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顶着全家反对伺候瘫痪公公5年,拆迁款260万没我一分,他第三次倒下求我回去时,我平静说:我在高铁上,车票已经买好了

他第三次倒下那天,是下午3点33分,我嫂子打来的电话。

我正坐在高铁上,G1836,靠窗,14F。

手机震了四回我才接。那头声音乱哄哄的,有护士在喊床号,有推车的轱辘声。嫂子开口第一句就是:“爸又不行了,你赶紧回来一趟。”

我说我在车上。

她说那你到哪一站了,能不能下。

我说我票已经买好了。

她愣了一下,问我买的是回去的票,还是往外走的票。

我说往外走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接着我听见她把手机捂住了,跟旁边人小声说了句什么。再开口时她语气就变了,说老五你这是要撂挑子啊,爸还没闭眼呢。

我没接这话,我说嫂子,我伺候了五年,够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小桌板上。窗外麦田一片一片往后甩,太阳照在玻璃上,晃得人眼睛发酸。过道里推着小车卖水的乘务员走过去,我听见她说“矿泉水五块,热茶八块”,声音清清楚楚的。

我忽然想起来,头一回把公公从医院接回家那天,也是个有太阳的下午。

那是二〇一九年冬天,腊月十九。县医院住院部二楼,内科,走廊尽头那间六人间。

公公在里头住了十一天,脑梗,左边身子不能动了。医生把我跟我丈夫叫到办公室,说老爷子这个情况,回家养着吧,年纪大了,恢复不到哪去了,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都不一定。

我丈夫站在那儿一句话不说。他这个人遇事就这样,往后缩。

我问医生,回家要注意啥。

医生说翻身,两小时一次,别让长褥疮。喂饭慢点,别呛着。大小便得有人管。他说完了看了我一眼,说你们家里得有个专人。

我说行。

就这一个“行”字,接下来五年就归我了。

公公八十七,婆婆早没了,走的时候是二〇一四年。五个孩子,我丈夫排行老五,上面两个哥两个姐。大哥在镇上开个五金店,二哥在县城跑货运,大姑姐嫁到隔壁县,二姑姐在镇上小学食堂帮厨。

分家的时候说得清楚,老人跟老五过。因为老宅那三间瓦房给了老五。

我嫁过来那年老宅就那三间房,后来我跟我丈夫在院子西边接了两间平房,自己住的。公公住东屋,我们住西屋。中间隔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公公种的,他说这树是他爹手上栽的。

接公公回家那天,我把我跟我丈夫那间房腾出来了,让他住。朝南,暖和。

我把旧床单换下来,铺了新买的棉褥子。他躺在床上,眼睛能转,嘴说不利索,右手还能动一动。我给他喂水,他拿右手拨了一下碗,水洒了半床。

我丈夫在门口站着看,我说你进来搭把手,他说他得去趟镇上买尿不湿。

他去了两个钟头。

后来我跟我二姑姐说起这事,二姑姐说:“他从小就那样,你别指望。”

我说我不指望他,我指望谁。

二姑姐笑了一下,没往下接。

那五年怎么过来的,我不想细说。

头一年最熬人。两小时翻一次身,夜里定闹钟,一点、三点、五点。我手机里存了二十多个闹钟,后来干脆不用闹钟了,到时候自己就醒。

翻身的时候得使巧劲,他一百三十多斤,我一个人翻,先把胳膊垫到腰底下,再拿膝盖顶住床沿,一二三,往侧边推。头一个月我腰就伤了,贴着膏药干活,贴到后来皮肤都过敏,红了一片一片的。

饭得单做。小米粥熬得烂烂的,菜切碎了拌在里头,鸡蛋羹蒸得嫩嫩的。有时候他闹脾气,嘴一撇,头一歪,不吃。我就端着碗坐床边等着,等他自己转回来。

有一回我等了四十多分钟,粥凉透了,我端回灶上热了热又端回去。

他看着我,忽然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你走吧。”

