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7日，河北涞源黄土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倒在了炮火之中。此时的他，已经接到调回东京担任侍从武官的命令，距离离开中国战场，只差一步。
这一步没有走完，反而成了他一生最具争议的注脚。阿部规秀并非日本陆军大学校毕业生，却在扩军浪潮中连续晋升，最终成为中将。类似经历，在旧日本陆军内部并不常见。
日本陆军大学校，简称“陆大”，在当时不只是培养参谋的学校，更是军官进入核心晋升圈的重要门槛。毕业生佩戴特殊徽章，被称为“天保钱组”，他们往往更容易担任参谋、联队长和师团高级职务。
这套制度并非规定“没有陆大文凭就绝不能当将军”，但在实际人事运行中，陆大经历常常意味着更顺畅的道路。非陆大军官即使有战功，也经常被挡在关键岗位之外。阿部规秀和志摩源吉，都是被这道门槛压过的人。
阿部规秀早年曾赴德国学习山地战，这段经历成为他最突出的专业资本。可在重视学历和派系的日本陆军里，单有战术专长仍然不够。他直到47岁才晋升大佐，同龄的陆大毕业生中，已有不少人进入师团参谋系统。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扩大兵力，原有军官储备很快捉襟见肘。1937年以后，战场对旅团长、联队长的需求陡增，陆大毕业生数量却无法同步增加。阿部规秀这类有经验、有专长的军官，便被重新推到前台。
1937年，阿部规秀晋升少将，担任旅团长；1939年又升为中将，出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调令到来后，他本可回东京任侍从武官，远离华北战场。有人劝他尽快交接，他却据说仍想打一场漂亮仗。
这并不只是所谓的勇猛，也包含着一名非陆大军官的自证心理。他想证明，决定战场胜负的未必是履历表上的学校名称。遗憾的是，黄土岭作战中，日军进入八路军预设的伏击区域，阿部规秀的指挥位置遭到炮火打击，他当场身亡。
战后，日本方面对阿部规秀大加宣传，将其塑造成“名将之花”。这种包装，既有对战死将领的惯例性褒扬，也有宣传需要。一个没有陆大背景、却能升至中将的军官，死后反而更容易被塑造成特殊人物。
志摩源吉的道路更为曲折。他长期担任基层指挥官，直到50岁左右才成为联队长，而且起初仍是中佐。按日本陆军惯例，大佐年龄和岗位存在严格限制，他是在临近年龄界线时才升为大佐，勉强留在将校晋升体系内。
此后，志摩源吉一度被调回国内负责后勤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铺得更广，兵力缺口不断扩大，这名原本接近退役的老军官又被派往前线。他以大佐身份承担相当于少将级别的指挥任务，直到55岁前后才晋升少将。
1944年夏，衡阳战役陷入苦战。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伤后，师团指挥出现变动。志摩源吉资格较老，又长期在前线，原本很可能成为接替人选，然而从本土调来的堤三树男最终接掌师团。
有意思的是，堤三树男同样不是陆大毕业生，优势主要在于军校资历早于志摩源吉。对于熬了大半辈子的志摩源吉来说，这种安排格外刺眼。一次会议上，堤三树男当众斥责他。志摩源吉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句：“那就到前面去证明。”
1944年8月6日夜间，衡阳城下战斗仍在持续。志摩源吉亲自进入前沿阵地，试图向士兵示范如何处理投来的手榴弹。就在他弯腰捡取一枚冒烟的手榴弹时，中弹身亡。
两个人都没有读过陆大，却都曾因战争扩张而获得将星。阿部规秀死在成名之前，志摩源吉死在迟来的晋升之后。一个把调令压在身后，一个把积压多年的不甘带到了阵地上。旧日本陆军的扩编，给了他们机会，也把他们推向了更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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