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益阳人，今年四十四岁，在长沙一家公司做预算。我们村在资江边，两百来户，姓李的多，我姓李，按族里的排法，算是“正”字辈。

我们那儿有个规矩，不是写在哪块牌子上的，是从我记事起就有的：村里只要有人过世，在外头做事的人，听说了就赶回来，帮忙。

这个“帮忙”，不是空口说说的。它有个很实在的分法：男的，基本上是抬棺、挖坑、搭棚子、跑腿；女的，是帮着办席、洗菜、招呼客人。人不够的时候，谁也不问你会干什么，就给你派活儿。

我头一回参加这个，是十四岁。我爷爷走的那年，村里来的人非常多，我跟着一个叔，在厨房帮着劈柴，劈了一整天。到出殡那天，抬棺的人，二十四个，都是村里在外头做事赶回来的男人，有做生意的，有在城里单位上班的，那天穿着黑衣服，把棺材抬上山。

后来我出去念书、工作，这个规矩就落到我头上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二〇一九年九月。我们村一个姓李的老人走了，按辈分我得叫他叔公。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刚在长沙的出租屋里躺下，我三叔打电话来，就说了一句：“明伢子，老满叔公走了，明天要上山。”我说“晓得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坐第一班车回县里，再转一个小时的乡镇班车，到村里是八点二十。

我到的时候，祠堂前面已经站了很多人了。我看到许多熟人：有在深圳做装修的，有在县城开出租的，有在广东跑货车的，还有在武汉做工程的。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一句话赶回来的。那天抬棺，我在内圈。

我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规矩？我细细想过，有几层意思。

第一层，是人情。

我们那儿，办丧事不是一家人的事，是一个村子的事。死了人，家里哪有心思张罗那些杂事？买菜、借桌凳、搭棚、抬棺、挖坑、送饭，都是村里人帮着干。你今天帮了人家，人家明天就帮你。这个规矩，是村里人之间的一种“互相记账”，账不写在纸上，写在心里。

我爸妈年纪大了，他们还住在村里。我心里清楚，等他们那一天，我在外头赶回来之后，靠谁？靠的就是这些叔伯兄弟。所以现在村里的事，我不能不去。这是一笔账，得先存进去。

第二层，是让死者走得体面。

我们村的老一辈有个说法：一个人，最后的体面，就在这一场。家里再穷，也得办。来帮忙的人多，说明这个人在村里有脸面，说明这一家子在村里站得住。

我参加过一回规模比较大的，是我们村一个老支书走的。来了两百多号人，光在外地赶回来的就有五六十，路上堵的堵、转车的转车，还有人从新疆飞回来。那天抬棺，八个人一班，换了三班。抬到山上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我那时候抬着杠子，肩膀上沉，心里却很安静。我想的是，等你那天，要是也来这么多人，你就没白活这一辈子。

第三层，也是最实在的一层，是这些东西把我们这些在外头散了的人，给连起来了。

我们出去的人，平时谁也不联系谁，一年两年见不上一面。你这个人在城里，跟人家的日子是两条线，谁也不掺和谁。可一旦村里有事，你回去了，你们见了面，你能认得出来这是谁家的崽，他也能认出来你是哪家的。两天里，你跟一堆人一起抬棺、一起熬夜、一起吃饭，你们就又成了“一个村的人”。

这个规矩不是没有好处，也有累的。我们在外地的，有些人公司不批假，有些人手头上正忙着，可还是要回去，一回去就是两三天。有一回我还看见一个在深圳送外卖的老乡，头天晚上赶回来，第二天上午抬完棺，下午就去赶高铁了。

可我这个岁数，看着是明白的：这个规矩，它不是硬性规定的，没有什么惩罚，你哪天不去，也没人上门来找你。可这些年下来，我这个岁数的人，基本没有人不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在给谁帮忙，是在给自己攒以后。

我现在快五十了，我跟我儿子说过一回，说村里这条规矩，你得知道。他不太懂，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说什么年代都没关系，你爷爷、你奶奶在那儿，那个地方是你的根。

我上个月回去过一趟，村里一个老人走了。我这次是当天晚上就开车回去的，到了已经十一点多，祠堂的灯还亮着，很多人还在那儿坐着。我一个一个认过去，认得出来一多半。我过去跟他们打了招呼，找了个板凳坐下。有人递了根烟过来，我接了。

那天夜里，我们几个坐在祠堂外头，烧了堆火，讲这个老人的事。有人讲他年轻时候会唱歌，有人讲他当年在队里挣工分，讲着讲着，大家笑了几声。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像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