我说我走哪去。

他说:“你走吧,我不想拖累你。”

我说:“你少说话,吃饭。”

那碗粥他后来吃了,吃得很慢。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他一口一口往下咽。窗外石榴树影子挪到了床脚上,又挪走了。

头一年冬天最难。腊月里他感冒了一回,烧到三十九度,半夜我开始拿温毛巾给他擦身子。我丈夫说送医院吧,我说你背得动吗。他试了一下,没背起来。

我找了邻居老赵,开三轮车拉去的。夜里两点多,零下六七度,三轮车斗里铺了两床被子,我搂着公公坐在斗里。他那会儿还有意识,抓着我的袖子不松手,嘴里翻来覆去念叨“回家回家”。

到医院一查,肺炎,住了八天。

那八天我都在医院陪着。我丈夫白天来一趟,晚上回家睡。他说他白天得干活。我说行。

第五天的时候,大哥来了。

他拎了一箱牛奶,在病房里站了不到十分钟。问爸怎么样,我说好点了。他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店里忙走不开,先回了。

走的时候那箱牛奶他放到床头柜底下,没拆封。

大哥前脚走,公公后脚就把脸转朝墙了。我拿热毛巾给他擦脸,看见他眼角有水。

我假装没看见。

二哥来的时候是第二年开春。他来了就说:“弟妹,你这不行啊,你得让爸锻炼,老躺着肌肉萎缩了。”

我说医生说了,他左边没知觉,锻炼容易摔。

二哥说:“那也得练,你看人家电视上,坐轮椅也能出去晒太阳。”

我说那你推出去试试。

他真推了。下午两点多推出去的,三点半推回来的,进门就嚷嚷:“哎呀外头风大,爸直打哆嗦,这以后可不敢往外推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提过锻炼的事。他一年来四回,中秋、春节、公公生日、还有一次是他儿子考上大专那年,来报喜的。每回来坐半小时,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一会儿,说“有事先走了”。

我记得清,二哥从进门到出门,最长时间是五十二分钟。那回是公公过生日,八十九岁,他带了半只烧鸡。

大姑姐来得更少。她嫁得远,四十多公里,坐班车得倒两趟。她每回打电话都说“我惦记爸”,我说那你来呀。她说“我家里也一摊子事,你姑父腰不好”。

二姑姐在镇上,来得算勤的,一个月两三趟。来了就帮我洗洗涮涮,陪公公说话。她跟公公说:“爸,你享福了,摊上这么好的儿媳妇。”

公公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他说:“我对不住她。”

糊涂的时候就喊婆婆的名字,喊“秀兰秀兰”,一声一声的。

二姑姐听见就掉眼泪,说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爸还是想她。

那五年我回过一次娘家。

我娘家在隔壁省,四百多公里。我爹过七十大寿,我提前两个月跟我丈夫说,让他请两天假在家看着公公。

他说:“我哪会伺候人。”

我说:“你就照着我的法子来,翻身、喂饭,我写纸上贴墙上。”

他想了半天,说:“要不你别去了,我给你爸转两千块钱。”

那天晚上我在灶房里坐了很久。石榴树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沙沙响。

第二天我给我爹打电话,说家里走不开,让他别等我。

我爹在电话里说:“没事,你忙你的,爸这边有你哥呢。”

他越说没事我越难受。

那天我照常给公公翻身、喂饭、擦身子。晚上给他洗脚的时候,他拿右脚踢了一下盆沿,水溅了我一脸。

我没动,就那么蹲着。

他忽然说:“你哭了。”

我说没哭,水溅的。

他抬起右手,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他那只手也没什么力气,拍下来就跟放上去一样。

就那一下,我忍了半天的眼泪全下来了。

第三年的时候,大姑姐来了一趟,跟我丈夫在堂屋里说话,让我去院子里择菜。

我择菜归择菜,耳朵没聋。

大姑姐说:“老五,爸那个房本在哪呢。”

我丈夫说:“在柜子里锁着。”

