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4年，巴州的风比长安硬。
我坐在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院子里，看管我的兵卒靠在墙根打瞌睡，刀鞘磕在石阶上，一下，一下，钝得让人牙酸。三月的天，长安该是柳絮满天的时候了。巴州这地方不认春天，山雾从江面漫上来，被子晒三天都潮得能拧出水。
看守我的校尉姓周，四十来岁，秦地口音，话少。他每天用一碗糙米饭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晚上再端一碗来，看着我吃完，把碗收走。我要是睡过了头，他就站在门口一直敲碗沿，敲得人心里发毛。
我被废为庶人。我父亲是皇帝。我母亲……我不想提她。
周校尉只知道我是个犯事的宗室子弟，上头交代了，看严些，别让他死了，也别让他跑了。他不知道我写过什么，不知道我会写字。有回我替一个兵卒写家书，那兵卒瞪着眼看他，又看看我。周校尉把家书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一遍，折好，还给那兵卒，一个字没说。
那天下午，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纸是从账本上撕下来的，毛边，背面还印着半行粮账。
“有人说，你会写诗。”他把纸递给我，“巴州城东头王家嫁女，想找个人写喜联，写得好给两升米。我说你顶上头有个亲戚是长安城的大人物，王家不信。你写两句，我拿给他看。”
我当时就笑了。我父亲在长安是皇帝，我母亲在长安是天后。我按辈分算，是当今皇帝他亲哥哥。可我在巴州，为了两升米给商贾人家写喜联。
我拿他递过来的墨，就着石阶写了一句。写完，我抬头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巴州来吗？”
周校尉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我只是奉命看住你。”
“上头发文里怎么说？”
“说你是宗室犯错，贬斥巴州。”
我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什么也没说。他也没追问。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本事，就是对你不想说的事情，他不问，也不让你觉得他是在可怜你。他只是等你写完了，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看。
他看不懂。“你这写的是喜联？”
“上联是‘瓜瓞绵绵’，下联是‘河清海晏’。”
“听着吉利。”他把纸叠起来，“行。我去交差。”
他走两步，停住，回过头：“周某不认得字，但周某知道喜联是四个字四个字成对的。你上联四个字，下联也四个字，我认不出好坏，可巴州人认得好字好词。你写深了没人买你的账，写浅了对不起人家嫁女。”
我愣了一下。他一个看管我的武夫，跟我讲怎么写诗。
那天晚上，他真拿回来两升米，还有一包盐。他把米倒在灶脚边的坛子里，转过身跟我讲价：“王家很高兴，说你这个联写得体面。以后有这种活，我还给你接。米归我管，每回匀你一顿干的。”
“你到底是看我的，还是养活我的？”
“上头让我看着你别出事。你饿死了，算不算出事？”
我在巴州头一年，最值钱的一件东西就是这包盐。长安的厨子往汤里撒盐的时候从不眨眼，我在巴州把盐包挂在梁上，每回只肯往锅里弹三粒。后来周校尉看不过去了，说，你吃。你吃完了我再给你弄。
我这才发现，巴州的盐不算贵，贵的是送盐来巴州的人。
有一回他押我去江边挑水，路上跟我说，他原本在长安城外种地，一个亲戚在府里当差，给他弄了个职，他就到巴州来守着我这种人。“我老婆一直不知道我到底在守谁。”他笑了笑，“我跟她说，就是看个遭了贬的老爷。”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以前犯过糊涂，说错话。你兄弟把你打发出来的。你家里头有人想删改你的话，不让往外传。”
我站在江边，挑着两只空桶没动。他说完，自己先走了，扁担在他肩上一颤一颤的，日头把他的影子踩进泥里。
我在长安时从没想过，会有一个巴州的校尉用这种口气，把我们家的事说出来。他说“你兄弟”，不说圣人；他说“你家里头有人”，不说天后。他不知道委婉。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不知道全部的实情。他只知道我是个犯了事的宗室。他每天看着我不让我出事，隔几天给我接点写对联的活，换油换盐。他不知道自己守的这个人，写过一首诗，讲的是藤上摘瓜的事。
那首诗，我是写过的。写出来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被押到巴州之前，在东宫写过一首《黄台瓜辞》。黄台是我父亲做藩王时住过的地方。诗里头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我写它的时候，是希望我母亲能看见。我不是想骂她。我真不是。我是想让她知道：摘一个可以，摘到最后一个，藤就空了。如果你连最后一个都不肯留，那你也就会空着手。那诗里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没让别人替我改过一个字。
可我到了巴州之后，我才明白那首诗真正到底在说什么。
到巴州第二年，朝廷下来一个传话的人，敲开院门，宣读上意，让我“慎思己过”。那人走后，周校尉关上门，坐在阶上叹口气，说：“又是哪个多嘴的人递了话。”
“他们让我悔什么？”我问。
他就看着我：“这种事你问我？”
“在长安的时候，没人在我面前说真话。”
