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上海滩这渐趋阴冷的深秋里，竟还能亲眼目睹这样一出绝妙的活剧。
十月二十二日，据说是各路大企业最后补交税款的期限。
昨日，这一天终于在无声无息中过去了。我正端着粗瓷碗，就着几块咸菜喝稀粥，听得远方似乎有一阵隐隐的喧嚣，仿佛是什么庞然大物轰然倒下了，又像是某种油煎火燎的残局，终于被人用铁铲强行收了口。
打听下来，原来是一位在商界颇有些名望的老爷，在四面楚歌与风声鹤唳之中，苦苦折腾了一个多月。为了凑齐那笔天文数字，他东挪西借，拜尽了菩萨，甚至将几代人积攒的家底与脸面通通撕下来砸在桌上，硬生生地从各路神仙与高利贷手里，抠出了几个亿的现金，才算在限期砸响的前一刻，把那笔催命似的税款给补齐了。
然而，他脸上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喜色。
当那张盖着红印章的收据落在他手里时，他只是瘫坐在那张用上等黄花梨木雕成的庞大办公椅上。那张椅子曾经衬托过他的尊严与荣光，如今却像是一具定制好的棺材。
他两眼发直，盯着天花板上璀璨的水晶吊灯，对身旁几个同样吓得脸色发白、浑身战栗的亲信，缓缓吐出了一句话：“完了，一切都完了。”
身旁有人不解，悄声问他：既然早知今日，觉得一切都完了，那过去几年里，为什么不早作打算？为什么不效法那些绝顶聪明的人，弃了这破烂摊子，卷了金银细软，一走了之，逃往大洋彼岸去享清福呢？
这位老老爷惨笑了一声，摇了摇头。那声音沙哑得像是两块破瓦在相互摩擦：“跑？往哪里跑？国内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呢。那不是家产，那是套在脖子上的铁锁。这根绳子另一头攥在人家手里，连喘口气都得看上面的脸色，我怎么跑？我能跑到哪里去？”
听听，多么凄惨，又多么“现实”！
造化常常制造出许多绝妙的讽刺。
其实，早在几年前、几个月前，就不断有几个自诩“看透世情”的好心朋友，暗中递过眼色，甚至拍着桌子劝过他：莫要恋栈，莫要迷恋那虚幻的繁华，趁着门窗还没关死，赶紧把资产转移了，卷起铺盖走人罢了！莫要等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时候，才来抱头痛哭。
但他那时是不肯听的。他总能搬出一整套极其“现实”且“明智”的理由来。
他舍不得这几十年来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庞大帝国，舍不得那些印着刺眼头衔的名片，舍不得剪彩时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与簇拥；他舍不得那些精心打理的洋房、高墙，以及墙内那份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最要紧的是，他内心深处始终抱有一种极其顽固的幻想——他以为自己是特殊的，是“对国家有贡献的”，是“上面需要保留的标杆”。
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几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上海封城。
那时，大雪般纷飞的红头文件将整个城市切割成无数个互不相通的网格。他与寻常百姓一样，被死死关在铁皮围挡和高档小区里，每日里战战兢兢地隔着阳台团购高价的蔬菜与面包，提防着白衣人的叩门。
在那段日子里，他也曾惊恐过，夜不能寐过。但他最终“挺”过来了。当城禁解开、街上重新响起汽车喇叭声的时候，他长舒了一口气，擦干了额头上的冷汗，自以为渡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他甚至向旁人夸口，说这是“大浪淘沙”，唯有根基扎实的企业才能活下来。
他以为风浪过去了，便是海阔天空。
殊不知，风浪确实是不闹了，但人家改用了钝刀子割肉。
这回的补税，不过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步骤井然的围猎。人家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封门闭户，只需要下一道限期的文告，调动几台计算器，便能将他几十年来积攒的油水榨得干干净净。
末了，还要让他自己跑断腿、磨破嘴，去四处求人借钱，亲自把这笔赎命钱恭恭敬敬地双手奉上。
他到这时候才猛然明白，自己算什么“企业家”？自己不过是一只被精心关在圈里的猪罢了。
平日里，主人给些糟糠，许你长些肥肉，甚至允许你在猪圈里昂首阔步，对着旁边的瘦猪哼哼两声，显出几分威风。你便真以为自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了，真以为自己凭着“勤劳与智慧”赢得了尊严。
殊不知，主人若是不饿，你自然可以继续做你的发财梦；主人若是缺了口粮，或是起了杀心，只需拿根木棍将你赶到案板上去便可。
那时候，哪里容得你讲什么“契约”与“法律”？又哪里由得你抬起脚来，想跑往哪里去？
这不禁让我想起古书里记载过的一个关于“造房子”的寓言。
