钱味太重了，窗帘是新换的金色绒布，灯一开满屋子晃眼。

我跟着我爹进去，鞋还没换完，姑父就把我喊过去，问我想不想骑摩托，说他刚提了一辆，就在院子里。我那时候才上初中，个子刚到车座高，哪敢碰。姑父不容分说，把我按在油箱上，自己跨上来点火，排气管一响，院里的鸡飞了半墙。我娘在屋里笑，说孩子怕，姑父回了一句：“怕啥，赚钱就是为了这动静。”

那声音我记到现在。不是摩托的动静，是他说话那口气，好像这六百多万能把往后几十年的路全部碾平。

开春之后，姑父开始张罗盖楼。老宅拆了，他要在原地上起一栋五层半的带电梯小楼。村里人都说，他是要光宗耀祖。盖楼的时候他跟工头说，钢筋给我用最粗的，水泥随便打，钱不是事。工头背地里跟人嘀咕，这老板阔气是阔气，就是不懂行，地基那么深，楼才五层，白扔钱。

楼盖到第三层，姑父又换了台车。这次是黑色的，具体啥牌子我不认得，只记得车头特别宽，停在村道上能把旁边的排水沟盖住。他每次开车回来，都要在村口把喇叭按三下，短—长—短，跟对暗号一样。村里几个后生听见这声就往他家跑，姑父一人发一支烟，靠在车门上，跟他们说外面的生意多好做，说谁谁谁去年还骑电动车，今年都开上路虎了。

那帮后生听得眼睛发直。

我爹有次喝多了酒，回来跟我娘嘀咕，说姑父这人恐怕要栽。我娘瞪他一眼，叫别乱说话。我爹翻个身，嘴里嘟囔：“他连账都不记，钱搁一个卡里，进货出货全凭那侄子一张嘴。”

酒话不当真，但姑父的账确实没人见过。他只记大事，比如今天花出去多少万，明天要进多少万的货，都装在脑子里。有次我家借他家车去喝喜酒，仪表台上掉出来一张加油小票，我爹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圈着个数字，姑父抢过去塞进口袋，嘿嘿一笑：“现在加油便宜，多绕几条街都要跑回来加。”

那会儿油价正贵，他那车加满一箱，够我爹加半年摩托车油。可他偏说便宜，不知道是嘴硬还是真没算过。

楼盖到封顶，姑父在顶层摆酒。来的全是头一回见的面孔，西装领带，头发梳得油亮。有人叫他“哥”，有人叫他“总”，他端着杯子在人群里走，走到哪桌哪桌就站起来。酒席散了之后，他在露台上坐了很久，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不知道。他笑起来，拍拍我后脑勺：“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钱这东西，你越是不当回事，它越往你口袋里钻。”

这话我当时真信了。因为他就是活例子，钱在他手里确实不当回事。装修新楼，一个吊灯花了九千多，买回来装了三天，说不好看，拆了扔在杂物间。家具整套整套地换，旧的送人都没人要，全堆在老宅后面的棚子里淋雨。

那侄子后来又来了几趟，每次都是晚上到，第二天一早就走。姑父脸色从春天到秋天，一点点往下沉。我放暑假去他家住过几天，夜里听见他在书房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来来回回就一句：“再缓缓，钱在路上，就这几天到。”

“就这几天到”这句话，我从夏天一直听到入冬。

有一天傍晚，村里来了两辆车，下来的都是生面孔，进了姑父家没半小时就走了。从那以后，姑父家里再没开过大灯，晚上窗户都是黑的。我娘让我送一筐菜过去，我走到院门口，看见那辆黑色车停在一边，车顶落了厚厚的灰，轮胎瘪了一个。姑父一个人蹲在台阶上，面前地上摆着十几个空烟盒，排得整整齐齐，像在数数。

我把菜放下，他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又低头去摆那些烟盒。

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侄子跑路了，带着不知几笔货款，人已经不在省内。姑父后来去报过案，也托人打听过，说那人在东南亚，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可要债的不管这些，当初抵押房子的、拆借的、欠着货款的，一个个都找上门来。五层半的楼挂出去卖，挂了半年，只来过两拨看房的，全嫌楼太怪，单层面积又小，出不上价。

我爹有次在村口碰见他，回来只说了一句：“你姑父，走路都不看人了。”

新楼最后还是卖了，价钱压得极低，还不够还零头。姑父搬回了已经拆了半截的老宅东厢房住，那屋子漏雨，夏天进去一股霉味。我路过时见过他两回，一回是蹲在井边洗菜，一回是推着独轮车拉煤球。头发白了大半，背佝偻下去，跟两年前门口迎人发烟的那个汉子，像隔了一辈子。

村里那帮后生早不往他家跑了，见了面远远绕开，生怕沾上什么。有回一个后生在牌桌上拿他开玩笑，说当年还跟他抽过六十块一包的烟呢，现在抽二块五的还要掰成两截。满屋子人笑，谁也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