大姑姐说:“你收好,别弄丢了。我跟你讲,咱爸这院子虽然破,位置好,临着街呢,将来要是有个啥说法,这院子值钱。”

我丈夫“嗯”了一声。

大姑姐又说:“弟妹那边你心里得有数,她伺候是应该的,可这房子是咱老李家的根。”

我手里那把韭菜还滴着水,我就那么攥着,站在石榴树底下,一直站到她们把话说完。

我进屋的时候大姑姐冲我笑,说:“弟妹辛苦了,你看你把这屋收拾得多干净。”

我也笑了笑,说:“应该的。”

这三个字我说了五年。

第四年夏天,公公又倒了一回。

那天上午我推着他到院子门口晒太阳,邻居老赵路过,说:“老李今天气色好啊。”公公还咧嘴笑了一下。中午我给他喂了半碗面条,他吃完睡着了。下午两点多我去叫他,叫不醒,嘴歪了,右边的手也耷拉下来了。

这回比头一次重,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医生跟我说,老爷子这身体就是熬日子了,让我有个准备。

我说知道了。

那二十天里,五个孩子都在医院露了面。大哥来了三回,二哥来了两回,大姑姐来了一回,二姑姐来了六回。我丈夫守了三个晚上,剩下的都是我。

有一回半夜公公醒了,看着天花板说:“我咋还不死呢。”

我说:“你死啥死,好好活着。”

他说:“活着遭罪,你也遭罪。”

我给他掖了掖被角,说:“你少想这些没用的。”

他没再说话,眼睛睁着,一直睁到天亮。

那是第四年夏天的事。

第五年开春,村里开会,说要拆迁。

消息传出来那天,我丈夫头一次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听说没,咱这片要拆了。”

我说听说了。

他说:“那咱这院子能赔不少吧。”

我说:“不知道,看政策。”

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这回行了。”

我心里也挺高兴。不为别的,我这五年熬下来,家里日子紧巴巴的,公公吃药住院都是从我手里出,我丈夫给人装水电,一年到头也就挣个三四万。要是真能赔点钱,也算没白熬。

那阵子大哥二哥来得勤了。大哥一个月来了四趟,二哥来了三趟。大姑姐打电话也多了,隔三差五问“爸最近咋样”。

以前他们问的是“爸还能撑多久”,那阵子问的是“爸精神好点没”。

我听出来了,没吭声。

拆迁的事谈了将近一年。到了年底才定下来。老宅院子连房带院,加上附属物,一共赔两百六十万。

两百六十万。

我听到这个数的时候,手里正端着给公公熬的梨水。我站在灶房门口,把碗放下,扶着门框缓了一会儿。

不是没想过这钱怎么花。我想过,先把丈夫欠的三万块钱账还了,再把我爹接到县医院看看他的腿,剩下的存着,我闺女还没出嫁呢。

我是真这么想的。

签字那天是腊月十一,我记得清。

上午十点,五个兄妹在村委会办公室坐着。我没进去,我在外面等着,推着公公的轮椅,他那天精神还不错,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隔着一层玻璃,我看见大哥在跟村干部说话,二哥在低头看一个文件夹,大姑姐在指着一张纸上的什么跟二姑姐讲。我丈夫坐在最靠边的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膝盖中间。

签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丈夫先出来的。我迎上去问:“签了?”

他说:“签了。”

我问:“咋分的?”

他没看我,说:“回头再说。”

大哥后出来的,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弟妹,这些年辛苦了。”

我说:“大哥,辛苦不辛苦的先不说,这钱咋说的。”

大哥看了看我丈夫,又看了看我,说:“弟妹,这个事是咱爹的房,按老规矩,房子是儿子闺女分,你呢……你是儿媳妇,这个……你也别多心,我们商量了,给你留了八万,算是个心意。”

八万。

我伺候了五年,两百六十万里头,给我八万。

我当时没说话。我看着大哥,又看看我丈夫。

我丈夫低着头,拿脚尖蹭地上一个烟头。

我说:“老五,你也是这个意思?”

