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女工在广西砍2个月甘蔗,带着钱回村后,邻居都来问同一件事

楔子

我跟着务工队从老挝山村到广西砍甘蔗,两个月挣的钱抵家里半年收入。刚回村,邻居们围上来问的竟是同一句话。

第一章:家境清贫,老挝山村村民谋生艰难

我叫阿萍,家住老挝北部丰沙里省的一个山坳坳里。

我们村叫纳堆村,说是村,其实就是半山腰上散着的三十来户人家。房子是竹篾编的墙,铁皮搭的顶,旱季热得像蒸笼,雨季漏得像筛子。我阿妈常说,咱们这儿的人啊,生下来就学会了两件事,一是爬山,二是勒紧裤腰带。

天刚蒙蒙亮,我就得起来烧火做饭。灶是三块石头垒的,锅是豁了口的铁锅,米是上个月赊的。

“阿萍,米缸见底了。”阿妈蹲在灶旁边,拿勺子刮着缸底最后那点碎米,刮得铁皮滋啦滋啦响。

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舔着锅底,烟熏得我眼泪直流。“阿妈,我昨天去问过坎大姐了,她家也紧,借不出来。”

“那你弟弟的学费咋整?”阿妈把刮出来的碎米倒进锅里,拿手指头搅了搅,水清得能照见人影。

我没接话。能说啥呢?弟弟阿颂在镇上读初中,一个学期杂费折成人民币得四百多块。四百多块在我们这儿,够买两头小猪崽了。

正说着,门口传来脚步声。是隔壁的坎大姐,挎着个竹篮,篮子里搁着几把野菜。

“阿萍妈,今早去坡上摘的,分你们一半。”坎大姐把野菜往门板上一搁,眼珠子转了一圈,“你家阿萍今年多大了?18有了吧?”

阿妈叹了口气。“十八了,坎大姐你帮着留意留意,看有啥活路能让她去干。”

“我今儿来就是说这个。”坎大姐一屁股坐在竹凳上,凳子吱呀叫了一声,“我娘家那边的表弟在磨憨口岸跑运输,他说现在中国那边招工多得很,广西那边砍甘蔗,两个月工期,管吃管住,工钱现结。”

阿妈手里的勺子停住了。“砍甘蔗?那活计苦不苦?”

“苦咋能不苦,顶着日头弯腰砍,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坎大姐接过我递去的竹筒水,咕咚喝了一口,“可人家给的钱实在啊,一天合下来能挣咱们这儿好几天的嚼谷。你家阿萍要是去,两个月回来,阿颂的学费不就有了?”

我蹲在灶前,听得心里直扑腾。去中国,砍甘蔗,挣钱。这三个词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阿萍,你自个儿咋想?”阿妈扭头看我。

我搓了搓手上的柴灰,喉咙有点紧。“阿妈,我去。弟弟的学费不能再拖了。”

坎大姐拍了下大腿。“好,那我回头给表弟递个话,过两天务工队就走,你赶紧拾掇拾掇。”

坎大姐走后,阿妈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吭声。我端了碗野菜汤过去,她接了,没喝,搁在膝盖上。

“阿萍,妈跟你说,出门在外,力气使完了还能长回来,人要是丢了本分,就啥都没了。”阿妈拿手背蹭了下眼角,“到了那边听人家招呼,别偷懒,别耍滑。”

“我记下了。”我蹲在她旁边,拿手抠着门槛上的泥巴,“阿妈,等我挣了钱,头一件事先把赊的米还上。”

阿妈没再说话,只是把碗里的野菜往我这边推了推。

第二天我去村头的小卖部打电话。说是小卖部,其实就是坎大姐家堂屋摆了个玻璃柜,里头搁着几包盐、几盒火柴、几瓶鱼露。电话也是她家的,卫星电话,打一分钟收两千基普。

我拨了表姐在万象的号码,响了七八声才通。

“阿萍?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表姐那边吵得很,像是在街上。

“姐,我要去中国砍甘蔗了,你有啥要交代的没?”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你胆子倒大。我听人说那边活儿是苦,可工钱不拖,中国人讲信用。你去归去,护照签证得弄妥了,跟着正规队伍走,别信那些收钱带路的。”

“坎大姐表弟给办的,说走磨憨口岸,正经手续。”

“那就行。你记住,在外头别跟人起高腔,咱是去挣钱的,不是去置气的。”

挂了电话,我站在坎大姐家门口发了会儿呆。对面的山坡上,阿颂正背着书包往镇上走,瘦得像根竹竿,书包带子在他肩膀上勒出两道印子。

晚上我烧了锅热水,给阿颂洗了件干净衣裳。他趴在小桌上写作业,铅笔短得捏不住了还在用。

“姐,你真要去中国啊?”阿颂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嗯,去两个月,回来给你交学费。”

“那你给我带支新铅笔呗,带橡皮头的那种。”

我拿湿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何止铅笔,姐给你买个新书包。”

阿颂咧嘴笑了,露出两颗缺了角的门牙。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坎大姐领着我往镇上走,阿妈送到村口,往我怀里塞了个布包,里头是两双她纳的鞋垫和一小包糯米团子。

“饿了垫垫肚子,别舍不得吃。”阿妈站在那棵歪脖子老榕树下,手扶着树干,没再往前挪步。

我走出去老远回头,她还站在那儿,瘦瘦一个小小的影子。

到了镇上集合点,已经站了十来个姐妹,都是附近村子里的。领队的是个中年男人,姓李,云南口音,说是跑这条线跑了五六年了。

“人都到齐了没?护照签证都掏出来我看一眼。”李领队挨个查了一遍,嘴里念叨着,“行,上车,到磨憨还有好几个钟头呢。”

破中巴车颠在盘山路上,我靠着车窗往外看,山还是那些山,可越往北走,房子越稠,路越平。

旁边的阿朵捅了捅我胳膊。“阿萍,你带了多少干粮?”

“就几包糯米团子。”

“我阿妈给我烙了饼。”阿朵从布袋里摸出一块硬邦邦的饼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吃,到了那边指不定啥时候能吃上热乎的。”

我咬了一口,面饼又干又硬,嚼得腮帮子发酸。

到了磨憨口岸,排队过关的人乌泱泱的。李领队举着小旗子在前面喊:“跟紧了啊,别走散,过关的时候人家问啥答啥,别多话。”

轮到我时,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着我的护照看了会儿,抬头问了一句:“去广西做什么?”

“砍甘蔗。”我照着李领队教的说。

那人点了点头,啪地盖了个章。

出了关,脚踩在中国这边的水泥地上,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国门那头,老挝的山还是青蒙蒙的,我阿妈可能还站在榕树下。

“别看了,赶紧上车。”阿朵拽了我一把,“到了地方有你忙的。”

从磨憨到广西崇左,大巴车摇了一整夜。车里闷得慌,可大伙儿都睡不着,七嘴八舌地聊着。

“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呢。”

“真的假的?那两个月下来不得六七千?”

“人家管饭,菜里真有肉,我听去年去过的人说的。”

我听着听着,手不自觉地按了按贴身缝的那个口袋,里头装着阿妈给的两双鞋垫和四百块基普,折成人民币也就三毛来钱,是我全部的家当。

天蒙蒙亮的时候,车下了高速,拐进一条两边长满甘蔗的土路。放眼望去,甘蔗地一片连着一片,望不到头。风一吹,甘蔗叶子哗啦啦响,像下大雨似的。

李领队站起来喊:“到了啊,都醒醒,拿好自个儿行李。宿舍是彩钢瓦房,上下铺,十个人一间。今儿白天歇一天,明天正式上工。”

我拎着个蛇皮袋下了车,脚踩在红土地上,抬头看天。天蓝得扎眼,太阳还没全升起来,热气就已经往脸上扑了。

阿朵凑过来小声说:“阿萍,你看那边,甘蔗地边上那排房子,红顶的,是不是就是咱们住的?”

“应该是。”我把蛇皮袋往肩上提了提,“走吧,先找个铺位,把东西搁下。”

走两步,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回头问阿朵:“你说,咱们真能挣着钱回去不?”

阿朵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能不能挣着,得砍完这两个月才知道。来都来了,干呗。”

我也笑了。来都来了,干呗。

那天下午我在铺位上躺了半天没睡着,翻来覆去想着阿妈站在榕树下的样子,想着阿颂要的带橡皮头的铅笔。窗外传来姐妹们洗衣服的说笑声,水龙头哗哗响,间或夹杂着几声听不懂的广西本地话,大概是工头在安排什么。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两双鞋垫还在,硬邦邦的,针脚密实。阿妈纳鞋垫的时候总说,脚底下稳了,路就走得正。

隔壁铺的阿朵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了句梦话:“妈,我挣钱了。”

我闭上眼,红土地的热气从窗缝里挤进来,混着甘蔗叶子的青气味。明天天一亮,就得下地了。我心里没底,可又隐隐觉得踏实,脚底下有阿妈纳的鞋垫垫着,手里有砍刀,力气咱有的是。

干就是了。

第二章:远赴中国,跟随务工队赴广西砍甘蔗

那天夜里我醒了好几回,彩钢瓦房顶薄,半夜凉气往下渗,被子又硬又潮,翻个身吱嘎响。下铺的阿朵倒睡得沉,呼噜打得有板有眼。天还没亮透,门外就有人敲铁皮喊起来了。

“起床起床,六点开饭,六点半下地!”

我一骨碌坐起来,脑袋撞在上铺铁架子上,疼得直咧嘴。阿朵从被窝里探出头,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阿萍,几点了?”

“人家都喊了,赶紧的。”我蹬上裤子,把阿妈纳的鞋垫塞进胶鞋里,脚一伸进去,硬邦邦的针脚硌着脚底板,反倒让人精神。

食堂就是彩钢房旁边搭了个棚子,大铁锅熬的白粥,配一碟子咸菜疙瘩。我端着碗蹲在墙根吃,粥熬得稀,可管够。

“吃快些,头一天别磨蹭。”李领队叼着烟走过来,拿脚踢了踢地上的砍刀架子,“一人领一把,自己磨,磨不利索砍不动别怨人。”

阿朵拿胳膊肘碰我。“你磨过刀没?”

