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临古
——朱培尔摹古玺而出新的几大特色
楚 默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篆刻家，都是从临摹起步，然后走进自己的创作世界。篆刻史上的朱简、吴让之、赵之谦等名家，都曾花费大量时间临摹古印。作为篆刻的起始阶段，临摹旨在识篆、辨字、明结构章法、习刀法。即便到了功成名就阶段，如果遇到创作的瓶颈，临摹也是升华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时的临摹，当然不是从基本的篆法开始，而是向古人学习，从更深层次去认古印的形式结构及其相关的字法、章法与刀法处理。于古玺而言，由于明清印人所见的古玺很少，加上古玺文字高古难辨，许多临摹只是依样画葫芦，而当今印人喜欢古玺的很多，但曾认真临过古玺且能临出古玺精神的，其实并不很多。
第一节 临古玺难在何处
战国古玺的传世其实并不太早。明人印谱中始见，多被当作汉印收入。清末陈介祺、刘鹗、黄濬等人开始收集古玺渐多。20世纪70年代末，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已收玺印5708方，均为比较可靠的古玺。此后数十年间，又出土了许多，故目前古玺的总量已十分可观。
临古玺到底难在何处？
首先是字难认。罗福颐编的《古玺汇编》中就有许多印没有释读，足见识读之难。古玺文字指战国时期存留在印面上的文字，此时文字演进处于金文大篆逐渐简化的阶段。时值七国争雄，各国各有印章制度及文字系统，笼统地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已不足以明了字形的复杂性。玺印文字属于俗体篆书，字形与金文篆书有一定的距离。加上六国文字及玺印制度的不同，玺印上的字形自然更难识别。
其次，是在篆书简化的过程中，民间的书写习惯常在字形上加一些羡画，改变了原字形的构成，也增加了辨识难度。
齐玺中，往往在“右”“司”“正”等常用字上方增加一横，在“平”“陵”“陈”等字下增加“土”。
楚玺也如此，如“陈之新都”，“陈”作“
燕官玺中“丞”字保留了金文中的肥笔。
总之，时代因素、地域因素、文字自身演进等众多原因，形成了战国玺印文字难识、难认的局面。
第三，玺形的发展与政治沿革、官职设置以及载体的不同也有紧密关系，字形的一字多形成为普遍现象。 如齐官玺“平阳
楚官玺的“玺”字有十多种写法，如作“
官玺的形貌特征各国也不一样。齐官玺多呈方形，印面上方有突起一块（凸状），也有曲尺形，有固定格式，如“司马信玺”，还有自铭作“
战国古玺的字法难，从字法中看笔法更难。古玺绝大部分是铸印，先于陶泥上制印模，经浇铸而成铜玺。铜质玺印经过千百年水浸腐蚀，许多线条已残破断裂，难以看清用笔痕迹。因此，在石上临摹古玺，第一项工作就是将铜质上的线条字形转化为石上的线条字形。在石上展现铸印前的泥上刀法、笔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故在印石上临摹古玺，实际上就是一种再创作。无论多高明的篆刻家，要临摹好一方铜质古玺，都得从识字开始，寻找用笔方法，再用刀传达古玺高古的气息与金石质感。所以，临摹古玺与临摹明清流派印。从本质上来说有一定区别的。
因此，临古玺，识字识篆难，得古人意更难。徐上达《印法参同》云：
善摹者，会其神，随肖其形；不善摹者，泥其形，因失真神。
古玺之“神”到底指什么？大多人不明了。要知古玺之神，当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去找。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等纷纷登场，都有自己的著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出了许多大文学家（如屈原）、思想家（如孔、孟、庄、墨），饱学之士、食客门客各显身手。这种思想的自由、个性的张扬，以及简、帛书的大量传抄，就是玺印产生的文化环境。玺印的精神，就是个性的张扬、艺术想象力的奇诡以及表达出的质朴天真。玺印虽多为官印、私印，但书写各种官职、个人姓名时，篆印者的个性与性情也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故玺印在形式外观上，不只是形式的美观、章法的奇肆，更是刻印中自由自在的天真流露。这种个性的自由与天真，非一般刻意模仿者所能具备。因此，几百年来临仿古玺者不少，有成就的不多，其原因或是摹仿者文化修养不高、或个人思想境界不高，故摹而失古人之神，不一而是。