我爹不让我去牌桌上玩，可那些话还是传到了我耳朵里。我听完没吭声，回来在院子里洗鞋，水凉得手疼。

腊月又到了。

姑父家一点过年的样子都没有，门口对联还是前年贴的那副，纸都褪成了灰白色，一刮风就撕下来半截，呼啦啦扇在墙上。我娘包了饺子让我送一碗，我端着碗过去，他正蹲在灶台前引火，屋里烟大，呛得人流泪。他指了指桌子，让我放那。我把碗搁下，说了句：“姑父，趁热吃。”

他背对着我，嗯了一声。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大门口，听见他在身后用火钳捅灶膛，铁器刮在砖面上，一声接一声，短—长—短，跟当年车喇叭的节奏一模一样。

我站在北风里，没回头。

那碗饺子后来不知道吃没吃，反正第二天我再去拿碗，碗已经洗了，扣在锅盖上，旁边放着一把没点完的香，还有一张折起来的旧报纸，展开一看，是那年他赚了六百多万之后，本地小报写的一条豆腐块新闻，标题还拿红笔画了圈，圈得特别用力，纸都戳破了。

从那天起，我再没听任何人提起那六百多万。

姑父也当那钱没存在过，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锄头去北坡地里翻土。有人问他还打不打算再做生意，他头也没抬，说：“地里埋着东西呢，我得把它刨出来。”

问他埋了什么，他就笑，笑得跟哭一样难分。

我大二那年暑假干兼职赚了小几千块，回村请几个发小在镇上吃烧烤。吃到一半，镇西头杂货铺的老板娘凑过来，小声问我：“你姑父是不是疯了？前两天来买盐，非说我多收他五毛，站柜台前拿手指头在玻璃上写了半个钟头的账。”

我把竹签子往桌上一拍，没说话。

我发小把我拉住了，说别跟别人置气，你姑父现在就是算得太清，一块钱能掰成八瓣花，买包盐都要跟人较半天劲，村里卖东西的见了他都头疼。

可我心里清楚，那年赚了六百多万的人，不会把五毛钱当钱。

他是在算另一笔账，一笔永远算不平的账。那账上每一分钱都带着当时的笑脸、当时的排气管声、当时的金色窗帘，现在全折成了盐巴、煤球、塑料盆，全折成了人家柜台前那轻飘飘的一句“就五毛钱”。

大四寒假，我在家门口扫雪，看见姑父骑着一辆二八大杠从北坡方向过来，后座上绑着一捆干树枝。骑到村口小卖部，他停下来，把车支住，进去买了一瓶酒，还是最便宜的那种，盖子一拧，仰脖喝了一口。然后他走到小卖部门前的空地上，站了好半天，掏出手机，对着那排被雪盖住的台阶拍了一张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拍。

但那个地方，就是当年他买了貂，站在那大声打电话说“今年这年过得才叫年”的地方。

风把雪沫子吹起来，打在他后背上，那件棉袄又旧又薄。他像一棵被雪压弯了的树，又像一根插在雪地里的旧烟囱，冒不出烟，就那么杵着。

我回家跟我娘说，路上看见姑父了。我娘正在煮饭，头也不回地说：“你以后工作了，要记得，上坡路好走，下坡路难停。他这辈子，就停不下来了。”

我娘不识字，可这句话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带着土腥气，硌人。

现在我偶尔回村，还是会经过那栋原本该有五层半小楼的地基。地基还在，长满了荒草，草根把水泥缝都撑裂了。从村口看过去，那片地明显比旁边的路面矮一截，像一张张开的嘴，想说话，又说不出声。

姑父还在村里住，头发全白了，走路弓着腰，像背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那东西比五层楼还沉。

昨天我去镇上买年货，在菜市场东南角的墙根底下看见他。他蹲在那儿，面前摆着一小堆从北坡地里刨出来的红薯，大冬天的，红薯上还带着泥。旁边铺着一张塑料布，上面用红砖头压着一张纸壳，纸壳上写着：自己种的，甜。

我走过去，没出声，蹲下来挑了几个，问他怎么卖。

他抬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张了张嘴，又闭上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拿回去吃，不要钱。”

我把钱卷起来，塞进他外套口袋里。他急了，伸手往里掏，我按住他那满是裂口的手背，说：“姑父，我要走了，明年再回来买你的红薯。”

他停住了，手还在口袋里捏着那几张票子，指头慢慢松开，又慢慢攥紧。

我站起来，拎着红薯往市场外走。走到拐角，回头看了一眼。

他正把纸壳上的字重新排了排，把“自己种的”挪到前面，“甜”挪到后面。风很大，纸壳被吹得翻来翻去，他用红薯压住一头，又用膝盖压住另一头，两只手还在那笔划着位置，嘴里念念有词，像在跟风说话，又像在跟那年卖他摩托的人讨价还价。

红薯沉甸甸地提在手里，比我想象中重得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