“磨过,我家有把砍柴刀,我阿爸教我磨的。”

“那敢情好,一会儿你帮我瞅瞅。”

砍刀发到手,我掂了掂,分量不轻。蹲在磨刀石边上,我撩了点水,刀刃贴着石头来回推,沙沙的响。旁边几个姐妹磨得歪歪扭扭,有的把刀刃磨卷了边。

“你这个不行,角度太陡了。”我伸手把阿朵的刀拿过来,给她比划,“平着推,一面磨十来下再翻过来,别使蛮劲。”

阿朵学得快,磨了两遍就上手了。她举着刀往太阳底下一照。“阿萍你看,能照见人影了。”

“能砍就行,要那么亮干啥。”

下了地,日头刚爬到甘蔗梢头。一人两垄,从地头砍到地尾,砍倒的甘蔗码成堆,根部的泥土得削干净。

我弯下腰砍了头几刀,还觉得行,甘蔗杆子脆,刀下去咔嚓一声就断。可砍了不到一垄,腰就开始发酸。那腰不是自己的腰,像有人拿绳子从后背兜着往下拽。

“阿萍,你砍太快了,后头跟不上。”后头的阿朵喊了一嗓子。

我直起身回头看,自己确实冲出去老远。可这一直腰,反倒更难受了,酸劲从尾椎骨往上窜。“你甭管我,按你自个儿节奏来。”

旁边广西本地的老表工头姓黄,四十来岁,黑得跟炭似的,蹲在地头抽烟。“你们这些老挝妹,头一天都这样,逞能,下午就得趴窝。”

“哪个逞能了?”阿朵不服气,“你看着,我下午照样砍。”

黄工头嘿嘿笑。“行啊,下午还能这么利索,我请你喝绿豆汤。”

中午那顿饭吃得狼吞虎咽。食堂给做了红烧肉炖土豆,肥肉片子白花花的,我打了一大勺。阿朵坐我对面,一边扒饭一边揉腰。

“阿萍,你腰疼不?”

“疼。”

“我手也疼。”阿朵把手摊开给我看,虎口那儿磨出个水泡,亮晶晶的。

“别挑破,拿布裹一下,明天磨成茧子就不疼了。”我嘴上说得硬,其实自个儿虎口也火辣辣的,只是没吭声。阿妈说过,出门在外,头三天最难熬,熬过去就顺了。

下午日头毒得能把人烤化。甘蔗地里不透风,叶子拉在胳膊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汗一浸,又痒又疼。

“阿朵,你歇会儿,喝口水。”我拎着水壶走过去。

阿朵蹲在地垄上直喘气。“我不,再歇就更不想动了。”

“那你慢点砍,别学我上午那么冲。”

“你不也还在冲?”

“我是我,你是你。”我把水壶塞她手里,“喝,少废话。”

下午四点多,我砍到地中间那截的时候,刀下去弹了一下,震得虎口发麻。我蹲下来扒开甘蔗叶子一看,地上鼓着个土包,拿刀尖刨了两下,刨出来半截砖头。

“黄工头!这地里咋还有砖头?”我举着那半块砖头冲地头喊。

黄工头颠颠跑过来,瞅了一眼。“哦,前头是寨子老地基,没清干净。你绕过去,从旁边砍。”

“那这两垄算我的不?我多砍了半垄呢。”

黄工头上下打量我一眼。“你这妹仔倒是账算得清。行,绕过去的不算你的,从旁边接着砍。”

阿朵在后面扑哧笑出声。“阿萍,你可真行,半垄地也争。”

“半垄地也是力气,凭啥白费?”

就这么着,头一天下来,我砍了二十三捆,阿朵砍了十八捆。晚上收工回宿舍,我拿热水烫脚,鞋一脱,脚底板上的皮都泡软了,鞋垫上印着阿妈纳的针脚纹路,清清楚楚。

阿朵趴在上铺往下探脑袋。“阿萍,你那个鞋垫哪来的?看着挺厚实。”

“阿妈纳的。两双,轮换着垫。”

“真好看,针脚密得很。”阿朵顿了一下,“我妈眼睛不好,纳不了这么齐整的。”

我把鞋垫翻过来晾在床沿上,没接话。屋里其他姐妹有的在数脚上的泡,有的拿针挑,哎哟哎哟叫成一片。

第二天早上,阿朵起不来了,赖在床上直哼哼。

“阿萍,我腿不是我的了,膝盖打不了弯。”

“那也得起,第二天不去,第三天更不想去。”我把她被子掀了,“起来,我扶你走两步就好了。”

阿朵咬着牙爬起来,扶着墙挪到门口,走了十来步,腿果然松快了些。“还真是,走开就好了。”

“废话,我阿妈说的,筋骨得活动。”

又砍了三四天,手上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硬邦邦的茧子。腰也适应了,弯下去能直起来,直起来还能再弯下去。阿朵手也利索了,一天能砍到二十捆。

歇晌的时候,黄工头拎着个塑料桶过来。“绿豆汤,我说话算话。”

阿朵头一个冲过去舀了一碗。“黄工头,你这汤熬得够火候。”

“那当然,我婆娘熬的。”黄工头蹲下来跟我们唠嗑,“你们老挝那边都种啥?”

“种旱稻,种玉米,坡地上撒种子,靠天吃饭。”我拿袖子抹了把嘴。

“收成咋样?”

“好年景够吃半年,差年景三四个月就断粮。”

黄工头啧了一声。“那你们这儿来砍甘蔗,比在家强。”

“强多了。在家刨一年坡地,也攒不下几个钱。”我实话实说。

“好好干,两个月下来,回去能办不少事。”黄工头拿树枝在地上划拉,“你们这拨人干得快,兴许能提前两天完工。”

这话传开,大伙儿都来劲了。当天下午,几个姐妹商量着加把劲,把边角那几块碎地也包了。

“阿萍,你说咱们真能提前干完?”阿朵边砍边问。

“黄工头说的,应该差不离。”

“那提前完工,工钱咋算?”

“按天算呗,还能少你的?”

阿朵嘿嘿笑。“我就是想,早干完早拿钱,早回家。”

“想家啦?”

“想我妈做的酸笋炖鱼了。”阿朵咽了口唾沫,“你呢?”

我手底下没停,咔嚓又是一刀。“我想我阿弟的学费。还差得远呢。”

正说着,李领队从地头走过来,手里挥着个本子。“大伙儿歇一下,过来核对工时,挨个签字按手印。”

姐妹们呼啦一下围上去。我挤到前头,李领队翻到我这页。“阿萍,头六天,一百四十三捆,按捆计,一捆八毛,工钱一百一十四块四。对不?”

我蹲地上拿树枝算了算,143乘0.8,一百一十四块四,没错。“对。”

“签字,按手印。”

我拿笔写下自个儿名字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累的,是高兴。一百一十四块四,这才六天。搁家里,六天能挣出四十斤大米就算不错了。

阿朵在旁边扒着李领队的本子看。“我多少我多少?”

“你一百二十一捆,九十六块八。”

阿朵掰手指头算了算,咧嘴笑了。“够给我妈买双胶鞋了。”

那天晚上回了宿舍,大伙儿都没急着睡,围在灯底下算自个儿的账。

“我一百零三块!”

“我八十七。”

“我九十二。”

“阿萍最多,一百一十四。”

阿朵拍了下我肩膀。“听见没,你是头一份。”

“头一份啥,干得多了多拿,干得少了少拿,有啥好比的。”我把本子合上,“赶紧睡,明儿还得早起。”

嘴上这么说,躺下来心里还是扑腾。一百多块,两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折成基普将近两百万。两百万,够把家里赊的米还上,够阿颂交学费,还能剩些给阿妈买条新筒裙。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鞋垫,硬邦邦的针脚还在。阿妈这会儿应该也睡了,她要是知道我六天挣了一百多块,不知道咋高兴呢。

第二天早上砍到地头,隔壁地块来了几个广西本地的大姐,也是砍甘蔗的。中间歇气的时候,一个胖大姐走过来搭话。

“你们从老挝来的?”

“嗯,丰沙里省的。”我递了根烟过去,是昨天黄工头给的。

胖大姐接了烟夹耳朵上。“丰沙里?我听说那边山多。”

“山连山,出门就爬坡。”

“那你们那边种不种甘蔗?”

“种得少,我们家那边种旱稻多。”

胖大姐拿手比划。“你们砍甘蔗这速度可以啊,我看比我们那边几个新来的还快些。”

“练出来了,头三天不行,现在顺手了。”

“那你回去也教教你们村的人,都来砍甘蔗,比在家闲着强。”

我笑了笑没接话。胖大姐又说:“你们挣了钱回去,是不是得给家里盖房子?”

“盖房子还不敢想,先把嘴顾上再说。”

胖大姐叹了口气。“也是,哪儿的穷人都一样,先顾嘴,再顾穿,最后才想房子。”

歇完气接着砍,阿朵凑过来小声说:“阿萍,那个胖大姐说咱们砍得快。”

“听见了。”

“你说咱们要是再快些,能不能多包几垄?”

“你不怕累?”

“累怕啥,挣钱呢。”

我拿刀背磕了磕她鞋帮子。“行,那咱下午加把劲。”

那天下午收工,我砍了二十九捆,阿朵二十六。回去的路上阿朵一瘸一拐的,嘴上却哼着歌。

“你哼啥呢?”

“我们村的调子,我瞎编的,唱挣钱回家。”

“唱来听听。”

阿朵清了清嗓子,真唱起来了:“砍甘蔗呀砍甘蔗,一天砍得腰弯弯,腰弯弯呀不怕苦,挣了钱呀回家转……”

前头走的几个姐妹也跟着哼起来,调子七拐八拐的,最后变成大伙儿一块儿瞎唱。黄工头骑着摩托从地头过,扭头看我们一眼。“这帮老挝妹,还挺乐呵。”

乐呵咋了,挣着钱了,能不乐呵吗。

那天晚上李领队又拿着本子来对工时,我签完字按完手印,多问了一句:“李领队,咱们这工期,真能提前完?”

“照你们这个干法,差不离能提前三天。”

“提前完工,工钱照算?”

“照算,按捆计,砍完多少结多少。”

我点点头,心里有了底。回屋躺下,盘算着再砍个四十来天,手里就能攥着六百多块回家。阿妈见了,准得吓一跳。

阿朵在上铺翻了个身。“阿萍,你还没睡?”

“快了。”

“你说咱回去的时候,穿啥衣裳见家里人?”

“穿啥都行,干干净净的就中。”

“我想买件新褂子,红的。”

“那就买。”

阿朵安静了一会儿,又冒出一句:“阿萍,你说咱这趟出来,值不值?”

我把手枕在脑后,看着彩钢瓦顶上的锈点子。“值。咋不值。力气使了还会长,钱挣了可不会跑。”

阿朵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传来细细的呼噜声。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在甘蔗地里,叶子上反着银白色的光。明天还得早起,还得弯腰,还得一刀一刀砍下去。可心里踏实,比在家等雨等收成的时候踏实多了。

第三章:吃苦耐劳,烈日劳作熬过两月辛苦工期

砍到第十天头上,天变了。

早上出工的时候还出着日头,砍了不到半个钟头,乌云从西边山头上翻过来,压得低低的。阿朵抬头看了一眼。“阿萍,那云看着不对劲。”

“要下雨,赶紧砍,下雨就歇了。”我手底下加快了。

话没落音,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了,砸在甘蔗叶子上噼里啪啦,跟撒豆子似的。地里转眼就起了泥浆,脚踩下去拔出来费老劲。

黄工头在地头扯着嗓子喊:“收工收工!雨停了再干!”