说是有那么一只老鼠，费尽心机，在一户大户人家的大厅梁柱下方挖了一个极深极舒适的洞。它每日里穿梭于厨房与客厅之间，偷吃残羹冷炙，甚至有时还能啃上一口供桌上的糕点。日久天长，这只老鼠看着周围那些在野地里受冻挨饿的同类，心中便油然生出一种高贵与傲慢来。
它对野鼠们说：“你们看，我住的是华堂大厦，吃的是膏粱厚味，这房子便是我坚固的家园，这主人对我也是极宽容的。”
野鼠劝它说：“这大厅虽好，但终究是人的房子。况且我听说主人最近买了一只大花猫，又准备了许多铁夹子与毒药，你还是趁着夜色跟我们逃往山林里去吧。”
老鼠听了，大笑不止，认为野鼠是“缺乏远见”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它说：“我在这里有固定的洞穴，有吃不完的剩饭，我为何要放弃这现成的幸福，去山林里过那种风餐露宿、不可预知的日子呢？况且，主人若是要收拾我，早收拾了，何必等到今日？”
于是，它继续安心地住在梁柱底下，甚至还把洞穴装饰得更加豪华。
终于有一天，主人不仅放出了花猫，还请来了木匠，说是这栋大楼年久失修，要将所有的梁柱全部拆卸重换。
木匠们拿着铁锤与锯子，轰隆隆地砸开地板，撬开砖石。那只老鼠在狭窄的洞穴里左冲右突，发现所有的出口都被铁板死死封住。它看着平日里庇护它的庞大建筑瞬间化为废墟，那只花猫正蹲在唯一的出口处，冷冷地盯着它。
在临死的那一刻，老鼠才绝望地发现：它以为的“家园”，不过是别人随时可以拆毁的道具；它以为的“安全”，不过是主人尚未动手时的空档。
如今看这位五六十岁的老爷，其境遇与这只老鼠何其相似！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故乡”，谈论“本分”，仿佛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便天然地带着某种温情脉脉的母性。
然而，细细剥开这层温情的外衣，你便会发现，这个冰冷而残酷的世界，其实根本没有哪里是真正属于你的“故乡”。
你以为那是你的根，其实那不过是官府卷宗里的几张地契、户籍本上的几个印章，以及随时可以被宣布作废的合同。
那些平日里口口声声跟你谈“同舟共济”、谈“爱国奉献”的人，转过身来，就能拿着红头文件与税务报表，将你逼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真正的故乡在哪里呢？古人说：“心安处即是吾乡。”这话说得虽然有些潇洒，却透着一股无可奈何的酸楚。
在这块土地上，要想寻得一份“心神安宁”，却比登天还要困难。
因为你的安宁，并不取决于你的勤勉，不取决于你的善良，甚至不取决于你的守法；你的安宁，完全取决于那些掌控着生杀大权的人，在某一天的某种心情。
他们心情好时，你便是“民营经济的脊梁”；他们心情不好时，你便是“待宰的羔羊”与“偷税漏税的罪人”。在这样一种随时可能颠覆的环境里，人心又如何能够安宁？心既然不能安宁，那所谓的“故乡”，除了是一处羁绊你、勒紧你脖子的牢笼之外，又究竟算是什么东西呢？
说到这里，我便不能不提一提那些围观的“看客”了。
我们这里的看客，大概是全世界最有耐心、也最富有戏剧鉴赏力的一群人了。
当这位老爷四处奔走、低声下气地向人借钱补税的时候，街头巷尾、茶馆酒楼里，便早已挤满了嗑着瓜子、伸长了脖子的看客。他们的脸庞大约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或精神贫瘠，呈现出一种麻木的灰白色，但那双眼睛里，却闪烁着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兴奋光芒。
他们看着这位昔日高高在上、坐着豪车进出的“大老板”，如今像个孙子似的在官府与银行之间匍匐，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高潮般的快感。
“嘿嘿，看哪！”一个穿着破棉袄的看客吐掉口中的瓜子壳，幸灾乐祸地对旁边的人说，“平日里不是挺阔气的吗？不是动不动就讲什么‘社会责任’吗？这回可好，落到税警手里了吧！该！叫他们这些有钱人嚣张！”
另一个看客则摇了摇头，装出一副看透一切的深沉模样：“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国家这是在帮我们打富济贫呢！等把他们的钱都收上来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盘子里那点可怜的碎银子，或许正是依赖于这些企业的存续；他们也完全看不到，当那只庞大的铁拳能够毫无阻碍地砸碎一个亿万富翁的尊严时，将来砸碎他们这些蝼蚁般的底层百姓，甚至连一道正式的文告都不需要。
他们只是看戏。
台上演的是《霸王别姬》，演的是《走麦城》，他们便在台下吆喝、打赏、吐唾沫。他们乐于见到权贵倒霉，乐于见到富豪落魄，因为这能填补他们内心深处那股因自卑而产生的阴暗妒恨。
至于这出戏演完之后，整个剧场会不会塌下来把大家都埋在里面，他们是从来不去想，也懒得去想的。
这便是我们的同胞。你若劝他们去抗争，他们会吓得面无人色；但你若是拉他们来看别人的惨状，他们便能挤破了头。在这群看客的环绕之下，任何个人的悲剧，最终都会被稀释成茶余饭后的笑料与谈资。
这位老爷在绝望中喊出的那句“一切都完了”，落在大众的耳朵里，不过是一声轻飘飘的笑声罢了。
什么是幸福？
这问题太高深，也太宏大，我一向是不大懂的。
