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北京功德林，周养浩等一批原国民党战犯获得特赦。按当时政策，获释人员可以选择留在大陆，也可以申请前往台湾，相关方面还会提供路费和必要便利。看上去，周养浩已经等到了人生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的表现确实有过明显变化。过去提审时，他常常据理力争，甚至借法律知识反复申辩；劳动环节也多方推脱，身体稍有不适便要求休息。可到了1973年前后，他忽然变得主动起来，不但交代历史问题，还开始参加劳动。
变化来得太快，难免让人产生疑问。
功德林方面一度认为，这个曾经顽固的军统要员，或许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毕竟，长期关押中的思想转变，并不只是口头表态，往往还要看他能否接受管理、参加劳动，以及对过去行为的认识是否有所触及。
然而，特赦之后，周养浩很快提出了前往台湾的申请。这个动作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在获释前，他在改造期间表现得相当积极，许多人原以为他已经愿意留在大陆生活。
有工作人员曾问：“你已经获得自由，为什么还要走？”
周养浩的态度很明确：“我还是想去台湾。”
这句话，使此前两年多的表现重新被摆到了审视之下。所谓积极交代，究竟是思想真正转变，还是为了争取早日获释？从结果看，答案已经十分清楚。
周养浩的复杂性，还要从1949年昆明起义说起。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国民党在西南的一套军政系统随之迅速瓦解。卢汉先控制昆明要害，再以开会名义召集当地军政人员，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此前，蒋介石曾派张群到昆明，试图推动云南方面继续抵抗。卢汉将张群控制起来，又借其名义发出通知。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为这是一次重要会议，纷纷赶到现场，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缴械。
这一行动的后果很直接：蒋介石设想中的西南退路被截断，一批军统和军政要员也成了俘虏。周养浩、徐远举、沈醉等人，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控制的。
周养浩长期任职于军统系统，熟悉西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参与过多项反共活动。被捕之初，他对审讯极为抵触，常常一问三不知，摆出“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姿态。
审讯人员没有急于采取强硬手段，而是从他的心理防线入手。院落外围加强警戒，内部生活待遇却相对宽松，不给他制造过度紧张的环境。这种办法看似平淡，实际是在削弱他的戒备，让他逐渐失去继续沉默的支撑。
沈醉后来分析，周养浩最害怕的并不是普通罪责，而是自己参与过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暴行，以及杀害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的严重罪行。他认定罪责难逃，于是干脆拒绝开口。
这层心思被看穿后，审讯方向随即调整。周养浩开始交代军统在西南地区的组织情况和应变计划，过去掌握的许多情报，也因此被整理出来。
但同一批被关押者之间，并不因此相互信任。1950年转押期间，周养浩偶然看到一份处理意见，其中有“建议判处周养浩死刑”的字样，旁边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他立即认定，是沈醉出卖了自己。
沈醉回到监房时，周养浩突然抄起板凳砸去。宋希濂及时挡了一下，徐远举等人也赶忙将周养浩拉开。周养浩指着沈醉骂道：“无耻小人，叛徒！”
沈醉没有争吵，只说：“我交代自己的问题，相关的人和事当然要讲清楚。”
这场冲突，暴露出他们当时的共同心态：谁都清楚过去做过什么，也都担心别人的交代会影响自己的生死。表面上的同僚情分，在现实压力面前很快变得脆弱。
1964年底，周养浩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此后多年，他依旧执拗，提审时喜欢抓住法律条文辩解，劳动中也不时装病。直到看到其他人陆续获得减刑、特赦，他才明显改变策略。
1975年3月，中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周养浩终于恢复自由，但自由也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他此前表现的真实分量。获释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坚持申请前往台湾。
蒋介石方面并未接受这批人的请求。失去原有身份和政治价值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接纳。周养浩后来经香港前往美国，与女儿生活在一起，1990年10月12日在美国病逝，终年80岁。此前那些看似积极的改变，也由此留下了清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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