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7日黎明，四川资州天后宫，湖北新军士兵卢保清挥刀连砍十余下，端方的人头滚落在地。
他的六弟端锦扑上去用身体挡住兄长，随即被一刀斩断颈项。
两颗人头被塞进一只装煤油的铁皮箱子，灌满煤油，顺江而下，每过一地便挑出来示众。
而端方生前耗尽心力搜罗的青铜重器、碑石书画，在他死后二十年里星散四方，有的进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的至今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展柜里。
01. 资州天亮之前
端方出发去四川的时候，带了两标湖北新军。
那是1911年9月，朝廷命他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率兵入川压制保路风潮。
他从汉阳上船，走得很慢。
慢到两个月后的11月13日才抵达资州，到了之后又停了十四天，既不进攻成都，也不北上回京。
他在等，等朝廷在铁路国有这件事上松口，等一个不用动刀子的收场方式。
但他等的那个朝廷，已经等不到了。
10月10日夜里，武昌城里的枪响了。
端方带出来的这两标新军，老家就在武昌。
消息传进资州军营的时候，饷道已经断了，武昌那边换了旗帜，军心一天比一天浮。
端方不是没有察觉。
他让弟弟端锦替他去各营慰问病兵，士兵死了人他亲笔写悼文，劳军的吃食端到自己面前先吃一口，走不动的兵他雇轿子抬着走。
这些事他都做了，做得比很多旗人官员都细致。
但军中那些和武昌有约的人，等的是一封电报。
暗语已经约定好了，武昌得手就发“母病故”三个字来。
电报迟迟不到，他们认定是端方扣下了。
于是杀心定在了11月27日。
动手那天的细节，后来散落在几份不同的记述里。
李绍白是当时湖北新军三十一标的标代表，他留下的说法是：卢保清冲进内室，对着端方连砍十余刀，任永森转身杀了端锦，两颗首级分装进两只盛煤油的铁皮箱子。
《清史稿》写端锦“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没有多余的话。
另一份《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记的是卢保清“挥刀直劈端方脖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
还有一层反讽，是端方人头落地第二天才被人提起的：他借来的四万两军饷，到了。
端方死的时候五十岁。
他名义上还是署理四川总督，一天都没有真正到成都上任过。
清廷后来追赠他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但那时离清帝退位，已经不到三个月了。
关于他到底为什么死，端家自己人和外面的人说法并不一样。
端方的家丁逃回北京后对端家说，端方在资州接到急电，令其率兵北上勤王，他向士兵演说，士兵反对，于是哗变。
这个版本被端家转呈朝廷，朝廷据此给了谥号。
但端方在资州停了十四天，所谓“勤王急电”从何而来，对不上。
更接近实情的解释，来自资州那十四天里他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他不想打，也不想跑，他想拖，结果被夹在武昌的革命与成都的乱局之间，拖进了死地。
02. 头颅东去
端方和端锦的人头，被装进那只煤油铁盒之后，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1912年1月10日晚上，重庆方面的代表押着这只铁盒上船，顺长江东下，运抵武昌。
鄂军都督黎元洪下令将两颗头颅游街示众。
武汉三镇的商民涌上街衢，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在场的文人后来记下一句，说有人望着端方的头，念了《后赤壁赋》里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湖北新军杀端方，要的是“投名状”。
端方是旗人，是朝廷的督办铁路大臣，是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都做过的满洲能臣。
杀了他，武昌方面才好向天下表明，湖北新军是真的反了。
头颅顺江而下，沿途每过一地都“执端方首级昭示民众”，与其说是在羞辱一个死人，不如说是在把“革命已经走到这一步”的消息，一站一站地钉进沿江的市镇里。
但头颅终究不能永远泡在煤油里。
端方的长子端继先，当时在外务部任参事。
1912年5月，他和梁鼎芬等人一道往汉口去，交涉取回父亲和叔父的首级。
合殓之后，运回北京安葬。
民国元年冬天，端方兄弟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坟。
这件事在端方家族的记忆里，大概是一个极短暂的句号。
人头找回来了，棺材合上了，谥号也拿到了。
但那只煤油铁盒所打开的东西，并没有随着葬礼合上。
端方留下来的，除了两具拼回去的尸身，还有一批他活着时用权力、眼力和银两堆起来的收藏。
那些东西的漂泊，才刚刚开始。
03. 陶斋的物，比人走得远
端方号陶斋，平生最自负的不是官位，是收藏。
《清史稿》说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
这不是一句空话。
他著录的《陶斋吉金录》正续两编，收录了自三代到隋唐的青铜礼器、兵器、权量、造像等三百五十九件，续录又补了八十八件。
《陶斋藏石记》著录他所藏的碑石墓志，数量以数百计。
此外还有《陶斋藏砖记》《匋斋藏印》《匋斋古玉图》，以及考订晋唐以来书画的《壬寅消夏录》。
把这些门类加在一起，他的收藏总量以千件计。
有人说他移任直隶总督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
这里面最重的一件，是毛公鼎。
毛公鼎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铭文近五百字，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它先归金石学家陈介祺秘藏，陈氏死后，1910年由陈家后人售予端方。
端方得鼎之后，把它列为“藏品之冠”。
另一组极重的，是1901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的柉禁器组——一件铜禁，加上附列的卣、觚、爵、角、尊、觯等酒器，共十余件，是当时所见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西周青铜禁与共存酒器的组合。
端方把它们收在一起，以“陶斋”的名义著录、传拓、展示。
端方活着的时候，这些器物已经不只是“秘藏”了。
他带回来的不只是青铜器，还有一套关于“展示”的新习惯。
出洋考察宪政那半年，他看的不只是议会和工厂，也看了西方的博物馆和博览会。
他的收藏趣味里，同时有传统金石学家的考据癖，和一种想把古物放进公共视野的冲动。
但人一死，物的命就由不得他了。
端方被杀后，遗产留在北京。
福开森在《陶斋旧藏古酒器考》里写得很直白：“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
最先走的大件之一，是柉禁器组。
1924年，端方后人通过福开森，把这套青铜器以约二十万两白银的价格卖出，福开森转手以三十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今天去纽约大都会，那组来自宝鸡戴家湾的西周酒器仍然陈列在那里，器形完整，铭文清晰，只是铭文旁边的说明牌上，端方的名字缩在流转履历的一行小字里。
毛公鼎走的是另一条路。
端方死后，端家把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
后来经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居中周旋，鼎从外国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再后来转入叶恭绰之手。
抗战期间，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为护住这只鼎，在日本人的追索下冒过极大的风险。
1946年，毛公鼎移交国民政府，后来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商周青铜展厅里从不轮换的展品之一。
一条线往西，进了纽约； 一条线往东，过了海峡。
端方活着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他那些盖着“陶斋”藏印的器物，会在他死后一百多年里，分置在相隔万里的展柜中，各自被不同口音的观众隔着玻璃观看。
参考资料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端方传》
李绍白：《李绍白》词条，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3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福开森：《陶斋旧藏古酒器考》
端方：《陶斋吉金录》八卷、《陶斋吉金续录》二卷
《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辛亥革命史料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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