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会开三天，一部剧拍两集，这在中国电视剧里是破天荒头一遭。看惯了长征题材的观众都清楚，遵义会议在别的剧里往往一晃而过，几句台词、几个镜头就算交代完毕。偏偏《伟大的长征》不这么干，它舍得花整整两集的篇幅，把1935年1月那间20多平米的小楼，一寸一寸摊开给观众看。凭什么敢这么拍？档案公开了，材料齐了，历史终于允许后人坐进那间屋子。
先说说那间屋子什么样。遵义老城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楼上便是会场。1月的天气寒气逼人，屋里没有电灯，只靠一盏油灯照明。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军团负责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都在，洋顾问李德带着翻译伍修权只能靠边列席，角落里埋头记录的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人为什么非开这个会不可？湘江一仗打完，红军从出发时的浩浩荡荡锐减到三万人。三万条人命，逼出了这场会。
剧里把会上的人分成了几类面孔，个个鲜活。博古作主报告，吞吞吐吐替自己开脱，败仗的账全算到敌人太强、苏区太小头上。李德坐在门边还想翻盘，他手里没有表决权，想往前凑，没人让位，那种有力使不出的窘态，一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凯丰当场发难，反问毛泽东懂多少马列，血淋淋的败绩摆在眼前，他终究孤掌难鸣。
有意思的是，打响第一枪的居然不是毛泽东，是张闻天。此人早就跟毛泽东、王稼祥串通好了想法，开会时掏出一份备好的提纲，来了一场条理分明的“反报告”。这一炮打得极有讲究：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容易被说成意气之争；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把账一笔笔算清，批评立刻从个人意见升格为集体判断。紧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情讲起，把错误的根子一一剖析透彻，“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这句大实话就是当年的原话。话音未落，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提议让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彭德怀翻出广昌保卫战的旧账，刘伯承诉说提个建议就被扣帽子的委屈，一线将领们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全在会上化成了反对票。
最让人心头一震的是朱德。全军出了名的忠厚长者，这回动了真火，当众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钱打什么仗？随后甩下一句重话，再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总司令发话，等于告诉全场：这支部队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周恩来在这一场里展现了何为担当。他作副报告，不诿过、不辩解，主动把担子往自己肩上放。试想，连握着实权的人都死不认账，这场会还能开出什么结果？敢认错、肯担责，这份坦荡恰恰是会议能够开成开好的关键。
博古的表现同样耐人寻味。被批得哑口无言之后，他不再争辩，只留下“我要考虑考虑”。剧里没有把他画成小丑，而是拍成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年轻人——28岁就坐上总负责的位置，苏区丢在手上，血债压在心头。这样的处理有血有肉，比脸谱化高明得多。
会上还有一段插曲见出毛泽东的分寸感。刘少奇提出把白区工作的错误也拿出来讨论，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当场叫停：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大敌当前，红军命悬一线，眼下只能先解决最要命的军事指挥问题，其他账以后再算。抓主要矛盾，这才是实事求是。
真正见格局的，是毛泽东赢了之后的“退”。全场一致推他指挥红军，他反倒谦让：军事上请周恩来负最后决心之责，自己只挂个“帮助者”的名分；党内总负责也让给张闻天。周恩来晚年回忆过这个细节，毛泽东明确说，应该让洛甫来做。唾手可得的高位面前肯说“不对”二字，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事实证明这步棋高明至极，各方心服口服，队伍很快走出险境，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成立，他自然而然回到了指挥核心。
剧里还有一段并非史实的艺术加工：毛泽东在会上谈起民族危亡、外敌入侵，追问国家将来该交给什么样的人。党史记载里找不到这句原话，可这份胸怀确有其事——瓦窑堡会议上，正是他力主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争的不止是一支军队的指挥权，装在心里的是整个民族的出路。
散会之后呢？争吵过的人照样并肩作战。博古后来挑起重担，1946年不幸牺牲；凯丰转变立场，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争时面红耳赤，合时肝胆相照，只为真理不为私利，这就是那一代人的风骨。看懂了这三天，才算真正读懂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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