第二节 朱培尔临古玺的艺术观念
朱培尔临古玺起步于二十岁，此时因对古篆字形知之甚少，有些囫囵吞枣，收获不大。20世纪90年代，他又临古玺多年，古篆篆法大有长进，刀法也有个人特色。大概是从2015开始，他为了更好的将现代意识与古玺传统用到《诗经》系列篆刻创作中，又以“所要者魂”的勇气，重新临了三百多方古玺，收获良多。他在一方临古玺印上跋云：“六十临古，不在奇崛而浑然”，此时，他的临摹已经超越了临摹本身，而是一种质的升华，也是个人风格的集中呈现。他的临古玺的篆刻观，主要有如下内容：
（1）古貌、古意、古体三者不可或缺。
临古玺，首先要熟悉古玺的字法。字法是章法的基础。采用何种古玺文字，便会得怎样的古貌。六国古篆皆用古文，但各国字形区别很大。得古貌，须在古篆上下功夫。“古意”指古人之“意”，以何种笔法传达古篆字貌，笔意不尽相同。若篆书书写功夫不到，古篆之“意”也无法传达。“体”指体式，即以何种形式结构传达笔意，包括章法安排、界格采用乃至边框形状等。各国的古篆体式并不同，用笔之法也因人而异，印面篆书形式的庄重典雅或风神流动，都会影响古意的传达，故三者缺一不可。
一个摹古玺的印人，如何才能得此三者？唯一的办法便是溯源寻幽、广搜博览，才能触类旁通，自有会心处。在临“甹霽”的边款中，他说：“广搜博览，自有会心之处。”玺印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只有多看，才能对古玺的篆形有深刻体会。临古玺不仅指刻得多，更指看得多。很多字法、篆法，只有靠多看、多体验、深入研读才能获得。博览，才能知道同一个古篆字的多种写法，才能知道这个字在战国时期的篆法究竟如何。例如常用字“关”，齐玺作“
博览还指要追溯字形源头。他在“武阳司寇”一印后跋云：“学古玺，心溯源头，寻幽微，乃为正法眼。”追问战国文字形态之前，或可解决许多疑问。例如战国吉语玺中有多种“可以正下”“可以正曲”，其中“以”字的篆法作“
（2）笔法转换与章法、刀法。
大多数玺印的线条形式是由陶范经浇铸后变成铜玺上的形式结构。临古玺，则需将铜印上的形式变成石上的形式。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书写线条的笔法转换。刀石相接，若刀法娴熟，且能在运刀过程中传达出古玺印文的笔法，便是成功，反之则失败。石上线条形式是刻者的一次创造。笔法形式转换与其说是技术的，不如说是以心运刀的尝试。手腕动作若缺少必要的技法支撑，石上线条与古玺上的线条永远格格不入。朱培尔曾在一方临印上说：“古之铸印，由范中而出，其文爽朗。”在他的眼中，只有用爽利之刀，才能传铸印之神。
古玺的章法大开大阖，奇妙无比。朱培尔在这批新临古玺的边款上，或刻上自己的心得，或录古人相关古玺或临摹的印论。如在临“原隐”上跋：“朱文三代古印，奇形异状，其种种诡态，非见印拓，难于言也。”又在另一临作中说：“古玺疏密之间变化万千，韵味盎然，加上千年浸蚀，故意趣隽永。”这些边款都表明，朱培尔对古玺章法千变万化，形式上变异的认识与借鉴。
章法是对印面文字的布置方式，战国时期玺印的章法还上升不到自觉的谋篇布局，而是一种即兴的情意与文字姿态的无意安排。除了秦的十字界格或田字界格，战国古玺大多没有严格的界格线，即便有，也不是均等的空间分割。古玺的章法，印面文字之间无论是俯仰、顾盼的呼应，还是粗细、屈伸的变化，都不是僵死的、机械刻板的，都能字字相亲，笔底顾盼有情，全印浑如一家，其神之到处，全印灿然。若以为古玺的章法只是奇崛，便是片面之见。
朱培尔认为：“古人作印，不求工致，自然成文，疏密巧拙，屈曲盘旋，大段都可览观也。故临古不可自作聪明，私意搭配耳。”（临“□斁”）古玺之古意，在于自然成文、不求工致，如果刻意追求，是达不到临古的要求的。
战国古铜玺大多浇铸而成，难见刀法。在玉质或其他材质上刻的，自然可见刀法，但大多处于初始阶段的技术水平。石刻印章讲刀法，还是明朝的事。明人说：
印章丰神苍古，刀法自生。
朱培尔临古玺都在石上进行，故这些印的刀法清晰可见，有冲刀、切刀、冲切结合等，也有敲、磨、击等辅助手段。例如他在临“左公车序”的边款中说：“冲中有涩，摹古最为传神。”在临“合阳府”的边款中提到：“拟古玺下刀，不可太轻率，可飘逸处见沉著也。”这里也涉及具体的刀法了。