姐妹们拎着砍刀往地头跑,跑到彩钢房棚子底下,一个个淋得跟落汤鸡一样。阿朵头发往下淌水,她拧了一把,嘴上还笑。“头一回觉得下雨天这么美。”

“美啥,今儿才砍了八捆,工钱泡汤了。”旁边的阿月苦着脸。

“泡汤就泡汤,老天爷要下雨,你能咋整。”我拿毛巾擦头发,“正好歇歇腰。”

雨下了大半天,到下午三点多才停。黄工头过来看了看地,摆摆手。“今儿下不了地了,地太烂,明天再说。你们把刀磨磨,歇着吧。”

大伙儿围坐在棚子底下磨刀,有人翻出针线补衣裳,有人拿扑克牌出来打。我不会打牌,靠着柱子打盹,迷迷糊糊听见黄工头跟李领队在旁边说话。

“老李,你看这雨,后面几天咋样?”

“天气预报说还有两场,中间隔两三天。”

“那工期就有点紧。”

“紧就紧呗,这帮姐妹手快,能补回来。”

我睁开眼。“黄工头,要真赶不上工期咋办?”

黄工头扭头看我。“咋,怕拿不着钱?”

“那倒不是,就是问问。”

“放心,砍多少算多少,砍不完的老板另外找人,不扣你们的。”黄工头蹲下来,“不过你们要是能多干点,提前完事,老板那边有奖金。”

“奖金多少?”

“一人五十块,算奖励。”

我拿胳膊肘捅了捅阿朵。“听见没,五十块。”

阿朵牌一扔。“不打了不打了,阿萍你净说钱,说得我坐不住。”

雨停的第二天,地还软着,一脚踩下去陷到脚脖子。黄工头说再晾一天,大伙儿就在棚子底下磨刀聊天。胖大姐从隔壁地块过来串门,拎了一兜子煮花生。

“尝尝,昨儿刚刨的。”胖大姐往地上一搁,“你们这雨耽误不少活吧?”

“耽误了两天。”我剥着花生,“大姐你那边砍多少了?”

“我们那人少,慢。”胖大姐磕着花生壳,“我瞅你们这拨人干得猛,天天加码,不累啊?”

阿朵接话。“累是累,想着回去能办事,就不觉得了。”

“办啥事?”

“我弟弟学费。”我说。

胖大姐拍了下大腿。“那你俩跟我闺女一个心思。我闺女在广东厂里打工,头两年挣的钱全给她弟交学费了。现在她弟毕业了,反过来养她。你们这当姐姐的,都是舍己为人的命。”

“啥舍己为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把花生壳往灶膛里一扔,“我弟念出书来,以后日子好过了,我跟着沾光。”

胖大姐走了之后,阿朵凑过来。“阿萍,你弟念书能念出来不?”

“他脑子好使,小学年年考第一。”

“那以后要是考上大学呢?”

“考上就供,我砍甘蔗供。”

阿朵不说话了,过了半天冒出一句:“我弟脑子不好使,小学三年级念了三遍。”

我忍不住笑。“念三遍还不好使?”

“就是不好使嘛,老师说他屁股上有钉子,坐不住。”阿朵也笑了,“不过他能干活,家里坡地全靠他侍弄。”

“那不就行了,各有各的路。”

雨过天晴,地干了两天,又接着砍。这回大伙儿都憋着劲,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中午吃饭歇半个钟头就干。

阿朵的手劲上来了,砍刀抡得呼呼响。有一回她一刀下去,甘蔗弹起来,刀背磕在自个儿膝盖上,疼得她蹲地上哎哟了半天。

“我看看。”我过去撸起她裤腿,膝盖青了一块。“能走不?”

“能走,就是疼。”

“那你慢点砍,别使那么大劲。”

“不使劲砍不动啊。”

“谁说的,你听这声。”我砍了一刀给她做示范,“刀锋吃上劲就断了,用不着死力气。你那是蛮干。”

阿朵照我说的试了几刀,果然省劲。“还真是,你咋不早说?”

“我哪知道你不会用巧劲。”

到了第二十天,李领队又来对工时。这回他脸上带着笑。“大伙儿停一下,说个事。照现在的进度,咱们完工能提前四天,老板说每人再加三十块奖金。”

地里一片欢呼。阿朵跳起来抱着我脖子晃。“阿萍你听见没,加三十!”

“听见了听见了,你撒手,脖子勒断了。”

晚上回了宿舍,大伙儿盘腿坐床上算总账。阿月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一笔一笔念。

“我现在攒了三百四,阿萍你呢?”

“三百八。”

“我看看我的……”阿朵掰手指头掰了半天,“三百二。”

“你咋少那么多?”阿月伸头去看。

“头几天我砍得慢嘛。”

“没事,还有一个月呢,追得回来。”我拿枕头拍了拍她,“明儿起你别跟我后头了,你上我前头去,我追你。”

“凭啥你追我?”

“我追你,你就得使劲跑,跑着跑着速度就上来了。”

阿朵半信半疑。第二天试了,果然管用。她前头砍,我后头追,她怕被我追上,手底下不知不觉就快了。一上午下来,她砍了十四捆,我十三。

“你看,我赢了吧。”阿朵得意得很。

“赢了赢了,下午我可不让你了。”

可下午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脚脖子上突然痒起来,越挠越痒,到傍晚脱了鞋一看,脚脖子红了一圈,密密麻麻的小疹子。

“咋了?”阿朵凑过来看,“哎哟,这啥呀?”

“不知道,痒得钻心。”

旁边胖大姐正好路过,瞅了一眼。“甘蔗毛子过敏,头一回下地的人好多都得。别挠,越挠越厉害。去卫生所拿点药膏抹抹。”

黄工头骑摩托带我去镇上卫生所,大夫给开了管药膏,三块五。回来抹了两天,消下去了。

可阿朵又出毛病了。她后腰上起了个疖子,硬邦邦一块,碰一下就疼得龇牙。我说你别下地了,歇两天。

“歇两天少挣多少钱呢。”

“少挣就少挣,你别把自个儿弄坏了。”

阿朵不听,照样下地。砍两刀龇一下牙,砍两刀龇一下牙。我看不下去,抢了她的刀。“你坐着,我帮你砍那两垄。”

“那工钱算谁的?”

“算你的,我白干。”

“不行,那我不是占你便宜。”

“你哪那么多废话,坐那歇着,明天好了再还我。”

阿朵不情不愿地蹲地头歇着,嘴上嘟囔。“阿萍你傻不傻。”

“傻就傻。”

那天我砍了四十捆,累得晚上端碗的手直哆嗦。阿朵给我打洗脚水,还把她那份红烧肉拨了一半到我碗里。

“干啥,你伤还没好。”

“补补,今儿你替我干了一天的活。”

我把肉又拨回去。“你自个儿吃,我够。”

“阿萍——”

“行了行了,一人一半。”我把肉平分了,阿朵才肯动筷子。

第二十五天的时候,来了个新情况。隔壁地块的老板过来找黄工头,说他那边工期赶不上了,想借几个人去帮工,一天给二十块现钱,当天结。

黄工头回来问:“谁愿意去?就干三天。”

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吭声。

“我去。”我站起来。

阿朵拽我袖子。“你疯了,这边还不够累的?”

“那边多给二十块,三天就六十。”

“那你这边工钱不拿了?”

“这边按捆计,我少砍几捆就是了,晚上回来我加把劲。”

黄工头点点头。“行,阿萍你去,晚上回来你那边活计我给你记着。”

去隔壁地块干了三天,那老板是个急性子,催得紧,一天下来腰都快折了。可每天收工,人家真给现钱,二十块一张票子递过来,攥在手心里还热乎。

第三天后晌,隔壁老板又来找我。“阿萍,你这手速可以,再留两天?我给你加到二十五。”

“不干了,我得回去,那边还有活。”

“三十?”

“真不干了,说好三天就三天。”

老板咂咂嘴。“你们老挝妹,还挺讲信用。”

我揣着六十块回了地块,阿朵远远迎过来。“你可算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想我还是想我帮你砍甘蔗?”

“都想。”阿朵嘻嘻笑。

剩下二十来天,大伙儿都铆足了劲。黄工头每天蹲地头记数,李领队隔两天对一回工时。谁要是慢了,旁边人就喊一嗓子。

“阿月,你前头那垄别落下了。”

“知道知道,我喝口水就追。”

“阿朵,你今天手咋样?”

“好利索了,你看我这速度。”

到了第三十五天,我们这块地全砍完了。比原定工期提前了五天。最后一天收工的时候,黄工头站在地头,拿本子念了一遍总数。

“大伙儿听着,咱们这块地总共砍了六千四百多捆,按捆计,每个人工钱数我报一下——”

姐妹们围成一圈,伸着脖子听。

“阿萍,七百八十四块。”

阿朵尖叫一声。

“阿朵,七百二十块。”

“阿月,六百九十三。”

“阿香,六百五十八。”

一个一个念完,最少的也有五百多。加上老板给的奖金和那三天的现钱,我手里能拿八百四十块。

八百四十块。

我拿手算了三遍,还是八百四十块。搁家里,这钱够买三头小猪崽,或者够阿颂念两年书,或者够把家里那面漏雨的墙拆了重砌。

阿朵在旁边已经开始哭了,鼻涕眼泪一块儿流。“阿萍,我也有七百多。”

“嗯,看见了。”

“我给你弟买铅笔,买带橡皮头的。”

“你先把你妈的胶鞋买了再说。”

李领队走过来,拍了拍手。“安静一下啊,明天上午结钱,现金,一分不少。结完钱下午有车送你们到崇左,从那儿转车回磨憨。今晚把行李收拾好,别落下东西。”

那天晚上谁也没睡好。阿朵翻来覆去,上铺的床板吱嘎吱嘎响了一夜。

“阿朵,你烙饼呢?”

“我睡不着,阿萍。”

“想啥呢?”

“想我妈看见钱是啥表情。”

我在黑暗里笑了笑。“你妈肯定先骂你一顿,说你瘦了黑了。”

“然后呢?”

“然后把鸡蛋全煮给你吃。”

阿朵在上头嘿嘿笑。“那你妈呢?”

“我阿妈不会骂,她就看着我,看看看看半天,然后说一句我瘦了。”

“你咋知道?”