他不吭声。

我又问了一遍。

他说:“嫂子大哥他们都商量好的,我……我也没法说啥。”

我说:“这五年是谁伺候的。”

他说:“我知道是你伺候的。”

我说:“你知道,那你咋不说句话。”

他说:“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爸的,按规矩……”

按规矩。

我当时听见“规矩”这俩字,真是笑了一下。我说:“行,按规矩。”

我把公公推回屋去了,轮椅过门槛的时候颠了一下,公公“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照常做饭,给公公喂饭,洗脚,翻身。

做完了我坐在西屋床上,我丈夫进来躺下,背对着我。

我说:“老五,我想回趟娘家。”

他说:“这都腊月了,你回去干啥。”

我说:“我爹腿不好,我想回去看看。”

他翻过身来,说:“年后再回吧,这阵子家里事多,拆迁款还没到账呢。”

我没再说什么。

那一夜我没睡。我想了一整夜,想这五年我干了些啥。

我想起来头一年冬天公公发烧那次,我搂着他在三轮车斗里,冷风从脖领子往里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可别死在半道上。

我想起来有一回他拉了一床,我收拾到夜里十一点多。我丈夫早睡了,打呼噜的声音隔着院子都听得见。我把脏床单泡在洗衣盆里,蹲在院里搓,手冻得通红,搓完了抬头看见天上月亮挺圆。

我想起来我娘住院那年,我都没回去。我哥打电话说妈想你了,我说我这边走不开,公公离不开人。我娘走的时候我没见上最后一面。

我想起来我给公公买药、买尿不湿、买流食,都是从我自己手里的钱出。我闺女上大专那年学费不够,我找我丈夫要,他说没有。我找我二姑姐借了三千。

这五年,谁给我算过工钱。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

这个决定我在心里揣了两个月,谁都没说。

正月十五,拆迁款到账了。那天晚上大哥请客,在镇上饭店摆了一桌。我没去,我说公公没人看着。我丈夫去了,回来的时候喝得脸红脖子粗,进门就跟我说:“钱分了,咱家八十万。”

我说:“啥叫咱家八十万。”

他说:“我跟大哥二哥一样,一人八十万,两个姐一人五十万,剩下二十万给爸留着看病养老,再给你八万。”

我说:“不对呀,两百六,八十乘三等于二百四,再加两个五十,那就是三百四了,超了。”

他摆摆手说:“你别算了,反正就是这么分的,大哥说了算。”

我没再问。

后来我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一百六十万,三个儿子一人拿四十万,两个闺女一人拿二十万,剩下六十万,大哥说先放他那儿,将来爸的事从里头出。那八万是单独给我的。

我说怎么又变了。

他说:“大哥说了,你一个儿媳妇,拿八万不少了,村里谁家儿媳妇能拿八万。”

我说:“那你呢,你拿四十万,你伺候过一天吗。”

他不说话了。

从那天起,我不跟他说一句话。

我还是照常伺候公公,喂饭、翻身、擦洗。只是我不怎么说话了。

公公好像感觉出什么来了。有一回我给他擦脸,他拿右手抓住我的手腕,说:“咋了。”

我说没事。

他说:“老五欺负你了?”

我说没有。

他盯了我半天,说:“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他知道了什么。

三月里有一天,我嫂子来家里,找我说话。她说的倒是实在话,说:“老五家的,你也别怪大家,这个事搁谁家都是这么办的,房子是老人的,儿媳妇是外姓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说:“嫂子,我问你一句话,这五年要是换你伺候,你干不干。”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你当初可以不伺候啊。”

我说:“我要是不伺候,这话就该反过来说了,说我不孝,说我不把老人当人。”

她站起来说:“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争,我就是来传个话,大哥说了,那八万你要是嫌少,可以再商量。”

我说:“嫂子,不是我嫌少,是我这五年在你们眼里就值八万。”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院子里石榴树底下。