（3）胆敢独造，我行我法。
真正能代表他临古玺独创性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① 信手刊成，超出千古
临“襄平君”边款云：“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临“
”边款云：“培尔临古，信手刊成，我行我法也。见者以为如何。”临“
临摹古玺，“我行我法”并不表示完全脱离古玺的字法、章法、形式体制而刻一方没有古意的临古之印。
古玺的形式体式中包含了太多文化内涵，根本不可抛弃，其篆法、章法也有难以企及的艺术价值。“我行我法”不过是表示利用古玺的原文字，在篆刻过程中表达一些自己的体悟，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摹得一模一样，是临古玺的初级阶段，而创造性的临摹就必须以自己的刀法传达一种新意味的形式。所以说，朱培尔的这些临摹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一种创新。例如他临古玺的刀法，其刻制过程中，刀入石的角度、力度都是他自己的，刀的运动速度和使转的技巧也都是他自己的。对他来说，只有“我行我法”才合情合理。
② 放胆舒手，一泻千里。
临“左發弩”边款：“放胆舒手，如兔起鹘落，则分寸之间自有一泻千里之势。”临“公孙秦”边款：“培尔临古于分寸之间自求一泻千里之势。”“求一泻千里之势”显然讲用刀速度的快速，讲线条形态与字与字的衔接之间所产生的一股动势。古玺印字字独立，本难有字形的运动之势，但用刀速度快疾，便可能产生内在的，表现力更强的动势。这是朱培尔对于用刀的一种全新观念。
③ 会神有形，天真烂漫。
临“
“与古人气机相合”，即谓要体会到古人刻古玺时的文化场景及当时心态，也就是会古玺之神。所以朱培尔对“会神”的理解并进而产生的“会神”观念很有现实针对性。今之刻手若摹古玺，若不懂所临古玺的文化环境以及楚古玺的字法、笔法，没有刀法的技巧，也没有相应的文化印学修养，讲“会神”就落空了。
更何况，“会神”即把握古玺“神”的内涵。内涵是什么？临“大吉昌内”边款说：“坡老云：天真烂漫是吾师，予于临古得之矣。”朱培尔通过临古，明白了临古玺的“会神”就是要得“天真”，在临古玺中表达自己天真烂漫的情趣。若只是肖形貌，则临古玺便失败了。临“王□”边款：“任刀自运，令如春花飞舞。”临“桥息”边款：“此临得天真二字。”可见，朱培尔临古玺真得“神”之精髓。
第三节 朱培尔临古玺的艺术特色
（1） 笔法精准、笔意盎然的古篆篆法
古玺印临摹，首先要解决古篆字法，以笔法传达笔意盎然。战国古玺七国的古篆字法各不相同，临摹某一国的玺印，必须掌握该国特有的字法，不能张冠李戴。例如齐国玺的“马”作“
所以，弄清楚某一国的字形，不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玺印，方不致闹笑话。但既是摹古，对着古玺临摹一般也不会写错，问题关键在如何用毛笔写、用笔墨书印稿，摹古字形不是描，而是写，使字形带上笔意，这才进入篆刻的范畴。朱培尔的古玺篆形用笔十分到位，不仅写得正确，而且用笔中有起伏、提顿、快慢之分，并力求符合古篆的用笔特点。一般而言，中锋用笔则线条粗细不会太大，若用蝌蚪文笔法，则头部粗且起笔重，尾部细而速收且无回锋。总之，临摹古玺一定要用当时相应国家的通用笔法，方能求得真正的古玺笔意。
古玺的笔法因国别而异，也因玺印功用不同而有别。官玺的古篆用笔相对讲究，下层小官或烙马印之类用笔要求相对较低，盖在陶器上的地名印、名印或许更简单。古玺铸印要求字字清晰规范，如秦代无论官印、私印，字法工整，十字界格使各字空间均等，结体齐紧严整，用笔挺劲有力。但秦陶玺印如“咸园妻相”则用笔率意，结体方整，线条质朴无华。所以临摹古玺，首先要弄明白其笔法，方能得到何种形态的线条结构。
玺”为楚官玺，用蝌蚪笔法，笔道粗重，结体恣放。“司”的“口”形搭接中竖不直，“玺”字左低右高，歪倒天真。于这方古玺而言，朱培尔的临摹基本上按原状进行，属于字形毕肖一类，显示出扎实的基本功。