“我猜的。”

第二天上午,李领队搬了个小桌子坐棚子底下,黄工头在旁边帮忙点钱。一沓一沓的十块五块,还有一块两块的零票。

“阿萍,八百四,你数数。”

我接过那沓钱,厚厚一摞,有旧有新。我蘸着唾沫数了两遍,八百四,没错。然后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针线包,当着李领队的面,把钱缝进裤腰里头的暗兜。

“缝严实点。”李领队提醒。

“知道。”我一针一针缝,针脚密密的,跟阿妈纳鞋垫一个手法。

阿朵也缝,可她手抖,针戳了手指头三回。“阿萍你帮我缝,我不敢。”

“你自个儿缝,自己的钱自己缝,踏实。”

阿朵咬着牙缝完了,拍了拍裤腰。“鼓鼓囊囊的,真得劲。”

下午车来了,黄工头站在地头送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明年还来不?”

“来!”阿朵头一个喊。

“那说好了,明年我还带队。”黄工头挥挥手,“路上小心,钱缝好了啊。”

大巴车开出去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甘蔗地。新种的甘蔗苗已经冒出来了,绿油油的,风一吹还是哗啦啦响。跟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阿朵靠在我肩膀上。“阿萍,你说咱明年真来?”

“来,咋不来。”

“那你明年还跟我一个铺?”

“行,一个铺。”

车上了国道,路两边全是甘蔗地,一块连着一块。太阳快落山了,金灿灿的光铺在地上,照得甘蔗叶子发亮。

我把手伸到裤腰上按了按,钱在里头,硬邦邦的。阿妈纳的鞋垫在脚底下,针脚密密的。

回家。

第四章:薪资到手,结清工资收获丰厚酬劳

大巴车在崇左客运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李领队站起来拍座椅靠背。“都醒醒,到崇左了。今晚住一晚小旅馆,明天一早换车去磨憨。钱缝好了别拆,到家用多少拆多少。”

阿朵揉着眼睛从座位上爬起来,手先往裤腰上摸了一把。“还在还在,吓死我了,做梦梦见钱丢了。”

“做梦还能丢钱?”阿月在后头笑她。

“你不知道,我梦见我裤腰开了个口子,钱一张一张往外飞,我在后头追啊追,腿又跑不动,急得我——”

“行了行了,下车。”我拿蛇皮袋捅了捅她后背,“你那个梦就是白天缝钱的时候太紧张了。”

小旅馆在客运站后头巷子里,三人一间,床单发黄,可热水管够。我进去头一件事是冲了个澡,甘蔗毛子和汗混着搓下来,水都是泥汤色。出来换上干净衣裳,把脏衣服卷巴卷巴塞进袋子里。

阿朵趴在床上数手指头。“阿萍,你说咱们明天路过镇上,要不要给家里买点啥?”

“买,咋不买。我答应了阿颂买铅笔和书包。”

“那我也买,我给阿妈买胶鞋,给阿弟买件褂子。”

阿月从旁边插嘴。“我想给家里买袋米,扛回去。”

“一袋米几十斤,你扛得动?”

“扛不动就抱,抱不动就拖,反正得弄回去。”

第二天一早,班车出了崇左,走了一个多钟头停在一个大镇子上,司机喊歇二十分钟吃早饭。我和阿朵阿月仨人窜进路边杂货铺,跟抢东西似的。

“老板,铅笔咋卖?”

“一块钱五根,带橡皮的一块五。”

“那来十根带橡皮的。”我数了钱递过去,又指了指货架上的书包,“那个蓝的多少钱?”

“十八。”

“能少不?”

“这是最便宜的了,帆布的,结实。”

我拿下来翻来覆去看了看,拉链顺滑,肩带宽,里头有两层,够阿颂用到初中毕业了。掏钱的时候手没抖,十八就十八。

阿朵挑了一双黑色胶鞋,又拿手按了按鞋底。“这个硬不硬?我妈脚上有老茧,太硬了硌得慌。”

“你捏的这款是牛筋底,软。”老板在旁边搭话。

阿朵又拿另一双比了比,最后买了牛筋底的,十二块。她弟的褂子她挑了件灰蓝色的,八块。

阿月真买了袋米,二十斤的,扛肩上走了两步,腰都歪了。

“你放地上拖不行?”我拽住她。

“拖着磨破了咋整。”

“那你找个棍子咱俩抬。”

最后我和阿朵帮她把米抬上车,阿月一路扶着那袋米,生怕颠破了。车上几个姐妹也都大包小包,有的买糖,有的买布,有的买了个塑料壳的暖水瓶。

“你买暖水瓶干啥?”阿朵问阿香。

“我家那个铁皮的漏了,烧了水搁不住。”阿香抱着暖水瓶,“这个红的,好看不?”

“好看,红彤彤的,跟嫁妆似的。”

阿香拿脚踹阿朵。“再乱说我锤你。”

车到磨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李领队领着大伙儿排队过关,他走前头跟窗口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务工证明和工资结算单一张一张递过去。

“这些是老挝来的务工人员,工期结束了回原籍。”李领队拿手指头点着单子,“这是每个人干活的地点和时长,工钱已经结清,麻烦核对一下。”

窗口里头是个年轻姑娘,一份一份翻着看,看到我的那张抬头问了一句:“砍甘蔗两个月?”

“嗯,六十四天,中间歇了几天。”我照实说。

“挣了多少?”

“八百四。”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嘴角动了动,低头盖了章。“行了,过去吧。”

出了中国这边的关口,走几步就是老挝的入境处。轮到我的时候,这边的工作人员翻着护照问:“带了多少现金?”

我拍了拍裤腰。“就工钱,八百多人民币。”

“折成基普两千多万,超过规定数额了,得申报。”他递给我一张表。

我拿着表不会填,李领队过来帮我一项一项写,写完签上名字,摁了手印。工作人员看了看,又往我裤腰瞅了一眼。“缝着呢?”

“缝着呢。”

“行,过去吧。回去路上小心。”

过了关,踏上老挝这边的地界,脚底下的路一下子从水泥变成了柏油加石子。阿朵深呼一口气。“闻见没,咱们老挝的味儿。”

我使劲嗅了嗅,还真闻见了,路边有人烧荒,混着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跟广西那边湿漉漉的水汽确实不一样。

“你现在从这儿走回村里还得几个钟头?”李领队问我。

“搭车到镇上,再走一个多钟头。”

“那赶紧走,趁天亮。”

我和阿朵阿月不顺路,到镇上就得分开。她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给我个熊抱。“阿萍,明年你还来不?”

“来。你留个地址,到时候我给你写信。”

“我字写得跟鸡扒的一样。”

“那你捎话给坎大姐,让她转告我。”

阿朵点点头,扛着东西往另一条岔路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喊:“阿萍,你给你弟买了书包没?”

“买了,蓝的!”

“我买了灰的!”

“听见了!”我冲她摆摆手,自己也转身往纳堆村的方向走。

从镇上到村里,山路弯弯绕绕,上坡下坡。肩上扛着蛇皮袋,里头装着给阿妈买的筒裙料子、阿颂的书包和铅笔,还有两斤水果糖。裤腰里的钱硬邦邦地顶着,每走一步就蹭一下腰,跟揣了块石头似的。

天擦黑的时候,终于看见了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榕树。

树下头坐着个人,瘦瘦小小的,手扶着树干。我一看那个影子,嗓子眼就紧了。

“阿妈。”

她站起来,手搭在眼睛上头看了半天。“阿萍?”

“是我,我回来了。”

我快步走过去,走到跟前,阿妈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把。“瘦了,脸也黑了。”

“那边日头大。”

“苦不苦?”

“不苦。”

“骗人。”阿妈嘴上这么说,手底下把我的蛇皮袋接过去拎着,“走,回家,水烧好了,先洗把脸。”

进了院子,阿颂从屋里窜出来,光着脚丫子,瘦胳膊瘦腿。“姐!姐你回来了!”

“回来了。”我把书包从袋子里掏出来,“给你的,看看中不中意。”

阿颂接过去抱在怀里,眼睛都直了。“蓝的,真的是蓝的,还有拉链!”他拉开又拉上,拉上又拉开,来来回回好几遍。

“铅笔也有,十根,都带橡皮头。”我又掏出来给他。

阿颂拿了铅笔,一把抱在胸口,忽然眼圈红了。“姐,你手咋这么糙?”

“砍甘蔗砍的,过阵子就好了。”我把手缩回来,“进屋去,姐给你拿糖。”

进了堂屋,阿妈已经烧好了热水,拿木盆端过来,又翻出条干净毛巾搁盆边上。“先洗,洗完吃饭,锅里温着糯米饭。”

我蹲在门口洗脸,热水敷上去,脸上甘蔗叶划的口子一道一道地蛰着疼。阿妈在旁边瞅着我。“瘦了得有个七八斤。”

“在那边吃得可好了,天天有肉。”

“吹牛。”

“真的,红烧肉炖土豆,我吃了两个月。”

阿妈没再问,进屋去摆碗筷。我擦完脸把蛇皮袋拎进屋,从里头掏出那块筒裙料子,藏青底子起小碎花的。“阿妈,给你扯的,做条新裙子。”

阿妈接过去摸了摸料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多少钱?”

“你别管多少钱,穿着好看就行。”

“肯定不便宜。”

“贵啥贵,那边料子便宜得很。”

阿妈把料子叠好搁在柜子里,出来端菜的时候,路过我身边忽然伸手在我后脑勺上摸了一把。“回来了就好。”

晚饭是糯米饭配酸笋汤,阿妈还炒了两个鸡蛋。阿颂坐我对面,一边扒饭一边问东问西。

“姐,广西那边有啥?跟咱们这一样不?”

“甘蔗多,满山遍野都是,望不到头。”

“有那么老些?”

“比咱们整个村的坡地加起来还多。”

阿颂咂了咂嘴。“那你砍了两个月,砍了多少根?”

“咋也得有几万根吧。”

“哇——”阿颂拿筷子比划,“几万根排起来多长?”

“够从咱村排到镇上再绕回来。”

阿颂信以为真,瞪大眼睛转头看阿妈。“阿妈你听见没,我姐砍了几万根!”

阿妈抿着嘴笑。“听见了,你姐最能干。”

吃完饭,阿颂趴在小桌上削铅笔,舍不得用新的,先拿旧的用。我坐在门槛上,阿妈在旁边择明天吃的野菜。

“阿妈,钱我缝在裤腰里了,一会儿拆给你。”

“急啥,先搁你那儿。”

“你拿着踏实。”

阿妈停下手里的活,拿手背蹭了一下眼角。“你走了这两个月,坎大姐来问了好几回,问你啥时候回来。”

“她问这干啥?”

“说是村东头老坎家想给他儿子说媳妇,托坎大姐探探口风。”

我愣了一下。“哪个老坎家?”

