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日内瓦会议已接近尾声。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牵动着各国神经,周恩来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频繁出席会谈,花山别墅也因此成为记者、政要和文化人士关注的地方。

卓别林的到来,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名人拜访。

他因反战、反压迫的电影作品受到美国国内政治风潮冲击,1952年离开美国后,长期生活在欧洲。周恩来早就看过他的电影,对《城市之光》中对社会不公的讽刺印象很深。

有意思的是,卓别林也一直在关注中国。1954年6月,他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电影的兴趣,还提到想了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这番谈话经报道后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随即安排放映中国影片,并邀请卓别林夫妇到花山别墅用餐。这样的安排,既有礼宾考虑,也有文化交流的意味。

当晚,周恩来没有等客人走进大厅,而是提前来到门口迎接。卓别林见到他后伸出双手,说道:“周先生,初次见面。”

周恩来握住他的手,笑着回答:“我认识您很久了。”

卓别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周恩来随即解释,自己早年便看过他的电影,尤其欣赏《城市之光》。这句话让卓别林明显放松下来。对一个正遭受政治压力的艺术家而言,异国政要能够准确说出作品名称,并理解其中的批判意味,分量并不轻。

两人谈话很快从电影转向和平问题。卓别林关心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的局势,周恩来便介绍了会议进展以及中国为推动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卓别林听得十分专注,还称赞周恩来为会议作出了积极贡献。

谈到中国革命时,周恩来没有把话说成空泛的口号,而是讲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土地革命、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经历的艰难处境。他还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

卓别林曾在1936年前后到过上海,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贫困和混乱留下印象。如今从周恩来的讲述中,他开始理解中国发生变化的原因。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什么能够在长期战争中重新组织起来,这正是他关心的问题。

谈话进行到一半,厨师推来餐车。铜盖揭开,烤鸭呈现出油亮的色泽。厨师当场片鸭,薄薄的鸭皮和肉片整齐落入盘中,卓别林看得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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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亲自为他卷好一份烤鸭。卓别林却笑着说:“我不吃鸭子。”

原来,他塑造的流浪汉夏洛尔,走路姿态正是从鸭子行走得到启发。出于这层特殊感情,他平时很少吃鸭肉。工作人员听到这里,神情顿时紧张起来。

片刻后,卓别林拿起餐卷,又补了一句:“不过,中国鸭子可以例外。”

一句玩笑,化解了席间的尴尬。北京烤鸭的做法来自北京老字号全聚德,周恩来便顺势讲起这家店的发展经历。全聚德创立于1864年,历经战乱和市场变迁仍保存下来,在他看来,这段经历能够帮助外国朋友理解中国社会的韧性。

晚宴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席间既有电影,也有战争与和平,还有普通百姓的生活。周恩来没有刻意把宴会变成说教,而是借着一部电影、一盘菜,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得具体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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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周恩来问卓别林对菜肴的看法。卓别林称赞北京烤鸭味道极佳,却故意停顿了一下:“它有一个小缺点。”

众人以为他真的不满意。卓别林随即笑道:“就是不能让我再多吃一些。”

周恩来听后大笑,吩咐工作人员把事先准备好的烤鸭交给卓别林夫妇带走。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宴席上的礼数至此变成了一份朴素的友谊。

卓别林此后一直希望访问中国,但直到1977年12月25日去世,也未能成行。1979年这个年份并非他的去世时间。有关这场宴会的若干细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存在不同说法,但周恩来与卓别林在日内瓦的会面,以及双方围绕电影、和平与中国变化展开交流,始终是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