但他也常常我行我法，按自己理解故意改变字形的线条形态。表面看文字与原印一致，但线条质地发生了变化。例如临“埶关”，同样是楚官玺。原作白文印，线条粗壮，“关”字内部两个箭头状线条明显是蝌蚪文笔法。摹作用阳文，除第一笔稍粗，其余各线条都细劲硬朗，首字中的“木”旁尖入尖出，仍用蝌蚪细笔法，笔道峻拔。原作厚重质朴，临作峻拔秀丽。边款云：“此玺有秀之气，其文清丽，其形险峻。”表明朱培尔临古不拘泥于字形一模一样，而是更讲究自己的理解与发挥。
临古玺字法的难度在笔法。战国古玺中，方笔与圆笔都已常见。齐国古玺多用圆笔，线条圆润畅达。齐鲁受周朝周礼影响大，文字流通、书写保留了中锋用笔的传统。如临“左衡廪木”是临摹的经典之作，原作用笔讲究，圆劲遒润，流畅圆转，“行”“木”的弧笔畅达，“廪”字还有六个装饰性圆点，结体瑰丽典雅。朱培尔的临作也采用粗细圆笔书写，线条光洁圆劲，例如“廪”的“攴”部第一笔，下笔重呈略粗，突出笔意；下部六个点都不是原作大小仿佛的圆点，而是带有方向性不同的刀笔点，各呈尖三角形，笔意突出；上部两点一向内一向外，呈合抱式。完全是毛笔书写式的刀法完成，于书写性而言，临印优于原作。这方临作边款：“临古之法，无意而合意，不法而合法，斯为要论。”
平心而论，原印的许多佳妙处临印也未完全传达，如文字间的空白原印更为空灵，临作可能因原石较小影响了空间分配，但合意、合法都做到了位。
朱培尔的临古常常作自己的发挥，或改变边框的破碎，或改变线条的粗细长度，甚至改变形状与朱白的变化。例如临“左司马
（2） 谲宕严正、夸张天真的古玺章法
古玺章法大开大阖，无拘无束，特别是一方印中字形大小往往悬殊，不作均分空间布局，构成多谲诡奇异。但谲与正是一对矛盾，字字谲诡、故弄玄虚乃恶道，必须谲中有正气、奇中有平淡，方能呈现整体形式构成之美。
朱培尔临古玺，大多只是按原来的章法布局，字形大小、位置远近他会根据临摹时的心境作较大幅度的调整。正是有了这样的自信与胆量，他便在原有章法的基础上制造更多动态，以强化气势。用他独有的夸张手法，表露个性中的天真。例如临“千亩左军”，这是一方魏官玺。“千亩”地名在山西介休县，印拓为反文。“亩”字形出人意料，原形那笔斜圆弧底部还有一个类似三角形的形态，估计是衍生的印迹。章法上“千亩”从左至右横排，“左军”上下排列，结构怪异。朱培尔将“千”字一竖加长，使其不直（原印笔直，书写的意味相对较弱），以刀法作细节处理，使“千”的撇、横明显带笔意；一竖到底，末端方整厚实。“左”的撇、“军”的横都有毛笔运行的粗细变化，细密线条边缘多有起伏不平与细微断裂，谲诡中有了平整。最为夸张的是“亩”由右向左、由上跌下的大弧线，带来线条跌落的动态与气势，创造出夸张的意韵与天真的情调。所产生的节律，抒情、畅爽，这是原印所没有的，而是朱培尔重新创造出来的形式。
朱培尔同时期的篆刻作品结体喜欢夸张、大起大落，但临摹古玺只能在原有基础上稍作调整。但即便是稍作调整，朱培尔也会处理成一种意想不到的夸张。如临“新褎府”。首字“新”压缩之扁短；“褎”占两字位置，取横势，上下对比鲜明；“府”一字一行，左部“亻”一竖原印已很夸张，朱培尔让它竖到底，“寸”为斜撇形也大大夸张。全印结体稚拙、夸张，对比强烈，空白多，空灵中有奇巧。
夸张所临古玺众某一笔画的长度或姿态，让气势在夸张中形成，这是朱培尔临古于章法布置的常用方法，也是他的个性特色。类似的印很多，如临“西闵沽” “鲁生丞”“西方疾”“事均”等。他在临“事均”边款中说：“严整中出谲宕，以纯朴处追其茂古。”既道出古玺的章法特点，也突出了他自己的章法特征。
章法中的疏密奇是历来普遍关注的问题。朱培尔的临摹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对文字排列按己意进行调整，当然是在原古玺章法基础上所作的形式变化。他常用阴文、阳文互换。例如临“平阴都司徒”燕官玺，原作为白文有内框。“平阴”两字均加羡画“土”，增加了线条密度。章法右三字左两字，右密左疏。原印“左阴徒”三字上下不在同一中轴线上，末字欹侧强烈，右侧留有空地。“徒”结体紧密，左部上下空地显得空旷。
朱培尔的临作将白文印改为了朱文，虽字形变化不大，但朱白关系完全颠倒，朱文线条成为视觉焦点，有了线条突兀的立体感，因朱文刻制中刀的提按、起伏动作不同于阴文，拙朴而不呆板，故线条更有书写意味。“平”下的羡画“土”第一横成墨点状，“徒”末笔有粗细变化，“司”字法让横竖有角度，“口”形方整取形等，都比原印生动。较之原印，临作印面更精谨、端丽、光洁利落，也更突出文字的书写性。章法左右字势均有欹侧，动势强烈；边框变为朱文以后，他将其作了粗细残缺的处理，使内外更加通气，气息更加流转，印面构成更加生动。与其说是临摹，不如说是一种再创造了。具体而言，就是将原印风格的精丽转化为一种动感强烈的写意印风；将严谨的章法布置，调整为强烈的疏密对比；将原印中的错落变化，转变为气势的呈现；将原印的沉稳变化为一种参差错落的情绪表现。