“就是坎大姐的堂弟,家里有六亩水田那个。”

“不见。”

“我还没答应呢,就说等你回来再说。”阿妈把择好的野菜码整齐,“你自己的事自个儿做主,妈不替你拿主意。”

我没接话,低头拿树枝在地上画圈。阿妈过了一会儿又说:“坎大姐还说,你要是愿意,回来可以帮着跑跑她们那个务工队的事,每回带人出去,队里给点提成。”

“这倒行,跑腿的事我干得来。”

“你愿意就行,回头我跟她说。”

正说着,院门外头有人喊了一声:“阿萍回来了?我瞅着灯亮着呢!”

是隔壁的陶婶。她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两个青芒果。“听见你回来了,给你送俩芒果尝尝。”

“陶婶你坐。”我起身让凳子。

陶婶坐下来,眼珠子转了一圈,看见阿颂桌上的书包了。“哟,这书包新的?你姐买的?”

“嗯!蓝的!”阿颂举起来给她看。

“好看好看。”陶婶嘴上夸着,话锋一转,“阿萍啊,你这回去中国挣了不少吧?”

“够花就行。”

“那是多少?”

“没多少,千把块。”

陶婶眼睛一亮。“千把块?人民币?”

“嗯。”

“我的天,那折成基普好几千万了!”陶婶拍了下膝盖,“那够盖间新房了。”

“够还饥荒就不错了,盖房还早。”

陶婶又絮叨了几句,说谁家的儿子今年收成好,说谁家的闺女嫁到了琅勃拉邦,末了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忽然回头。“阿萍,你那边还招人不?我娘家侄女也想去。”

“招,明年还去。让你侄女找坎大姐报名。”

“行行行,我明儿就跟她说。”陶婶风风火火走了,芒果都忘了拿,我追出去塞给她。

陶婶刚走,又来了个陶大哥,说是借个簸箕,可坐下就不走了,东扯西扯了半天,最后也问了一句:“阿萍,你们那个务工队,男的要不?”

“男的好像不要,砍甘蔗人家要女的。”

“为啥?”

“不知道,可能嫌男的毛躁。”

陶大哥嘿嘿笑。“那你帮我问问,不要男的我就叫我婆娘去。”

一晚上陆陆续续来了四五拨人,都是左邻右舍,有送东西的,有借东西的,有来串门唠嗑的。每个人走之前都绕不开那个问题,挣了多少钱、那边缺不缺人、明年啥时候走。

阿妈在旁边笑。“你看,你才回来一晚上,全村都知道你挣钱了。”

“我啥也没说啊。”

“你不说人家不会看?看你穿的新褂子,看你弟背的新书包,看你拎回来的蛇皮袋,还用你说?”

阿妈起身收拾碗筷。“赶紧洗洗睡,明儿早上肯定还有人上门,你留着精神应付。”

躺到床上,我把裤腰拆开,一沓钱掏出来搁在枕头底下。阿妈进屋来瞧了一眼,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沓钱,没拿出来。

“阿萍。”

“嗯?”

“这钱你自己收着,明天去镇上存信用社,别搁家里。你弟学费我另想办法。”

“别另想了,就这钱。”我翻了个身面朝墙,“阿颂的学费我出了。”

阿妈站了一会儿,轻轻把门带上出去了。

窗外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甘蔗地里哗啦啦的响声没了,换成山风吹竹丛的沙沙声。我听着听着,忽然有点想念广西那边甘蔗叶子响的动静。阿朵这会儿应该也到家了,不知道她妈有没有给她煮鸡蛋。

明天去镇上存钱之前,得先去趟坎大姐家,把陶婶侄女的事说一声。还要问问那个务工队提成的事到底咋算。

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的钱又摸了摸。八百四,一张没少。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第五章:满载返乡,崭新装束回乡惊艳全村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鸡叫吵醒的。家里那只芦花鸡蹲在窗台上,抻着脖子一声接一声,跟催命似的。

我翻了个身,手先往枕头底下一摸,钱还在,厚厚一沓。外头传来阿妈跟人说话的声音,听动静是陶婶又来了。

“阿萍还没起呢?”陶婶嗓门大,隔着一道墙都震耳朵。

“昨儿走了一天的路,让她多睡会儿。”阿妈压着声。

我不好再赖床,蹬上裤子套了件旧褂子出去。陶婶正坐在堂屋里,手里端了碗阿妈泡的茶,看见我出来,眼珠子先在我身上转了一圈。

“阿萍,你这件衣裳是那边买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个儿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不是,家里带的。”

“那你昨儿穿回来那件呢?”

“脏了,还没洗。”

陶婶明显有点失望。“我听人说你昨儿回来穿得可鲜亮了,想着今儿来看看。”

阿妈在旁边接了话。“鲜亮啥,就是件干净褂子,出门穿得体面些。”

陶婶坐了一会儿走了。我吃早饭的时候问阿妈:“昨儿我穿回来那件很打眼?”

“枣红底子起白花的,咱们村里谁穿过那个。”阿妈把糯米饭捏成团递给我,“你走这两年,村里人穿衣裳都灰扑扑的,冷不丁来个鲜亮的,人家当然要瞧。”

我想了想,把那件枣红褂子翻出来,拿皂角搓了搓,晾在院子里竹竿上。阿颂蹲在旁边看。“姐,这衣裳真好看,你穿上跟换个人似的。”

“咋说话的,你姐原来不好看?”

“原来也好看,穿上更好看。”

阿妈拿扫帚在他屁股上轻轻扫了一下。“嘴倒是会哄人。”

吃了饭,我揣着钱去镇上。先到信用社把七百块存了,留了一百四十块在手头零花。柜台的小姑娘问存定期还是活期,我说定期,半年。她给了我张存单,我叠好塞进贴身口袋里。

从信用社出来,拐进街口那家裁缝铺。铺子是个湖南人开的,姓周,在我们这边待了十来年,老挝话说得比我还溜。

“阿萍啊,好久不见。”周裁缝叼着烟,拿皮尺在脖子上挂着,“做衣裳?”

“不做,买现成的。有没有女式衬衫,素净点的。”

周裁缝从货架底下翻出几件来,有白的、有淡蓝的、还有一件水红带小圆点的。我挑了那件淡蓝的,料子滑溜溜的,往身上一比,周裁缝点点头。“这件合适你,你黑,穿蓝色显白。”

“多少钱?”

“三十五。”

“二十。”

“二十五,最低了。”

“二十三,不卖我走了。”

“拿走拿走,你这老挝妹砍价跟砍甘蔗一样利索。”

我付了钱,把衬衫叠好装袋子里。又去杂货铺买了二两茶叶、一包味精、两盒火柴,还捎了瓶鱼露。路过肉摊,割了半斤猪肉,肥的多瘦的少,拎在手里油汪汪的。

回了村已经晌午了。阿妈看见我拎着肉回来。“不过年不过节的,割肉干啥?”

“吃了两个月食堂,今儿自己家做一顿。”

“你那钱留着办正事。”

“这就是正事,给家里改善改善。”

阿妈嘴上念叨,手底下已经把肉接过去洗了,切了两片姜搁锅里煸着。中午那顿饭,炒了个肉片配酸笋,煮了锅野菜汤,阿颂吃了三碗饭。

“姐,你下回啥时候还去砍甘蔗?”

“明年。”

“那这半年咱家是不是天天有肉吃?”

阿妈拿筷子敲他手背。“你想得美,肉吃多了该嫌菜没味了。”

吃完饭,我把新衬衫换上,对着阿妈那面豁了角的镜子照了照。领口翻得整整齐齐,颜色确实衬人。又把我带回来的那条藏青裤子穿上,脚上蹬了双从广西带回来的黑面白底胶鞋,整个人跟换了层皮似的。

阿妈站门口看了一会儿。“像样,比走之前像样多了。”

“那我以后天天这么穿?”

“穿呗,衣裳买了就是穿的,别搁柜子里供着。”

我穿着新衣裳出了门。走在村里那条土路上,脚底下的胶鞋踩着碎石子咯吱响。先去了坎大姐家,她正在堂屋里打电话,看见我进来,电话一撂就迎出来了。

“阿萍!我昨儿听说你回来了,正要去看你。”

“坎大姐,我正有事找你。”

“坐坐坐,喝口水。”她把我按在竹凳上,自己也坐下来,上上下下打量我,“你这一身,看着跟城里人似的。”

“广西买的,便宜。”

“便宜也好看。”坎大姐往前探了探身子,“挣着钱了?”

“挣着了,够用。”

“那陶婶说的,她娘家侄女也想跟着去,你那边能带不?”

“能带,明年开春还有一拨。你让她提前把护照办了,到时候一块儿走。”

坎大姐拍了下手。“好好好,我这就给她递话。”她顿了一下,压低了声,“你自个儿的事呢?老坎家那个——”

“不见。”

“为啥?人家条件在村里算好的了。”

“坎大姐,我这一年出去两趟,挣的钱够我弟念书,够家里开销。我要是嫁了人,还能这么往外跑?”

坎大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末了叹了口气。“你说的倒也在理。老坎家那头我帮你回掉。”

“谢了坎大姐。”

从坎大姐家出来,往村东头走了一截,迎面碰见阿飘。阿飘跟我同岁,小时候一块儿爬树掏鸟蛋的交情。她嫁到隔壁村三年了,今儿是回娘家串门。

“阿萍!啥时候回来的?”

“昨儿。”

“你这身新衣裳哪来的?”阿飘上手摸了一把料子,“滑溜溜的,跟咱们这儿的粗布不一样。”

“中国带回来的。”

“你在那边真挣着钱了?”

“挣了点。”

阿飘拽着我胳膊不撒手。“你跟我说说,那边咋样?我也想去,可我男人不让,说女人家跑那么远干啥。”

“你男人咋说的?”

“他说我走了家里没人做饭。”

“那你把他带上,你俩一块儿去。”

阿飘乐了。“他?他连镇上都懒得去,还出中国呢。”

正说着,又过来俩婶子,都是听见动静出来瞅的。一个问我在那边吃啥,一个问那边人说话听得懂不。我挨个答了,末了那俩婶子一人攥着我的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阿萍这手可比走之前结实了,茧子厚了一层。”

“干活的回来都这样,力气换的。”

“那倒是,看着就有劲。”

回到家门口,阿妈正蹲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回来,头也没抬。“一路上多少人拦你问话?”

“五六个吧。”

“明儿更多。你那一身衣裳穿出去走一圈,比你自己说一百句都管用。”

“那我明儿不穿了。”

“穿,干啥不穿。你在外头辛苦挣的,穿身上咋了。”

我蹲下来帮阿妈拌鸡食。木盆里是糠拌野菜叶子,搅和匀了往地上撒。芦花鸡领着一群母鸡扑棱棱围过来,抢得咕咕叫。

“阿妈,明儿我去趟县里。”

“干啥去?”