街上的报纸、墙上的标语，以及广播里昼夜不停的声音，天天都在向我们灌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说我们要懂得感恩，说我们的日子比蜜还要甜。
但我这人一向愚钝，且记性不好，大抵是享受不起这种由官方统一分发的“宏大幸福”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我却切切实实地知道，什么叫做“不幸”。
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你已经活了五六十岁了。
按理说，一个人活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早已是知天命的岁数。在漫长的岁月里，你经历了无数的风浪，阅尽了人情冷暖，在社会上也算得上有头有脸、受人尊敬。走在外面，小辈们要尊称你一声“老先生”或是“某总”，你似乎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尊严与防线，可以从容地面对余生了。
然而，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尊严都是纸糊的。
只要风向轻轻一变，时代的铁拳轰然砸下，哪怕你身家数十数百亿，哪怕你曾经呼风唤雨、与高官显贵同席共饮，那几个穿制服的税警、甚至只是街道办里随时都能吆喝一声的片警，往你面前一站，便能立刻变了一副面孔。
他们不需要对你出示什么严密的法律程序，不需要对你保持任何形式上的客气。他们瞪起眼睛，大声地呵斥你，像训斥一个逃学的幼童，或者像审问一个在街头偷拿了人家两个馒头的小贼：“姓名？年龄？账本在哪里？钱什么时候到账？老实点！”
那一刻，你不敢顶嘴，甚至不敢抬起头来直视他们的眼睛。你额头上渗出冷汗，手脚发抖，只得唯唯诺诺地连声称是，将几十年来积攒的尊严、体面，以及对自己人格的全部认同，像脱裤子一样，当着所有人的面剥得精光。
你就这样被收拾了。
毫无悬念地，像捏死一只爬过桌面的蚂蚁那样，被干净利落地点名、清洗、收拾了。
这便是五六十岁的最大不幸。
它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夺去了你半生辛苦积攒的钱财与资产——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它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在你临近暮年的时候，用最粗暴、最屈辱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一辈子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获得的一切地位，不过是一场可笑的幻觉。
你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呼来喝去、剥夺一切的奴才罢了。
我常常想，那位瘫坐在红木大椅上、喃喃自语着“一切都完了”的老爷，此刻大抵正在无人的深夜里，一边看着窗外死寂的夜空，一边痛恨着自己当年的贪恋与迟疑吧。
他大概终于看清了这局棋的底牌。
他曾以为自己是棋盘上的车马炮，可以冲锋陷阵，叱咤风云；到头来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被弃掉的兵卒，甚至只是一块用来擦拭棋盘灰尘的破抹布。用得着你的时候，给你戴上一顶“企业家”的花帽子，许你几分风光；用不着你的时候，便将你连根拔起，还要在你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那些早早看透了这局棋、狠下心来撕破脸皮跑路的人，固然付出了割舍的代价，但终究保全了性命与底气；而他自己，则深陷在这庞大的网罗里，被所谓的“现实理由”死死缠住，直到绞索套上了脖子，才发出求救的哀号。
窗外，秋风呼啸着刮过街巷，卷起满地的落叶与尘土。上海的秋天，总是显得格外短暂而阴冷。
街上的行人依旧行色匆匆，脸上戴着麻木、疲惫而又坚韧的面具，为了几两碎银子在风雨中奔波。
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昨天还身家亿万、今天却已经“全完了”的老头；正如没有人会去关心路边被狂风吹落的一片枯叶，或是被马车轮子碾碎的一只蝼蚁。
我放下手中的粗瓷碗，擦了擦嘴上的粥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世上的戏，总是换汤不换药地一出接一出演下去。台上的锣鼓敲得震天响，台下的看客麻木不仁地喝着彩。
而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局中人，还在津津有味地做着发财、避风与永存的迷梦。
直到那一声冰冷而粗暴的大喝，突兀地在他们耳边炸响：“喂！那个老头，说的就是你！把手举起来，把账本交出来！”
于是，大幕轰然落下，一切便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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