在朱培尔这时期创作的三百方的临古玺印作品中，阴文、阳文互换的印不少。临“军计之玺”，原印有十字界格的白文玺，他的临作改为朱文，连笔法也改了。这方楚官玺用蝌蚪文笔法，头部起笔稍粗重，尤有特点。“军”的中部竖画粗重，末端收笔快速，右部竖笔明显带尖；“玺”的尖笔也显而易见。朱培尔的临作则改用圆笔细朱文，“军”的线条细劲硬朗，书写性突出。原作的十字界格均分空间，临作则作分割不均等处理，上部“军”空间稍大，下部“计”占地更多，各字更显生动活泼。其边款：“善摹者会其神，随肖其形耳。”摹古印不在于形貌绝对相似，而在于是否得古玺之神。原印虽为白文，但书写性强，线条长短粗细一任自然。临印虽改白文为朱文，但用笔结体与刀法使转，也是自然之精神的合一，连边框的断裂残破也是率意的，故与原印之神有一种内在的契合。
官玺的文字安排通常讲究字形清晰、排列齐整，尤其铸印或通关之玺，重视可靠性与真实性。如楚官玺“勿正关玺”，为官方出关凭证。印面四字，字字清晰，楚字字法，“关”的“门”中有“串”，“正”上部有羡画。用字规范，用笔精致，朱文线条圆转流畅。其边款：“战国古玺，工整中有流动之气，得之匪易也。”
原印中“勿”“正”以弧形线结体，线条有流动之势，整印结字空灵，字势飘荡优美。朱培尔的临作则在结体上作了变化，如“门”的左竖拉长，左右不对称；“玺”字右部上抬，造成参差之势；“正”字上部两横加长加强横势，下部两弧同样生动。临作印石明显小于原作铜体，但几根边框线增加断开之处，粗粗细细比原印更空灵、更流走自然。其边款：“战国古玺，工整中有流动之气，得之匪易也。”以边框而言，临作颇创意。
（3）任心自运、一泻千里的临古刀法
古玺印大多很小，因为是铸印，又经过了二千多年的自然锈蚀，其印面其实已看不出运刀刀法，而朱培尔所临古玺是用刀在石头上进行，可以凸显刀法。刀法是他的强项，个性鲜明。由于刻印实践多、经验丰富，各种手法娴熟于心，因而在临摹时可以他达到任心自然、会于自然而无迹可寻的境界。正因为刀法是他自己的，故刀下线条与古玺原印线条有许多质的区别。以这个角度看，也是一种创新。
”，“玺”结体歪倒，左右偏旁比例不对。朱临“计”的两个“口”作三角形，“官”写法与原作反方向，“之”的末笔也作了改动。用单刀，刀运动方向清晰，尤其是“官”的弧势转笔，弯折方向、力度、弧转以及收笔都交代清楚，技法高超。边款：“以单刀法运之，得古人遗意矣。”比较两印线条效果，区别明显，这是朱培尔单刀刻玺印的特点，也是他的临古升华为创作的重要原因。
刀法精湛，才能更好地传达原作的精神或意韵。临“左公车序”的边款云：“冲中有涩，摹古最为传神。”此临作以冲刀为主，但冲刀过程中添加涩刀，减缓速度，加上手腕轻微的提按，让线条边缘出现起伏和粗细。“车”的二条横线、“序”的竖线、“公”的撇捺都不光滑、相对粗糙，有了一种金石的气息，力感与精神也就上来了。边框的运刀猛利，还出现多次残破、断裂，如此等等，但使古意生动。
燕官玺中有两方文字线条繁杂的印：一为“雷旦都右司马”，一为“雷旦都司工”。原印均为白文，前印6字，笔画多，字形繁密，线条光洁整齐，结体端丽，精致典雅。朱培尔所临“雷旦都右司马”将印文变朱文，其边款云：“此玺深细工致，精妙不可思义。”
朱培尔用深刻冲刀法加涩刀为之，线条工致但边缘毛糙，有凸起的立体感，精妙不可思议。“司”字的横竖有起伏痕迹；“马”字的横线排叠整齐有气势；“右司马”几字端庄精深，工致有力度；“雷”的两个“田”形，原玺用圆滑线条包裹，临印将一些弧线变折线，使字形对称中有变化；“旦”“都”都有“阝”旁，结体稍作变化，使之不呆板。边框刀法断续、残破、粗细变化无穷，较之原作所摹作品，在章法、字法、刀法的转换上，都堪称精美，其中刀法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雷旦都司工”这方临印，基本上按照原玺临摹，但下刀速度极快。朱培尔对刀法、字法太熟悉，不假思索。行刀中不时变换运动方向，多了许多有棱角的造型。如“都”的“阝”部，方折搭笔干脆有力。“都司工”三字的笔意十分鲜明。边框四条白线，一刀下去，粗细自然，有起伏提按，又有断裂变化，极为生动。