“给阿颂交学费。顺便看看有没有啥零工能打。”

“你才回来歇两天。”

“歇多了心里不踏实。”

阿妈没再拦,往我这边推了推装糠的簸箕。“那你顺道给你弟买双鞋,他那双底子快磨穿了。”

第二天我去了趟县里。到学校给阿颂交了学费和杂费,一共三百二。教务处那个戴眼镜的老师收了钱,开了张收据递给我。“你是他姐姐?”

“嗯。”

“他成绩不错,上学期期末考了年级第三。就是有点偏科,数学拔尖,语文差些。”

“能补上来不?”

“多看书,写写日记啥的,慢慢就好了。”

从学校出来,我拐进街边书店,挑了本作文选和一本字典,两样加起来二十八块。咬咬牙买了。

回了村天已经擦黑。阿颂放学回来,看见桌上的字典和作文选,手都没洗就翻开了。“姐!这字典比我们老师那本还厚!”

“厚你也不许拿它垫桌脚。”

“我舍不得,我拿布包起来。”

阿妈从灶间探出头。“别光顾着看书,去帮你姐把院里柴火码了。”

阿颂抱着字典往屋里跑。“我先把书放好就来!”

那天晚上吃饭,阿妈炒了个鸡蛋,又煮了锅南瓜汤。阿颂拿新字典查生字,查一个念一个。阿妈拿筷子指了指他。“字典是你姐拿砍甘蔗的钱换的,你念不出个名堂来,对不起你姐那双手。”

“我知道。”阿颂把字典合上,看着我说,“姐,等我考上高中,我暑假也去砍甘蔗。”

“你一个男娃,人家不要。”

“那我去搬砖。”

阿妈扑哧笑出来。“你搬砖,砖搬你还差不多。”

我也笑了,给他碗里夹了块鸡蛋。“你好好念书就是搬砖了。念出书来,比搬啥都强。”

阿颂闷头扒了两口饭,忽然抬头。“姐,你那新衣裳真好看。”

“咋,你也想要?”

“我不要,我就说好看。”他咽下饭,补了一句,“咱们村就没人穿过那样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淡蓝衬衫,袖口挽了两道,领子平平整整。早上出门在镜子里照的时候,自己都多看了两眼。走的时候瘦了一圈,回来养了几天,脸上有了点肉,衣裳撑得起来了。

阿妈在旁边说:“你这一身出去转了两天,村里那些碎嘴的该说的都说了。”

“说啥?”

“说你挣着大钱了,说你在那边吃香喝辣,还有的说你明年要带一村人出去。”

“最后那个还算靠谱。”

“咋,你真要带人?”

“明年开春那拨,李领队说可以带十五个,我帮着张罗,队里给提成。”

阿妈把碗筷收走。“那你这半年就别闲着了,把想去的挨个登记上,护照啥的帮着跑跑。”

“我正打算这么干。”

晚上躺下来,我把存单摸出来看了看。七百块定期的,外加手里还剩的几十块,阿颂这学期的费用算是齐了。下半年再出去一趟,攒的钱够把家里那面漏雨的墙修一修。

翻了个身,外头院子里有脚步声。阿妈还在灶间忙活,大概在给我纳新鞋垫。自打回来,她每天晚上都纳几针。

我把新衬衫叠好搁在枕头边上,明天还穿。坎大姐那边说好了,后天陶婶侄女来家里坐坐,问问出去务工的事。得穿得体面些,人家看了心里有底。

隔壁的鸡又叫了。我闭上眼,手搁在枕头上,摸着那件滑溜溜的衬衫袖子。

明天接着走。

第六章:邻里围观,众人纷纷聚拢心生好奇

回来第四天,我们家院子就没断过人。

早上刚开门,隔壁陶婶就端着一碗酸笋过来。“阿萍,尝尝,昨儿新腌的。”放下碗不走,坐下唠了半天,从她娘家侄女的身高体重问到人家闺女的脾气秉性。

“我那侄女手脚麻利,就是话少,见生人脸红。”

“话少好,砍甘蔗又不是靠嘴砍。”

“那你给记上,明年一定带上她。”

陶婶前脚走,后脚来了阿飘她妈,拎着一兜子青木瓜。“阿萍啊,阿飘昨儿回去跟你飘姐夫闹了一宿,非要去中国打工,你飘姐夫不同意。”

“那咋整?”

“我来问问你,你走那阵子,家里事咋安排的?”

“我弟念书住镇上,阿妈一个人在家,喂鸡种菜顾得上。我按月往家捎钱就中了。”

阿飘她妈拍了下大腿。“那我回去跟阿飘说,让她照你这个法子办。”

到了晌午,又来了三拨人。有问砍甘蔗累不累的,有问那边吃住咋样的,有问工钱结得痛不痛快的。阿妈烧了壶茶搁在堂屋,来人了就倒一碗,走的时候再续上。一壶茶喝到下午,茶叶都泡没色了。

“阿妈,这天天来人也太多了。”

“这才刚开始,你等着,过两天赶集的时候,消息传到别的寨子,来的人更多。”

果然,第二天是赶集日。我们纳堆村离镇上有段路,村里人平时赶集都凑一块儿去。我本来不想去,阿妈非让我去。“你弟的鞋得买,顺便看看镇上有啥零工可做。”

我换了那件淡蓝衬衫,背了个布袋出门。走到村口碰见阿飘,她也背着个篓子。“阿萍,一块儿走。”

路上阿飘跟我说,她男人昨晚上松口了。“我跟他说了,去半年,挣的钱够买头牛。他算了算账,不吭气了。”

“那就是默许了。”

“默许啥,他就是算明白了,我出去半年顶他在家刨两年地。”

“那你去不去?”

“去!咋不去。你把名给我记上。”

到了镇上集市,人比平时多了好几倍。我正蹲在鞋摊前给阿颂挑鞋,旁边挤过来一个大姐,蹲下来跟我搭话。

“你是纳堆村的阿萍吧?”

“嗯,你哪位?”

“我娘家是班康村的,我表妹是坎大姐的邻居。听说你从中国回来了?”

我手里拿着鞋,抬头看了她一眼。那大姐四十来岁,黑瘦黑瘦的,眼睛亮得很。

“回来几天了。”

“那边砍甘蔗真能挣钱?”

“看干活快慢,多砍多得。”

“我一天能砍一吨柴,砍甘蔗不在话下。”那大姐拍了拍自己胳膊,“你下回走的时候捎上我。”

“你先把护照办了,找坎大姐登记。”

“护照咋办?去哪儿办?”

“县里公安局,带上身份证和照片,两周就能下来。”

那大姐高高兴兴走了,连我手里那双鞋多少钱都没听见。卖鞋的老板是个本地人,拿胳膊肘捅了捅我。“妹仔,你成红人了,赶个集都有人找你报名。”

“挣钱的买卖,谁不想凑一份。”

买了鞋和两斤盐巴,又给阿妈扯了块包头巾。往家走的时候,阿飘忽然拽了我一把。“阿萍你看后头。”

我回头一瞅,好家伙,七八个婶子大娘跟在我们后头走,边走边嘀咕,看见我回头也不避,反倒加快脚步凑上来。

“阿萍,你跟婶子说说,那边水土服不服?”

“服,跟咱这边差不多。”

“那吃食呢?听说中国人吃面食多?”

“广西也吃米,米粉多,食堂管饱。”

“听说那边老板凶得很,骂人不骂?”

“我们那个黄工头不凶,还请喝绿豆汤。”

问来问去,我索性站在路边不走了,让阿飘把篓子放下来垫着坐,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怎么报名、怎么办护照、怎么从磨憨过关,一直讲到砍甘蔗的窍门、一个月能挣多少、回来的时候怎么把钱缝裤腰里。

围的人越来越多,路口都快堵上了。旁边杂货铺老板端了碗水出来给我。“妹仔你喝口水润润嗓子,你这讲得比说书的还热闹。”

我接过碗喝了两口,底下有人喊:“阿萍,你给说说,那个砍刀咋磨才利索?”

“回头我挨家挨户教去,这会儿讲了你记不住。”

“那你先教我一招。”

“行,你回去拿块磨刀石,刀刃斜着贴上去,角度别太陡,一面推十来下,翻过来再推十来下,记住别死使劲,用巧劲。”

那人点点头记下了,旁边又有人挤上来问别的。

从镇上回村,本来一个钟头的路我走了两个半钟头。每走一截就有人拦下来问几句,认识的、不认识的,本村的、外村的,连路边放牛的老头都凑过来问了一句:“那边招不招放牛的?”

“不招,只招砍甘蔗的。”

“那我让我闺女去。”

到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阿妈站在院门口,远远看见我就招手。“咋才回来?”

“路上被人截住了。”

“截住干啥?”

“问东问西,啥都问。”我把鞋和盐巴掏出来搁桌上,“我嗓子都讲哑了。”

阿妈端了碗水给我。“你喝,喝完吃饭。后头几天你干脆别出门了,在家歇歇。”

“歇不住,坎大姐那边还有好几个人要登记。”

正说着,坎大姐自己来了,手里拿着个皱巴巴的本子。“阿萍,我记了有十来个名了,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我接过来翻了翻,有本村的,有隔壁村的,还有两个是镇上的。年龄从十八到四十二都有,最大的那个四十二了,我有点犯嘀咕。

“坎大姐,这个四十二的婶子,人家招工有年龄限制,一般到四十。”

“她身体好得很,上坡砍柴比年轻媳妇还快。”

“身体好归身体好,人家那边规矩摆着,过了四十不要。明年让她闺女去吧。”

坎大姐拿笔划掉一个,又指着另一个名字。“这个,阿月她表妹,十九岁,你看行不?”

“行,年轻手脚快,练两天就能上手。”

坎大姐把本子合上,忽然往堂屋里扫了一圈。“你阿妈呢?”

“灶上忙呢。”

“那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坎大姐把我拽到院门口那棵木瓜树底下,压低了声,“你听说了没?老坎家那头,你回掉之后,又托人打听了一回。”

“打听啥?”

“打听你到底挣了多少钱。”坎大姐拿手扇了扇风,“村里传你挣了两千多,老坎家觉得你是个能挣钱的,更想娶了。说彩礼可以加。”

“加多少?”

“听他口气,比原先多一倍。”

“那也不见。”

坎大姐咂了咂嘴。“我就知道你这个态度。行,我再帮你回。不过阿萍,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明年再跑一趟回来,攒的钱够修房子,到时候说亲的更多,你总不能一直不见。”

“到时候再说。”

坎大姐走了之后,阿妈从灶间出来。“坎大姐跟你说老坎家的事?”

“你听见了?”

“猜也猜着了。”阿妈坐到门槛上,“你真不打算见?”

“阿妈,我要是嫁过去了,还能往外跑?”

“嫁了人确实不方便跑。”

“那我弟念书的钱谁挣?”

