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于都，毛泽东、项英、博古分别站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与苏区留守的两个方向上。表面看，这是一次名单上的取舍；实际上，背后牵动的是军事形势、组织安排，以及每个人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
中央苏区已经难以继续固守。自1933年起，国民党军不断修筑碉堡，配合封锁线步步推进。红军面对的，不只是正面战场上的敌军，还有粮食、食盐、药品和兵员补充的全面困难。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突围已不是某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部队能否保存下去的问题。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准备转移，必须有人留下牵制敌军、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留下的部队并不轻松，许多官兵带伤，装备也远不如主力，任务却被要求得十分沉重。名义上是坚持苏区，实质上是在敌军重兵压迫下争取时间。
项英被留下，与他同博古关系密切确有关系，但不能只用“派系”二字解释。项英是中央重要领导人，曾长期负责苏区的组织和军事工作，对地方干部、部队情况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格局中具有较高资历，能够代表中央处理留守事务。
这种安排也有现实考虑。中央主力离开后，留守部队需要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项英不是普通干部，他熟悉中央苏区的情况，也有较强的组织号召力。让他留下，既是信任，也是把最艰难的一副担子交给了他。
有意思的是，项英留下，并不等于他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留守任务起初带有明显的被动色彩，既要隐蔽主力转移，又要迷惑敌军，还要保存苏区的干部和部队。这样的任务目标互相牵制，执行起来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甚至一度处于被排斥的位置，但他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拥有很高威望。这样的身份，不可能被简单留在苏区。
更关键的是，中央主力已经到了必须改变战略方向的关头。毛泽东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熟悉农村根据地斗争，也更擅长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周恩来等人清楚，长途转移绝不是单纯的行军，沿途如何摆脱追击、怎样选择战场，都需要有成熟的军事判断。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能随军出发，与周恩来的坚持有重要关系。周恩来没有把问题只看成个人去留，而是从全军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存续出发。毛泽东若被留在苏区，既难向全党全军交代，也可能使主力失去一名极为重要的战略参谋。
博古和李德当时主导着军事决策，但他们并非简单按照个人亲疏决定所有人的命运。项英留下，有信任因素，也有职务和任务因素；毛泽东转移，则是身份、能力和战局共同作用的结果。把两件事只说成“项英是自己人，毛泽东不是自己人”，未免把复杂历史说窄了。
留守部队后来遭遇的困难，证明这项安排极其危险。主力离开后，敌军并未全部跟随追击，苏区腹地仍然承受着巨大压力。项英和陈毅很快发现，原先那种集中兵力、寻求决战的办法越来越难奏效，部队必须转入分散作战和山区游击。
1935年初，留守红军在作战中遭受较大损失，项英也逐渐认识到，继续硬守固定区域已经没有出路。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指示传来后，留守部队开始改变组织方式，放弃大块根据地的固守，转向保存有生力量。陈毅、项英率部进入赣粤边山区，后来坚持了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那场选择没有谁真正占了便宜。毛泽东随主力踏上长征，面对的是连续作战和生死未卜；项英留在苏区，则是在敌军包围中维系一支逐渐缩小的队伍。一个承担战略转移，一个承担断后与坚持，二者都是当时革命力量求生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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