粟玺”，白文印。线条搭接短促、快速，相同部件刀法不同、线形相异，动感强烈。“粟”字“覀”处理成四角形，中间加了几根曲折线条，刀法连接迅速；“米”形上下类同中有变化；其他各字线条左右撇捺交叉，类同中有节奏跳跃，结体令人眼花缭乱但字形稳妥。边款：“此印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神流韵闲”就是此印的调质，迅速交叠的线条构成，去表现得气闲神定。四周边框，粗细长短变化巧妙，可见用刀快速中轻重动作的搭配得宜。白文印线条与白色边框，茫茫一片合成为悠闲的空间。整个印面线条神流，意韵舒缓，两者融汇，成为佳作。
朱培尔的临古，刀法快速、一气呵成，但运行中有清晰的节奏与调质，并非一味直冲直撞，讲究变化。例如“左邑余子啬夫”。原印较小仅1.6×1.6厘米，临作则印面较大。字法中多数以方折线条、三角形、斜直线结体，为刀法创造了很好的节奏环境。“左”字短刀直接下手，灵活改变方向，线条组合在差不多力度的节奏中运行；“余子”两字是三角形与方折线条的排叠，节奏短促；“夫”字向右的斜笔本应带一丝弧势外撇，却突然收束，字形拙朴天真；朱培尔用刀轻车熟路，不假思索，天然浑成。
“郑阳得之”，陶质齐官玺，原作为白文，临作改为朱文。“易”的字形原印三撇向右，临作向左。此印有两个三角形构件，刻起来节奏鲜明，轻重相间，粗细有变化。“易”的三部全用折笔排叠，刻制手法相近，但用刀精微有轻重，笔意传达到位；“郑”下方的羡画“土”上有一重横点，以传达节奏细节。
朱培尔的粗放型临古，用刀恣纵奔放，刀重线粗，放胆驱驰，气概豪迈。例如临“阳成佗”，白文圆印。这个“圆”形其实是从方印切出来的，周长不圆，带有不同似圆非圆的方折之形。“人”形三道界格将印面分割成三个区域，中间各刻一字。“阳”字一竖借了分割的竖线，字形难辨。此印字法都用最简字形，“成”“阳”等没有羡画。单刀冲压，线条粗犷厚重。按不规则印面布字，进入眼帘的是方折、凝重的字形。字形均有不同程度变形，偏旁部首处在不同空间，形成了奇异诡谲的章法。“阳”的右部没有弧线，“它”字法变为阔扁方形与竖横线条的结体，线条搭接直来直去，弯折棱角凌厉，全印风格豪放，气势足、力量大。印面边框线全用切刀切出，带锋带利。这一切是朱培尔豪迈的个性的呈现，一般人学不来。
一般两三字的古玺，朱培尔临摹时大多逸笔草草、一挥而就，凭借的是他对古玺字形的熟悉和经验的丰富。如临“宛戎夫”，用方石切成圆形，以“人”字界格分割空间，“宛戎”分置左右上方，“夫”置下方。故“夫”的第二横作“八”字形横贯左右，字势阔扁。此临在字法、章法、印式都有大胆改变，有新意且刀法迅捷。边款“我行我法，信手而成”。可见，朱培尔的“一挥”“信手而成”表面看是迅捷，其核心则是意与法、心与手的合二为一，是无法而有法的境界。
朱培尔临古玺，放胆舒手，如兔起鹘落，这种“快”在于与古人气机相合而直取神似。这是他积多年经验、触类旁通，以古人之心照运今人之手的结果，是崭新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摹临就是创新，是借古玺之字形，融入他自己之理解，融入现代之精神，形式、意味均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的篆刻形态。
第四节 朱培尔临古玺的意义与启迪
朱培尔在其不同的艺术发展阶段都不断临摹古玺，这到底有何艺术创作上的意义？古玺作为几千年前的实用玺印，到了今天成为艺术品，这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临摹古玺，对初学者只是一种学习、体验的过程，是单纯的模仿。但对于一个篆刻家来说，临摹则是一种创造，一次借用玺印文字重新构思并创作的实践，也是篆刻家艺术精神的一种呈现——这是朱培尔临古的第一个意义。
古玺印诞生的那一刻，工匠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一方官玺、铸币之玺或通关用玺，都是作为信物凭证而存在。使用的对象不同、工匠技术的高低的不同，材质、印形、印式的不同，加上国别时代等等的不同，使古玺印有了规整、齐均、精致、粗放等差别，有了形式美的差异与风格的多样。因此，临摹古玺，必须将心绪回到那个远古的时代，体验当时的文字形态、形式规范、典章制度等与古玺有关的一切，包括技术手段、表现技法等等。临摹是对古文字形式的当下体验，也是对古人结构方式的重新猜想，更是对古人精神的重新领会。以追求形似为目的，只是临摹的初级阶段，因为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同一字换种场合字形就变了，古玺中的字法，包括羡画，临摹时刀入石的角度、力量大小与古玺线条形态之间的关系处理，怎样在临摹中体现书写性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再创作，字法、章法上的相似以及工具材料鹅转化，更是这种“创作”变得更复杂、更有挑战的意义。
