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北京，总后勤部领导班子调整，洪学智接任部长，邱会作却提出离开后勤系统，到军事学院学习。这一变动看似只是一次职务安排，背后却牵动着军队后勤体制、干部分工以及个人发展方向。
邱会作并不是刚接触后勤工作的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便参与部队供给、物资调度等事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也长期负责后勤工作。算起来，他在这一领域积累的时间，远比许多人想象得更早、更长。
1954年，军队领导机构进行调整，邱会作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那时，黄克诚名义上兼任总后勤部长、政委，同时还担任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工作重心并不完全放在总后勤部。
具体事务，更多由洪学智和邱会作共同承担。
两人的经历不同，长处也不一样。洪学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组织铁路、公路、仓储和运输，深知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不能只靠热情，更要靠制度、计划和协同。邱会作则熟悉政治工作，也有多年后勤管理经验，处理干部和组织事务颇有经验。
从表面看，这样的搭配相当合理。
有一次，黄克诚曾对邱会作表示：“今后的工作，要靠大家一起干。”这句话并没有直接说明职务安排，却透露出一个信息：总后勤部当时的权力和责任，并非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洪学智此前已经主持不少日常工作，邱会作到任后，两人的职责边界仍需要逐步磨合。
问题在于，1956年底的任命结果，是洪学智出任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没有顺势晋升为部长。
这对邱会作的心理影响，外界很难作出绝对判断。历史材料能够确认的是，相关方面曾考虑让他离开军队，到国家经济计划部门工作。对于一个长期穿军装、长期在部队后勤线上工作的干部而言，这并不是普通调动，而是工作轨道的改变。
他没有选择离开军队。
随后，邱会作提出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这个决定有现实原因，也有个人考量。军队现代化建设正在展开，干部需要补足军事理论和正规化管理知识；而对他本人来说，暂时离开原岗位，也可以避开领导班子调整后尚未完全理顺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军队体制改革早已在酝酿之中。1955年以后，关于总部机关和军种机构调整的讨论逐步展开，许多干部并不了解全部安排。邱会作当时看到的，只是眼前的职务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判断后续机构会怎样合并。
后来，总后勤部与总财务部的关系发生变化，领导班子也随之调整。余秋里等干部进入新的工作分工之中，原有岗位安排自然不能简单延续。由此看来，邱会作没有立即接任部长，不一定只是个人能力或资历问题，更多还与整体机构设计有关。
如果只看1956年的结果，似乎可以认为邱会作在后勤系统受到了冷落。但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1959年，他又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并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较长时间。
这恰恰说明，1956年的离开，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失意出局”。
邱会作后来在回忆中说，自己当时对后勤工作没有真正安下心，也没有作长期打算。这样的说法或许包含个人感受，但若把它和后来的任命放在一起看，便能发现其中存在复杂性：干部的个人意愿，会受到组织安排影响；而组织安排，也会随着军事建设和机构调整不断变化。
军队干部任用，从来不是单看某一次升降。资历、能力、岗位需要、机构变化，往往同时起作用。洪学智接任部长后，邱会作选择学习，既可能有职务落差带来的因素，也可能是对自身知识结构和未来道路的重新判断。直到1959年再次回到总后勤部，这段经历才显出它并非简单的离职，而是一次暂时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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