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案子“蓝衫记”开头，狄仁杰与李元芳谈话时提到了自己的多位学生，“蓝衫记”之后，湖州县令也成了他的学生。
此外，还有一个人，虽然没有称他为“老师”/“恩师”，但从实际情况看，深受他的影响，也算得上是他的学生。
就是李元芳。
从第一案到第二案，李元芳进步显著。
使团案时，面对狄仁杰一语道破自己的身份，李元芳从表情到话语都是难以置信；
之后，狄仁杰通过一点不起眼的物证推断出歹徒假冒使团进京的目的，没隔多久他的话就得到了印证，李元芳更是既惊且叹、彻底折服。
然而到了第二个案子，李元芳就不再停留于震惊层面，已然可以秀一番推理操作了。
他与狄仁杰来到湖州不久，当地发生了两桩命案。
已知两位死者都姓吴，都来自长安，所穿衣物的材质相同，而长安城里爱穿此类衣物的人有官员府中的管家仆从、老板、生意人、师爷、管账先生乃至镖师、各坊的里长等等，几乎囊括了各行各业。
不等狄仁杰亲自出马，李元芳就分析出了两人的身份：排除镖师，因为镖师护镖不会单独行动，而死者相反；死者穿圆领袍，师爷不做这种打扮；
老板会有仆役随侍；若是生意人，两人如果是一家，不会一个走水路、一个走旱路，如果不相识，这么两个人同时来湖州、同时被杀、真凶还同时嫁祸他人，过于巧合……
通过逐一排除，他把范围缩小：“只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和仆人，还可以沾得上边。”
他这番分析得到了狄仁杰的肯定，被评价为“现在到大理寺当个司刑少卿应该不成问题”。
前面写了，第一个案子那会儿他还没这个本事呢。
短短时日内能有如此大的进步，得归功于狄仁杰的教导。
从深夜潜入狄仁杰房中到使团案结束，李元芳一直跟在狄仁杰身边，而后者分析、推理，会把自己的想法清楚明了地讲出来。
识破李元芳的身份，狄仁杰是凭借他的坐姿、气色和深夜悄然来访的行为，还提到了他衣领处渗出的一点血迹（而他穿着红衣，稍不留神就会眼误）；
盘问使团遇袭的情形，不放过李元芳话中的任何一点细节，也不错过他说话时的一丝含糊；当夜，狄仁杰还识破了歹徒假扮的千牛卫，依靠的是鞋子、口音。
都是细节，好些还是常人不会留意到的细节，而这些细节起到了大作用——特别是识破假千牛卫，狄公因此逃过一劫。
李元芳亲自体会到了观察细节的重要性。
推断出歹徒冒充使团进京的目的，狄仁杰用的就是排除法，全程带着李元芳，既不是埋头苦思也不是自问自答、李元芳只能干看着或者听着，而是循循善诱，引导李元芳主动思考。
比如，“第一种可能，他们这么做是想挑起两国的战火”，没有紧接着分析这种可能是否靠谱，而是停下来、看向李元芳，给后者思考的时间，让后者能自己想清楚此种假设是否存在。
当李元芳的猜测不妥，他也不粗暴否定，而是先顺着推演，直到这条路走进死胡同。
初步推理出假使团是为了去长安外的土窑，进一步猜测歹徒攻击土窑的原因。李元芳认为是为了某件东西，狄仁杰把他的猜测列为一种可能性，接着问下去：
倘若如此，他们可以直接离开，为何要放火？看守土窑的是皇帝亲卫，那么他们看守的东西必然与皇帝有关，既如此，为何不放在宫里？
由此，李元芳意识到了自己猜测的不通之处，转而提出第二种假设。
就这样反复推演，最终得出最合情合理的结论。
在狄胖胖的推理过程中，李元芳不仅能跟上他的思路，更参与进了整个分析、排除的过程，自己思考得来的东西，印象自然更深刻；而且在这番引导、求证中，他也懂得了不必害怕猜错：假设可以大胆一些，然后推敲能否成立，成立就继续，不成立就换个方向。
李元芳亲自体会了狄仁杰这套排除断案法的运行逻辑、以及这套逻辑的严密和效果。
虽然是在狄仁杰的引导下尝试，但他到底思考、推理了一部分，最后得出结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也会有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他就这样体验到了推理的乐趣。
那么，下回狄仁杰再提问，他也就会更乐意参与，如此形成良性循环。甚至不必狄仁杰提问，再遇到需要思考、推理的情况，他会愿意主动运用这套逻辑、自己尝试推导。
在第二个案子中，这一天就来了。
他通过排除法锁定两位吴姓死者的身份，其中，排除师爷是通过具体服饰，圆领袍，显然，他也开始留心小细节；排除生意人，是先后做出了两个人认识和不认识的假设，分别推演能否说得通；
最后得出最符合逻辑的结论。
都是狄仁杰曾经教过他、引导过他的东西，李元芳消化的效果很不错。
更值得一提的是，推测两位吴姓死者的身份时，狄公可以自己来，但他一看李元芳兴致勃勃，立刻放手让他说。
没有丝毫打压或者担心对方做不好的意思，很愿意给机会。
李元芳也不矫情，让他说他就说，乐于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尽管与狄仁杰还很有差距，可已经能得到狄公的肯定。
可见，狄仁杰很会教，李元芳也学得好。
（本文首发于同名微信公众号，严禁洗稿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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