临古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当下的临摹是用刀在石头上进行。古玺上的线条形式是大多从陶范转换而来：先刻于陶泥，烧制并经过浇铸变成玺。陶泥上的线条与经过铜水浇铸后的线条，材质不同，线条形态更是有了质的改变。在石头上用刀临摹古玺，最难的就是必须将古玺上的形式能直接转换成石头上的表现，必须将远古的意味与形式转换成石上线条的现代呈现。在这个转化过程，用怎样的刀法、多尖利的工具、用什么切入角度，线条的质感，包括光洁，粗糙等等，都是在临摹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因此，临像一方古玺不难，但将临摹变化成一种创造与创新，比一般的创作更难。更何况，有些古玺是古人直接用刀凿出来的，故线条形态与浇铸有较大区别。这里有不同材质、工具和技法的具体问题，将古玺、古意与韵味形式转换到石上的现代表现，仅凭一两次模仿显然做不到。朱培尔临古无数，其时间有几十年之久；其思考之多，其用功之勤快，使他的每次临摹都有新收获。他在一方临作的边款中提到曾经“五临”，可见其临古中创造性的生发，是他努力的结果。
临古玺的第三个意义是朱培尔有一种崭新的传达手段——个性化的刀法。在古玺上一般很难看清其刀法，最初陶泥上的刀法已被铜液溶化，成另一种线条形式。朱培尔的临古就是用自己的刀法语言，去领会古人的传达方式，从而以个性化的语言传达出来。他常说“信手刊成，我行我法”。这说明他领悟了古人技法中的两个要素：一是自己的刀法，二是这个刀法信手刊成、心手相应、合乎自然。而任心自运，正是古玺印的核心精神。个性的刀法本身就不易，非几十年刻印者不能具备。朱培尔个性化刀法的特色的，是恣肆奔放、不求工致、自然成文，其中已无技术痕迹，而是心手为一的无迹可求——刀法已具体化为线条的自由运动，奔突、飞舞、忽伸忽缩，用刀之快、之神妙、之情趣、之天真、之活泼、趣味隽永，留下的只是一片天真烂漫。可以肯定地说，朱培尔的临古，其创造性、其观念、其手法、其数量，在当今印坛无人可比。
朱培尔所临古玺，对于当代篆刻的学习与创作，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对大量古篆形体的临摹，掌握古篆篆法的特点，为古篆字法在创作中的运用创造条件。 文人篆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字形不古，或者说字体很难统一。字形不古，一方印何来古意；字形不统一，印式的基本要求就被扰乱。篆刻中的很多弊端，大多是因为篆法的生疏造成的。古篆篆法的涵盖面很广，甲骨、金文、石鼓、楚简秦简、帛书都是先秦古篆的载体，这些难啃的古文字骨头，熟悉它们很难。稍好一点，懂几个金文大篆字形，但对战国古玺的精髓知之甚少。所以临摹古玺既可以学习其艺术，又弥补对古篆篆法的陌生，更可以增加对古文字的理解，一举三得。
即便是《古玺汇编》便知。也有许多字专家释不了或释错了。如《古玺汇编》第一页0003号“长平君相室玺”，“长”左边加“立”，“平”下加“土”，“相”的偏旁改“亻”又加两短横，都增加了释读的难度。
朱培尔擅长篆书，即便是临摹金文，也篆法张扬。其实这样的创作方式显然是借鉴战国古玺、简帛中的草体古篆。而用笔的自由奔放，书写的个性鲜明。也是从他自己篆刻处理古玺字形的手法脱胎而来。古人有印从书“出”，朱培尔则便成了“书”从印出的实践者。