他想了想：“那我给你说句真话。上头的人不一定知道这首诗的全部，可有人知道它，就一定有人把你的每个字都翻过来翻过去。这地方多远，千里之外的一句话就能让人下狱，你当巴州的官为什么不敢跟你多说？他们宁可多送你几升米，也不肯跟你多讲一个字，因为怕你记。”
他讲着，把碗里的米分了。两个人的饭，他一向碗里多半是糙的。那天他把白的往我碗里拨了拨，说：“我年轻时候在村里，一村人都熟得跟亲戚似的，一条巷子吵成什么样都知道。可你看巴州城里的大户，帮了旁边的人却不让人在外面说。我起初还想不通——帮你，为什么怕你讲？后来看你这日子，我就明白了。不是怕你讲，是怕讲了以后，祸从口出。”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突然意识到，长安城不会记得我是怎么写的那首诗，但一定会记得有人看过我写的那首诗。我写它是想让母亲看见，结果它成了别人递刀子的话柄。诗还是那个诗，读诗的人已经不是原来读诗的人了。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
巴州城里很多人家不太识字。周校尉陆续帮我接些写家信、写灶君牌位、写春联的活。这些活不犯忌。王家嫁女写了喜联，隔壁张家儿子在江上跑船，要我替他写封报平安的信，我写了。城里有个老汉做寿，我写了四个字。这些字不涉及我的身世，不碰长安。
有一天，这老汉托人送来一小壶酒，问我有没有写过别的诗句。我说我写不了诗，只写过这种应酬的字。来送酒的人走了，周校尉转过身看我，那眼神不好说，像是有点不大信，又像是有点佩服。我没跟他多解释。
我后来自己想了想，我为什么不再提那首诗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这首诗传出去，救不了我，只会害了听的人。巴州人不怕我，他们怕那几个读过诗又传过诗的人。我犯不上为两句诗，让一个跑船的在江上挨查，让一个校尉掉了差事。
巴州的风吹了两年，我终于在某个月亮很圆的夜里，把那首诗从头背了一遍。背到“摘绝抱蔓归”，我停住了。我想，也许母亲当年看到的就是这几句。然后她生气了。
可我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因为在巴州的这两年，我亲眼看见一个校尉怎么对别人好，也亲眼看见一个人把好藏着掖着。我忽然不大确定：那首诗，到底是要写给她看，还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一个人真正想被救的时候，会把话说清楚。而我说得那么委婉，那么工整，像是写给自己日后回忆用的。
我写了首诗，却没把话说明白。这也许才是我在巴州真正想明白的事。
到了第三年，巴州城里来了个从上头派下来的人，说是要“核验罪臣言行”。周校尉把我推到屋里，头一回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你那些破字，都在哪儿？”
“烧了。还剩两张给丫头片子画的图，你看看要不要一起烧。”
他把我屋里的东西翻了一遍，没翻出什么。最后他站在墙上那张写了一半的纸面前，看了一会儿，问：“这个，他们还认得出你的字吗？”
“应该认得出。我写的时候，长安那边有人一直看着。”
他站了很久，没说话，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自己怀里。
“你不烧？”
“我留着。将来有用。”
我问他有什么用。
他没答。
后来他调走了，换了个校尉来。新来的这个不怎么跟我说话，只管端饭、收碗、锁门。临走之前，周校尉到院子里最后看了我一眼。他跟我说：“我到了新地方，要是有人让我保管什么字，我给你多留一份。”我当时没听懂，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是开玩笑。
他走了之后，我每天坐在院子里，没有人再让我写信、写字。我像一个被撤了差事的人，坐在一张没有活可干的桌子前。巴州的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想，大概我这一辈子就要这么过去了。
然后就是那一年。
上头来了旨意。一个从长安来的人，宣读完把我看了半天，那种眼神我认得，是看死人的眼神。我请他留句话，他没留。他走以后，新校尉站在门口，等我问。我没问。我坐到天黑，把屋里能收拾的都收拾了，最后把这两年攒的东西翻了一遍，没留下什么。
那天夜里有个给我送饭的老头，巴州本地人，不识字，会做一手好酱菜。他放下碗，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说：“李贤，你走那天，甭管去哪儿，把碗给吃了再走。空肚子走路，走不远。”
我笑了一下。一个卖酱菜的老头拿长安吓我，拿生死吓我。我说，好。
后来那碗饭我吃了。
至于那首诗，它会不会传出去，怎么传出去，到了谁的手里，长安那边是谁不想让谁看见，那几个读过诗的人会不会因为我丢了性命，我都不大知道了。我只知道，周校尉走的时候揣了一张字，说“将来有用”。
我至今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把那张字拿给别人看。
也有人说，我死在巴州的那一年，是公元六八四年。也说有墓志铭上刻着“王之纪”几个字，刻错了还是没刻错，是后人添的还是本来就有的。这都跟我没关系了。我如果真死在巴州，死之前吃上了那口饭，那阵风吹过来的时候，我想的未必是长安。
我想的是，我写的那个瓜藤，其实不用整首诗传下去。只要有人听见一句“摘绝抱蔓归”，就够了。
可这句诗后来被改了一个字。改成什么，我管不着了。改诗的人不知道，写诗的人最后最怕的不是死。怕的是旁人替你把那口气改了，又不知道原本来是什么意思。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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