树发芽了,一点点绿。

我给公公翻了个身,坐在床边看着他。他那会儿已经不太认人了,眼睛看着天花板,有时候笑有时候皱眉。

我摸了摸他的手。那只手又瘦了一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我给我闺女打了电话。我闺女在省城上班,去年毕的业。我说:“闺女,妈想去你那儿住一阵子。”

我闺女说:“妈你来呀,我租的房子有两间,你来了正好。”

我说:“你爷爷咋办。”

我闺女沉默了一下说:“妈,你伺候了五年了,够了。”

就这句话,我在电话这头没忍住。

三月底,我跟我丈夫说:“我想去闺女那儿住一阵。”

他正在院子里抽烟,听了这话把烟往地上一扔,说:“你走了爸咋办。”

我说:“你爸,你管。”

他说:“我哪会管。”

我说:“我教了你五年了,你看着也看会了。”

他急了,说:“你不能走,你走了这家就散了。”

我说:“这个家,我在这儿也是散的。”

他说:“你是不是为了那钱,你这是赌气。”

我说:“不是赌气,我就是想回趟娘家,想去看看我闺女,想睡一个整觉。”

他拦着不让走。

第二天,大哥二哥大姑姐二姑姐都来了。五个人把我围在堂屋里,跟开批斗会一样。大哥说:“弟妹,你这样做就不对了,爸还没死呢你就走,传出去让人笑话。”

大姑姐说:“就是,伺候老人是积德的事,你不能半道上撂挑子。”

二哥说:“你要是有啥想法你说,钱的事可以再议。”

我说:“我不要钱了,我一分都不要了,我就要走。”

他们都愣了。

大哥说:“你这话就伤人了,好像我们把你逼走的一样。”

我说:“大哥,这五年我夜里没睡过一个整觉,我娘走的时候我没回去,我爹过寿我没回去,我身上贴的膏药没断过,我没跟你们要过一分钱。现在钱下来了,你们按规矩分,我认。我就问一句,这五年,你们谁在爸床前守过一个整夜。”

没人说话。

大哥干咳了一声,说:“那不一样,你是儿媳妇,伺候老人是本分。”

我说:“行,是我不守本分。那我不守了,你们守吧。”

我回屋收拾东西。我丈夫跟进来说:“你走了,这婚就离。”

我说:“那就离。”

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站在门口愣住了。

我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就一个。五年里头我没添过几件衣裳,衣柜里一半都是公公的秋衣秋裤、尿垫、旧棉袄。

临走那天早上,我照常给公公翻了身,喂了饭。

我把米粥熬得烂烂的,菜切碎了拌在里头。他吃了大半碗。

吃完了我拿热毛巾给他擦了脸,擦了手,剪了指甲。他的指甲厚,剪子剪不动,得拿热水泡软了剪。我以前给他剪过一回,剪得不齐,他笑话我,说“你这手艺不如你妈”。他妈说的就是婆婆,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老把我和婆婆弄混。

剪完了我给他手上涂了点甘油。

我把闹钟给关了。

我拎着箱子走到东屋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躺在那儿,右边的手在床单上划拉了一下。

他说:“你走吧。”

我说:“我走了。”

他说:“走吧。”

我出了院门。

石榴树刚开花,一朵两朵,红得扎眼。

我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从县城转高铁。

事情到这还没完。

我到闺女那儿住了下来。头三天我什么也没干,就是睡觉,睡醒了吃,吃完了接着睡。第五天我下楼去菜市场逛了逛,买了一斤多排骨,回来炖了。

第十一天,二姑姐给我打电话,说我丈夫手忙脚乱,公公屁股上起了红疹子,问我要药膏的牌子。

我跟她说了。

第十四天,嫂子打电话,说公公不肯吃饭,喂什么都吐,问我以前喂什么。

我说小米粥,熬得烂烂的。

她问烂到什么程度。

我说:“你拿勺舀起来,往碗里倒,倒下去没声,就成了。”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说:“这么麻烦。”