其二，在精熟篆法、刀法的基础上走向“我行我法”审美与创作。 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古玺的篆法或刀法，其实古玺上也看不出什么刀法，篆法只是对篆形规律的方法总结，是基本方法；但在临摹中将古玺转换成自己的艺术观念，则是朱培尔从无法到有法是一大飞跃，从掌握基本技法到抛弃技法更是一种超越法，看似容易，实质太难。朱培尔花了几十年研究运刀之法，直到五十至六十岁之间才进入我行我法的境界。我多次看他操刀刻印：随着一根线的展开，刀运行过程中手的提按、顿挫、疾恣、快慢、轻重等等动作随即跟上，这种技法让刀法与线条成为有机的合一，书写笔意体现出来，大多数刻印者可能也知道提按，但提到什么程度、按下多少力，都说不清楚，而朱培尔可以说清楚，他的长篇论文《刀法与线条》可以说清楚有了自己的自性与自心，才能不求工致、自然成文，才能放胆舒手、下刀如快马斫阵、飘逸中见沉著。五十年来朱培尔刻过近两万印，量的积累加上自己的悟性，使他的用刀有了质的飞跃。同样，也只有触类旁通，临古才能呈现出新的境界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篆刻创造。
其三，临古不仅仅是临印面文字与印面的形式，而必须把古玺看作战国文化环境中的产物。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印章制度文字、印式、浇铸技法等，都有所不同，如果。不了解古玺文化的多元及当时的用语、用字，不了解古玺文字与同时代其他载体文字的区别。只能隔靴搔痒，可能连印面文字都解释不了。例如齐玺中有一方“阳都邑圣徙盟之玺”，印面字形清晰，但“都”“圣”“徙”未释，尤其是“都”这个常用字也未释，其实齐玺中的“都”包括连齐陶文中的“都”也是此字形，且玺印上方有一凸起之柄，正是齐玺的标志。齐官玺有称“玺”的，也有称“节”的。而燕官玺形制呈长条形，不称玺，而名为“鍴”或“节”，“节”作“卩”，如“单佑都市节鍴”，对“市”“节”未释。“外司炉鍴”长条形燕官玺，对“炉”未释。“外司炉”是官职名，燕国货币明刀背文也有“外炉”字样。诸如此类的官职名、地名、玺印名，都带有国别文化特征，篆刻家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创作中就会出现很多困难。《古玺汇编》0368为“中军
战国中的秦国古玺字法比较规范，大都属方正的金文大籀形态，但字法的简化已十分明显，许多字形中方笔、隶形鲜明。秦官玺大多是正方形，阴文，有十字界格，只有官阶低用日字界格的长方形。其书法特征方中寓圆，线条平直遒劲。
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箴言印、吉语或成语印，这也是官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体现。《左传·宣公十二年》有“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箴即诫、规谏之警言，都是对普通百姓的劝诫，如“敬事”“敬”“忠信”“忠仁”；也有对广大民众和官僚都适用的内容，如“千岁”“千秋”“大福”“福寿”“千秋百万昌”“正行亡曲”“日敬母怠”等，这些词语大多能反映当时老百姓朴素的心愿，至今仍有生命力。对这些字数很少的印章，字形用最简单易识的，绝不故弄玄虚，结体、写法追求细劲、端直、清刚、雅丽。线条多用阳文，很少阴文；形制则人格化明显，方形、心形、曲尺形、圆中套方形，甚至还夹杂小动物等。
朱培尔刻的吉语印，如临“大吉昌内”，有拙朴天真之趣。四小方块合一，朱文，用笔随意，起收笔法传达充分，书写性强，用刀自若率性。边款：“坡老云：天真烂漫是我师。予于临古得之矣。”
临“可以正下玺”为圆形朱文印，内有小圆圈，文字沿圆形布置，不为古人所囿，刀法则取随形弯曲得古人之浑古之趣。
临“敬”作菱形布置，四周上下有装饰性纹饰，笔笔劲健，清刚端庄，恭肃之态溢出印面。边款：“是玺屈曲整齐，不伤自然。”信夫。
临“慎君敬身”有十字界格，为秦印之式，用笔劲健，线条细瘦清刚，平中见奇，平稳中有谲宕之势。后两字字形奇诡，别有一股浑厚之气。
朱培尔临古中的吉语印、成语印，用字运刀、章法布置都相对恭敬端直，追求文字线条的形式与词语的内涵相吻合，而不单纯追求诡异奇巧。这样的临摹，在内容与形式在境界表达上是一致的，这也可以看出朱培尔善于多种手段在临古中求出新，又以多种有个人风格的形式达到自然展开的目的。
—版权声明—
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原创内容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编辑丨孙海兴
主编 | 廖伟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