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八年，京城，御史许三礼再次上疏，矛头直指已经离开权力中心的徐乾学。奏疏中列举了结党营私、借科举徇私、经营产业等多项指控。按常理说，一个被这样弹劾的官员，很难再得到皇帝庇护，可康熙的处理却颇为耐人寻味。
徐乾学出身昆山徐氏。这个家族在清初科场声名极盛，兄弟三人分别取得状元、探花功名，时人称为“昆山三徐”。徐乾学本人于康熙九年中探花，入翰林院任编修。科举给了他入仕的门票，家世和学问则让他很快进入了皇帝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没有犯过明显过失。康熙十一年主持顺天乡试时，徐乾学因违反科场规矩，被都察院参劾，受到降级调用的处分。几年后，朝廷推行捐纳，他又借此恢复原职。这样的经历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始终谨慎自守的清流人物。
真正改变他仕途的，是日讲起居注和修史事务。康熙年间，能够接近皇帝，往往比单纯拥有一个高品级更重要。徐乾学担任左春坊赞善兼日讲起居注官后，得以经常参与经筵，向康熙讲解经史，也能揣摩皇帝的政治意图。
康熙曾问过身边大臣：“修明史，最要紧的是什么？”
徐乾学答道：“辨正统，明是非，更要存实录。”
这类回答未必句句出自史实，却很符合当时君臣之间的政治逻辑：修史不只是整理旧档案，也是在解释清朝为何能够取代明朝，如何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徐乾学后来成为《明史》总裁官，学问在其中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他明白这部史书肩负着特殊使命。清廷需要通过文字和制度，为入主中原建立一套完整的历史叙事。谁能在这项工作中替皇帝分忧，谁就拥有了普通官员难以相比的政治价值。
这也解释了康熙为何多次对他的过失留有余地。皇帝并非不知道徐乾学的名声，更不是看不见朝臣的弹劾，而是把“可用”放在了“可敬”之前。一个臣子品行有亏，尚可控制；若能在修史、经筵和政务上发挥作用，皇帝便不愿轻易舍弃。
徐乾学在朝中的处世方式，也体现了这一点。他曾试图接近索额图，未能如愿后又与明珠一派往来。两大势力相互倾轧时，他并不把自己完全押在一方，而是根据局势调整站位。这样的做法确实遭人鄙视，却也使他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保存了自身。
李光地曾批评他诡谲多变，认为此人对朝局具有危险性。这个评价虽然尖刻，却点出了徐乾学的本事：他未必拥有最强的根基，却能把皇帝的需要、朝臣的矛盾和自己的利益连接起来。不得不说，这种人未必受百官欢迎，却容易得到最高权力的重视。
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案发，牵连到多位朝臣。案件审理中，徐乾学和高士奇都受到怀疑，陈廷敬也因与张汧有姻亲关系而被牵连。此案让徐乾学的政治处境明显恶化，他上疏请求离职归乡，康熙准许了，却仍保留其修书总裁的名义。
表面看，这是罢官；实际上，却留下了一条退路。徐乾学离开权力核心，却没有被彻底清算。他仍可在家修史，也仍保有与朝廷往来的身份。这种处理方式，既安抚了弹劾者，也避免让修史工程失去熟悉内情的主持者。
许三礼并未就此罢休。他继续调查徐乾学，指控其在科场照顾亲友门生，并通过家人、管家经营产业、收受财物。朝廷面对这些奏报时，康熙没有立刻重办，反而以其“学问优长、修书有功”为由予以宽解。这里面当然有袒护成分，但更准确地说，是皇帝在功用与名声之间做出的取舍。
回籍之后，徐家在地方上的势力仍受到关注。两江总督傅腊塔曾奏报徐氏家族在乡里的诸多不法行为，列举事项甚多。康熙依然没有立即追究，甚至一度准备重新起用徐乾学。只不过此时徐乾学已经病重，未能再次回到朝廷。
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病逝。朝廷后来恢复了他的原有官职，却没有依照惯例给予祭葬，也没有赐谥。这一处理很有分寸：承认他在学术和修史上的功劳，却没有把他树立成值得全面表彰的典范。
所以，康熙对徐乾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情有独钟”。皇帝欣赏的，是他的学问、文才、办事能力，以及他在修史和政治宣传上的价值；至于他的钻营、贪墨和结党，则被暂时放在了另一架天平上。对康熙而言，臣子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有用。徐乾学正是凭借这份“有用”，在争议与弹劾声中保住了晚年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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