阿妈没说话,拿手在膝盖上摩挲了半天。“你弟念书的钱,妈也能挣。”

“你挣啥,喂鸡卖蛋一年攒不了几个钱。我出去砍两个月顶你攒两年。”

“那你也不能为了你弟把自己耽误了。”

“啥叫耽误?”我蹲到阿妈旁边,“我出去两趟,钱挣了,见识也长了,回来还能帮着张罗务工队的事,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嫁人的事急啥,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阿妈拿手戳了下我脑门。“你嘴能,我说不过你。”

“那就不说了,吃饭。”

可饭吃了一半,院门外头又有人喊。阿妈搁下碗出去看,回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个我没见过的中年男人,穿得板板正正的,手里拎了瓶酒和一包点心。

“阿萍,这是你表舅公家的老二,从勐赛过来的。”

我站起来叫了声表舅。那人坐下来,客套了几句,话头一转就开始问广西那边的事。

“听说你们砍甘蔗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分人,干得快多挣,干得慢少挣。”

“那你挣了多少?”

“够用。”

“具体数呢?”

阿妈在旁边接了话。“他表舅,孩子刚回来没几天,钱的事还没细算。你大老远来,先喝口水。”

那人讪讪笑了笑,又绕了个弯子问:“那你明年还去?”

“去。”

“能不能把你表妹也带上?”

“行,你让她去坎大姐那儿报个名。”

这人坐了半个钟头,问明白了咋报名、要带啥材料,高高兴兴走了。走的时候那瓶酒和点心阿妈让他拎回去,他死活不干,搁下就跑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把点心拆开,拿了一块给阿颂。

阿妈叹了口气。“你看,来一个问一个,问的都是差不多的话。”

“问啥?”

“你自己心里没数?”

我嚼着点心想了想。这几天来的人,有的带东西,有的空手来,有的坐下就唠半天,有的寒暄两句就直奔主题。可不管怎么绕,最后落脚的地方都差不多——那边到底咋样,能不能带上我。

“阿妈,你说他们咋都问一样的话?”

阿妈把点心包好搁进柜子里。“你身上穿着新衣裳,脚上蹬着新鞋,手里攥着存单,你弟背着新书包。人家又不瞎。”

“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阿妈把柜门关上,“咱们村多少年没人出去挣过钱了,你头一个。人家看你挣着了,心里能不动?”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淡蓝衬衫。回来这几天天天穿着,洗了晾干又穿上。阿妈说得对,我往村里走一圈,比说一百句话都管用。

“那照你说,他们最想问的是啥?”

阿妈拿抹布擦了擦桌子,头也没抬。“你自己琢磨。”

我坐在门槛上想了半天。陶婶问侄女,阿飘问男人同不同意,表舅问表妹,胖大姐问明年还去不去。所有人绕来绕去,其实想问的就是一句话。

可那句话到底是啥,我一时也说不上来。

第七章:众口一问,全村追问同一个核心问题

又过了两天,来家里的人不光没少,反倒更多了。

阿妈干脆把堂屋收拾出来,摆了两条长凳,灶上常年坐着一壶热水。来人了就请进来坐,倒碗水,有啥问啥。阿颂放学回来写作业都找不着清静地方,抱着本子躲到里屋床上趴着写。

“姐,咱家成集市了。”阿颂从门帘后头探出脑袋。

“写你的作业,别打岔。”

“我写不下去,外头说话声太大了。”

我拿他没法子,跟阿妈商量了一下,把院门口那棵木瓜树底下拾掇出来,摆了几块石头当凳子,来人在外头坐,不耽误阿颂念书。

这天上午来了个我没想到的人。老坎家的二儿子,叫坎蓬,二十出头,瘦高个,穿了件洗得板正的白衬衫,头发拿水抿得服服帖帖的,手里拎着两条罗非鱼。

“阿萍,我妈让我送来的,昨儿河里捞的。”

“替我谢你妈。”我接过来递给阿妈,没让他进屋。

坎蓬站在院门口不走,搓了半天手。“阿萍,我听说你明年还去?”

“去。”

“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那边要不要男的?”

“砍甘蔗人家不要男的,嫌毛躁。”

“我干啥都行,搬甘蔗、装车、看仓库,不挑。”

我看了他一眼。坎蓬这人我知道,小学跟我同班,念到五年级就不念了,在家帮爹妈种田。人不坏,就是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老坎家想给他娶媳妇这事,闹得全村都知道,他自个儿倒跟没事人似的。

“坎蓬,你爹妈知道你来问这事不?”

“不知道。”

“那你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说。”

“商量啥,我自个儿的事自个儿做主。”

我忍不住笑。“你娶媳妇的事咋不见你自个儿做主?”

坎蓬脸涨得通红,拿脚尖蹭地上的土。“那个……那个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都是自个儿的事。”

坎蓬吭哧了半天。“那你要是不帮我问,我找坎大姐去。”

“你找吧,坎大姐那边也在登记,男的要不要得看人家那边咋说,我做不了主。”

坎蓬走了之后,阿妈从灶间探出头。“老坎家老二?”

“嗯。”

“来问务工的事?”

“嗯。”

“这孩子倒老实。”

“老实归老实,砍甘蔗人家真不要男的。”

下午坎大姐来了,把本子往我面前一拍。“你猜咋着,老坎家老二跑我那报名去了,非要我把名写上去。”

“你写了?”

“写了,我跟他说男的够呛,他说先写上,不要再说。”坎大姐拿手扇了扇风,“这孩子轴得很。”

我把本子翻了一遍,上头密密麻麻记了二十多个名字。本村的、外村的、镇上的,连勐赛那边都有两个托亲戚捎话来的。

“人太多了,明年开春那拨李领队就说带十五个。”

“那你就挑呗,挑手脚麻利的。”

“咋挑?我又不能挨个试人家。”

坎大姐拿手指头戳了戳本子。“你傻啊,你看这个,阿飘,我知道她,干活一把好手。这个陶婶侄女,陶婶说利索肯定差不了。这个坎蓬,虽然男的不一定要,但写上也不吃亏。”

正说着,院门外头又有人喊上了。这回是个我没见过的年轻女人,抱着个娃,后头跟了个老太太。

“这是阿萍家不?”

我迎出去。“我是,你哪位?”

“我是班康村的,叫阿玲。这是我婆婆。”那年轻女人把孩子往上颠了颠,“我听说你们那边招砍甘蔗的,我想去。”

她婆婆在后头接了话。“她走了娃谁带?”

“娃我带,我就是不放心她一个人跑那么远。”

我把她们让进院里坐。阿玲把娃搁腿上,跟我细说。她男人前年去泰国打工,说好一年回来,到现在没见人影,也没捎钱。家里就靠她一个人撑着,婆婆年纪大了,娃才一岁多。

“我想出去挣点钱,把家里房子修修。现在住的那个偏房漏雨漏得厉害。”

“那你去砍甘蔗,娃咋整?”

“婆婆带,我每个月往回捎钱。”

她婆婆在旁边撇了撇嘴,但没吭声。

坎大姐凑过来问了几句,回头跟我嘀咕。“这个情况有点麻烦,家里有小的,万一去了三天两头想娃,干不长久。”

我点点头,问阿玲:“你能下狠心不?两个月,中间不回家,娃搁家里。”

阿玲咬了咬嘴唇。“能。”

她婆婆急了。“你走了娃晚上哭咋整?”

“哭几天就不哭了,小孩忘性大。”阿玲拍了拍怀里的娃,娃正抓着她衣领子不撒手。

我看了这情形,把坎大姐叫到一边。“这个先记着,回头我问问李领队,要是人家那边不介意,就带上。”

坎大姐拿笔在本子上打了个勾。“行,我给她备注一下。”

到了傍晚,院门口又聚了一拨人,这回是几个男的,都是四五十岁的,蹲在木瓜树底下抽烟。

“阿萍,你出来一下。”打头的是隔壁村的,姓宋,大家都叫他宋老大。

我出去一看这阵势,心里有点打鼓。“啥事?”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想问你能不能跟你那个领队说说,咱们这些老哥子也想去。砍甘蔗干不过你们女的,我们干点粗活重活,装车、扛包、修路啥的都行。”

“宋叔,这个我做不了主,人家那边要啥人得看老板定。”

“那你帮我们问问嘛,问一嘴又不费啥事。”

“行,我写信问问李领队,有消息告诉你。”

宋老大他们走了之后,阿妈出来收凳子。“今天第几拨了?”

“记不清了。”

“你看,我早说了,你穿那身衣裳走一圈,比说啥都管用。”

“那我把衣裳脱了换旧的?”

“你敢。”阿妈瞪了我一眼,“衣裳是脸面,穿得体面人家才信你真挣着钱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阿颂忽然冒了一句:“姐,我们班同学都知道了。”

“知道啥?”

“知道我姐去中国砍甘蔗挣着钱了。今天放学路上,好几个同学问我,你姐那边还招人不。”

“你咋说的?”

“我说招,但要先报名。”

阿妈把筷子一放。“你看,连小孩都知道了。”

“知道了就知道呗,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妈拿筷子点了点桌面,“我是说,这么多人问,你得拿个章程出来。谁去谁不去,啥时候走,要办啥手续,你得列个单子。”

“我列了。”

“列了就贴出去,搁坎大姐家门口,谁想看谁看。”

我想了想,这倒是个法子。“行,明儿我就写。”

第二天我借了阿颂的作业本,撕了两页白纸,拿圆珠笔一笔一划写了份通知。上面列了报名条件、需要带的材料、截止日期,最后一行写了“报名找坎大姐登记”。

写完了贴在坎大姐家玻璃柜上头。没半个钟头,围了十来个看热闹的。

“阿萍这字写得不错。”

“那是,念过书的。”

“你看看人家,出去一趟回来啥都会了。”

坎大姐站在门口乐呵呵的。“别光看,要报名的进来跟我讲。”

一上午又登记了七八个。

中午我在坎大姐家吃饭,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阿萍,我今儿上午瞅着来报名这些人,有个事儿挺有意思。”

“啥事?”

“他们问的话不一样,可意思都一样。”

“啥意思?”

坎大姐放下筷子想了想。“陶婶侄女来问,说阿萍姐那边累不累。阿飘妈来问,说阿萍去那阵子想不想家。阿玲来问,说阿萍你挣的钱够不够修房子。宋老大来问,说阿萍你能不能帮着问问男的要不要。”

“这不挺正常的?”

“你听我说完。”坎大姐拿手敲了敲桌子,“他们问归问,走的时候都加一句差不多的话。陶婶侄女说,你明年走的时候叫上我。阿飘妈说,阿飘就托付给你了。阿玲说,姐你带带我。宋老大说,你帮老哥子们想着点。”

我嚼着饭没说话。

坎大姐往前探了探身子。“你听出来没?问啥的都有,可最后落脚的都是一个意思。”

“啥意思?”

