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傍晚的风裹着料峭寒意，吹进京城锡拉胡同的宅院里。院里几株老海棠还没抽芽，枝桠光秃秃戳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曾国藩靠在书房的软榻上，身上盖着厚棉被，脸色蜡黄，喘得厉害。他这大半年身子垮得厉害，眩晕、脚麻，时常说话说到一半，舌头就发僵，连字句都吐不连贯。
儿子曾纪泽守在榻边，手里捏着温热的帕子，时不时帮父亲擦一擦嘴角。这些日子，府里一直悬着心，太医来过好几趟，汤药一碗碗端上来，收效甚微。曾国藩自己心里清楚，大限将近。他这一生，从湘乡乡下一个普通书生起步，办团练，带湘军，熬过无数险关，见过荣华，也踏过尸山血海，手里经手的银两不计其数，可到了快要闭眼的时候，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积攒下来的家产。
前些天，族里还有长辈捎信来，劝他趁着还能动，多置些田产，多留些金银，给后辈铺好路。说如今世道不稳，手里握着田地银子，子孙往后才不至于受苦。这话旁人听着实在，可曾国藩听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他见得太多，当年一同起兵的同僚，有的风光一时，拼命敛财，大宅良田一处接一处添置，可等人一死，子弟好吃懒做，争财夺产，没过两代，家道迅速败落，落得一地鸡毛。金山银山看着牢靠，其实最容易消磨人心，钱财一多，后辈反倒容易生出骄奢懒散的毛病。
曾纪泽这些日子心里一直压着事。弟弟纪鸿年纪尚轻，族里一众子侄，性子各不相同，有的踏实肯读书，有的年少浮躁，喜欢攀比排场。他常常发愁，父亲一旦不在，偌大一个家族，往后该往哪里走。外人都羡慕曾家权势显赫，可他明白，权势是阵风，说散就散，钱财有耗尽的一天，想守住一家人，哪里是容易事。他好几次想开口问父亲，该给子孙留下什么，又怕耗费父亲心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天傍晚，曾国藩精神稍稍缓过来一点，呼吸平稳了些，抬眼看向跪在榻前的纪泽，示意他靠近。纪泽连忙往前挪了挪，耳朵凑近。书房里安安静静，只有烛火噼啪轻响，窗外偶尔传来仆役轻手轻脚走动的声音。
曾国藩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他说，很多人一辈子忙活，拼了命给后代攒家底，以为田宅金银就是兴旺的根本。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刚入京城做官，看着京里大户人家车马光鲜，宅院阔气，心里难免羡慕。
后来带兵，大把军饷从手里过，想要捞些好处，本是轻而易举。可他一路看，一路警醒，富贵最养惰性，孩子从小伸手就能拿到一切，就不愿吃苦，不愿读书，不懂体恤旁人。钱财留得越多，争执往往来得越快，兄弟反目，骨肉生隙，大半都是为了财物。
他想起湘乡老家的几户亲戚。早年家境富足，祖上留下大片水田，后辈不用劳作，日日游手好闲，赌钱吃喝，不过二三十年，田地卖光，房子抵债，一家人过得穷困潦倒。还有一户，家里本不宽裕，长辈勤俭，教孩子踏实读书，待人宽厚，日子慢慢往上走，几代人都安稳。对比得多了，他心里早就明白，金银田产，只能保一时温饱，撑不起一个家族长久的兴旺。
纪泽静静听着，指尖攥得很紧。他跟着父亲多年，知道父亲一向节俭，官做得这么大，日常衣食简单，衣服缝补了还在穿，家里不许铺张。可族里不少年轻人并不理解，私下里议论，父亲太过苛刻，有权有势，何必过得这般拘谨。
曾国藩歇了好一阵，目光落在桌案上提前写好的字条上，慢慢道出那十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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