第二十三天,大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软了不少,说:“弟妹,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你回来,一个月给你三千块钱,算工钱。”

我说:“大哥,我在闺女这儿找了个活,超市理货的,一个月三千二,晚上不用起夜。”

他说:“那不一样,那是自己家老人。”

我说:“是你们自己家老人。”

他把电话挂了。

到了第四十一天,公公第三次倒下了。

那天我在超市上着班,嫂子打来的。说爸又不行了,送医院了,医生说这回凶多吉少,你回来看看吧。

我说:“嫂子,我票买好了。”

她以为我说的是回去的票,说那你快点。

我说:“不是回去的票,是往外走的票。”

她没明白。

我说:“我闺女给我报了个团,去云南的,明天出发。”

她把电话给了大哥。大哥在电话里吼,说:“你还有没有良心,爸都这样了你还去旅游。”

我说:“大哥,爸是你们五个人的爸,你们五个轮着伺候,一人一年还有十个多月能歇,我歇过一天吗。”

他说:“你不能这么算。”

我说:“那你们怎么算。爸还没咽气,钱先分完了,我问过你们一句没有。我伺候五年,你们商量了给我八万。我到现在没跟你们要过一次钱,我就走人,你们都不许。”

他在那头喘粗气,喘了半天说:“弟妹,你这么做,以后村里人咋说你。”

我说:“大哥,我在你们家五年,村里人啥时候说过我一个不字。”

他不说话了。

到了下午3点33分,又来电话了。这回是二哥。他说:“你到底在哪。”

我说:“高铁上。G1836,14F,票买好了,退不了。”

他那边好像是拿远了手机跟别人说话,我听见大哥的声音在说“让她回来”,二姑姐的声音在说“别逼她了”。

乱糟糟的。

过了一会儿二哥又对着电话说:“老五在这儿呢,你跟他说。”

我听见电话那头我丈夫的声音,闷闷的:“你到底想咋样。”

我说:“我不想咋样。我伺候五年,够了。你爸在你们跟前,你们伺候一程,轮到我了,我不伺候了。”

他说:“你走了这个家就完了。”

我说:“这五年我在,这个家也没见得多好。”

他把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扣在小桌板上,看着窗外。

麦田过去了,是山,山过去了,又是田。太阳慢慢往西边沉,车厢里暗下来。前排一个小孩在闹,他妈给她剥了个橘子。

我想起来我闺女小时候,她爷爷抱着她站在石榴树底下,说“等你长大了,这树也长大了,爷爷给你摘石榴”。后来闺女上了初中,公公还能走动的时候,真摘过一回。那天他搬了个梯子爬上去,我在底下接着,摘了一篮子。

裂口的,红的,我闺女坐在门槛上吃了好几个,吃得满手都是汁水。

那大概是二〇一七年的事。

后来他就不行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来,我走这一步到底对不对。

有时候我觉得我做得对,人活一辈子不能老这么熬。有时候半夜醒了,我又想,他现在躺在那儿,是谁在给他翻身,是谁给他擦嘴。

我闺女跟我说:“妈,你别想了,你为这个家干的够多了。”

我二姑姐后来给我发过一条信息,只有一句话:“弟妹,家里现在乱套了,我不怪你。”

大哥那边一直没消息。

我丈夫打过两回电话,我没接。第二回他发信息说:“你到底还回不回来。”

我想了半天,回了三个字:“不知道。”

现在我坐在这儿,火车过了黄河,再有两个钟头就该下车了。

导游说大理那边早晚凉,得添件外套。

我行李箱里有一件旧毛衣,穿了好几年了,袖口起了球。

到了就买件新的吧。

这事我讲完了,心里其实还是没底。那句“我票已经买好了”,我说得挺平静的,可挂了电话手一直在抖。你们说,五年伺候换八万,我这算不算白眼狼?换作是你,那天下午3点33分那个电话,你下得了那个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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