“跟着你走,准没错。”坎大姐拿手指头在桌上画了个圈,“大伙儿信你。你出去挣着钱了,平平安安回来了,穿得整整齐齐的,手里还攥着存款。人家就认这个。”

我搁下筷子,心里忽然透亮了。

从回来到现在,来的人问的话五花八门。有的问苦不苦,有的问累不累,有的问吃啥住啥,有的问能挣多少。可不管开头问啥,绕到最后都是同一件事。

你下回走的时候,带上我。

或者说,带上我家人。带上我闺女。带上我婆娘。带上我兄弟。

大伙儿信我能带着他们挣钱,信我不会把他们往坑里带。我在前头走了一趟,走通了,后头的人就敢跟着走。

“想明白了?”坎大姐看我愣神。

“想明白了。”

“那你这会儿知道咋弄了?”

“知道。”我站起来,“坎大姐,你帮我把名单整理出来,按年龄和身体状况排一下。年轻手快的排前头,年纪大的排后头,有特殊情况的单独标出来。我写封信给李领队,把情况说清楚,看他那边能要多少人。”

“好嘞。”坎大姐也站起来,“我就等你这句话。”

从坎大姐家出来,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天蓝得干干净净,山风从竹林里穿过来,带着股青叶子味儿。路过老榕树的时候,我停下来站了一会儿。

阿妈那天送我走的时候站在这棵树下,现在换我站在这儿往回看。村里炊烟升起来了,鸡叫狗吠的动静混在一块儿,跟两个月前一模一样。不一样的是我脚上这双胶鞋,是新的,走起路来咯吱响。

回到家,阿妈在院子里收衣裳。看见我就问:“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写信吧。”

“今晚就写。”

阿妈把晾干的衣裳叠好递给我。“阿萍,妈跟你说,你带人出去,就得对人家负责。人家信你,你不能辜负人家。”

“我知道。”

“你要是带出去一个,回来的时候就得囫囵个儿带回来一个。少一根头发都不行。”

“妈你放心,我咋出去的,咋把人带回来。”

阿妈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把最后一件衣裳从竹竿上扯下来。“进屋吃饭,今晚炖了鱼,坎蓬送来的那两条。”

晚饭桌上,阿颂一边挑鱼刺一边问:“姐,你明年带多少人走?”

“看人家那边要多少,少说十来个,多的话二十个。”

“那么多?那你不成工头了?”

“啥工头,就是帮着跑跑腿。”

“那你也算咱村头一份了。”阿颂把鱼刺吐出来,“姐,等我念完初中,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念你的书,砍甘蔗的事你少掺和。”

“我暑假去,又不耽误念书。”

阿妈把鱼汤推到他面前。“先把你那偏科的毛病治好再说。”

阿颂埋头喝汤,不吭声了。

我端着碗,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阿妈,你说村里人问的问题都一样,那最早问的那个人是谁?”

阿妈想了想。“好像是陶婶。”

“陶婶问的啥?”

“她问的是,阿萍,你那边还缺人不。”

“那后来的人呢?”

“后来的人问法不一样,可意思都差不多。”阿妈拿筷子点了点桌面,“陶婶问缺不缺人,是替她侄女问的。阿飘妈问累不累,是想知道她闺女扛不扛得住。阿玲问挣多少,是盘算够不够修房子。宋老大问男的要不要,是给自己找出路。”

“那你觉得他们最想问的是啥?”

阿妈搁下筷子,看了我一眼。“他们最想问的是,阿萍,下回走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家那个人也带上,挣着钱平平安安回来。”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窗外月亮又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那棵木瓜树上,叶子影影绰绰地晃。明天还得写那封信,给李领队把情况说明白,把名单理清楚,把人挑好。往后这半个月有的忙了。

不过忙得踏实。

第八章:互通共赢,跨境务工见证真实民生红利

信是第二天一早写的。我蹲在堂屋那张瘸了一条腿的桌子前头,铺开阿颂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拿圆珠笔一笔一划写。

李领队你好,我是丰沙里纳堆村的阿萍,上个月跟你去广西砍甘蔗的。我回来了,家里都好。这边村里人看见我挣着钱了,都想跟着去。我这边登记了二十三个人,女的十八个,男的五个。女的都是十八到四十岁之间,手脚麻利能吃苦。男的是想干装卸扛包的粗活。你那边明年开春要多少人,有啥条件,麻烦回个信。我这边好挨个通知。另外坎大姐帮着张罗,提成的事你看着给,不给也行,就是跑腿费点功夫。地址是纳堆村坎大姐家小卖部,她家有个卫星电话,能接。

写完了念给阿妈听,阿妈听完点点头。“行,把名单附后头,一块儿寄。”

我把名单誊了一遍,按年龄和干活能力排了序。头一个写阿飘,第二个陶婶侄女,第三个阿玲,坎蓬排在最后头,备注里写了“男,愿干装卸,不要可剔除”。

信装进信封,阿妈翻出张邮票贴上。“寄到哪儿?”

“李领队说他在磨憨有个固定收信的地方,写磨憨口岸边贸货场李某某收就行。”

“那得几天能到?”

“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一个礼拜。”

信寄出去了,可等着回信这几天,村里人该来还是来。

阿飘头一个坐不住了,隔一天来一趟。“阿萍,你信寄了没?人家回信没?”

“才寄出去两天,哪有那么快。”

“我男人又反悔了,昨晚上说让我别去了。”

“咋又反悔了?”

“他听他哥说,出国务工有被骗的,万一去了回不来咋整。”

我拿手拍了拍额头。“你男人那个哥,去过中国没?”

“没去过。”

“没去过他说个啥。你让他来问我,我给他从头到尾讲一遍。”

第二天阿飘真把她男人拉来了。叫阿颂,跟我弟一个名,人倒是老实,就是耳根子软,旁人一撺掇就犯嘀咕。

“阿萍姐,我听人说那边有黑中介,把人骗过去就不管了。”

“你听谁说的?”

“我哥。”

“你哥在哪儿听的?”

“他朋友的朋友,说是有人被骗过。”

我搬了个凳子让他坐下。“你听我说,我们走的是正规口岸,护照签证一样不少,过关的时候人家要核对务工证明的。到了地方管吃管住,工钱按捆计,天天记账,走的时候现金结清,一分不欠。你要不信,我把我的结算单拿给你看。”

阿飘男人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结算单看了半天,上头写着工时总数、单价、扣款项目、实发金额,底下还有黄工头的签字和手印。

“这上头写的是啥?”

“我砍了一千零五十捆,一捆八毛,加上奖金和零工,总共八百四。”

他把单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还给阿飘。“那看着倒是正规。”

“正规不正规,你让阿飘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明年开春就走,半年后囫囵个儿回来。挣了钱你们家买牛,亏了算我的。”

阿飘男人想了半天,点了头。“那行,让阿飘去。”

阿飘在旁边长出一口气。

又过了两天,阿玲抱着娃来了。她婆婆没跟着,自己来的。

“阿萍姐,我婆婆昨晚上说,让我再想想。她说娃太小,怕我走了娃受罪。”

“那你自己咋想的?”

阿玲低头看着怀里的娃。“我想去。不出去挣钱,家里房子修不了,娃大了连个像样的地方住都没有。”

“你婆婆担心的也不是没道理,娃确实小。”

“我知道。所以我跟婆婆商量了,头一个月我把工钱全寄回去,让她看着钱放心,知道我在外头没乱花。等第二个月,她就习惯了。”

我看了看她怀里的娃,瘦瘦小小的,拿手指头正抠阿玲的衣领子。“你婆婆同意了?”

“她说再想想。我来找你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让她安心。”

“这样,你把你婆婆叫来,我跟她唠唠。”

当天下午阿玲把她婆婆领来了。老太太坐在院子里,板着脸,手里攥着条手绢,拧来拧去的。

“婶子,你担心啥,跟我说。”

“我担心啥?我担心她跑了不回来。”老太太嘴一撇,“她男人跑了两年没音信,她要是也跑了,我这把老骨头带着娃咋整。”

“婶子,你听我说。我们这拨人走的是正规口岸,来回都有记录。阿玲到了那边,每个月往家捎一回钱,你手里攥着钱,就知道她在那儿好好干活呢。”

“那万一她挣不着钱呢?”

“挣不着钱她也得回来,路费我们队里给出。”

老太太琢磨了半天。“你保证?”

“我保证。我跟她一块儿去一块儿回,少一根头发你找我。”

老太太拿手绢擦了擦眼角。“那行吧。不过丑话说前头,头一个月的钱得全寄回来。”

“成。”

阿玲在旁边松了口气。

坎蓬那边也有动静。他爹老坎亲自来了,这回没提说媳妇的事,进门就坐下问务工。

“阿萍,坎蓬回去跟我说了,他想跟你去中国。男的到底要不要?”

“我写了信问,还没回。”

“那你估摸着要不要?”

“估摸着要,装车扛包这些活儿总得有人干。但具体要几个、啥条件,得看人家老板咋说。”

老坎点了点头。“那你给留着名额。我家坎蓬别的不行,力气有的是,扛二百斤的麻袋不带喘的。”

“行,我记着。”

到了第六天,坎大姐那边来了信。她家卫星电话响了,是磨憨那边打来的,李领队回话了。

坎大姐一路小跑过来喊我。“阿萍!阿萍!李领队来电话了!”

我撂下手里的簸箕就往她家跑。到了小卖部,电话还没挂,坎大姐把话筒塞给我。

“喂,李领队?我是阿萍。”

“阿萍啊,信收到了。你那边情况我看了,二十三个人,女的十八个,男的五个,是吧?”

“对。”

“我跟你说,明年开春那拨,老板要二十个女的,男的只要三个。你那边挑一挑,女的条件好点的十八个全带上,剩下两个名额从男的里头选。男的就按你说的,干装卸扛包。”

“行。男的那五个里头,有一个是我隔壁村的坎蓬,二十出头,力气大。还有宋老大,四十七了,年纪偏大,你看行不行?”

“四十七太大了,装卸扛包的活他扛不住。你找两个年轻的。”

“好。”

“另外你那个提成的事,我跟老板说了,带一个人给五十块,回来的时候一块儿结。你看中不中?”

“中。”

“那名单你定好了给我回个信,我这边好安排车和宿舍。”

“好嘞。”

挂了电话,我跟坎大姐拍了下手。“成了,二十个女的,三个男的。”

坎大姐把名单本子摊开。“那咱们挑人。”

当天下午坎大姐家小卖部门口聚了三十来号人,跟开会似的。我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把李领队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女的十八个名额,按之前排的来。阿飘、陶婶侄女、阿玲,你们三个先定下来。剩下十五个我念名字,念到的回去准备护照和照片。”

一个一个念完,没念到的人有点急。

“阿萍,我呢?”

“你岁数超了,明年下半年还有一拨,到时候再说。”

“阿萍,我咋没摊上?”

“名额有限,下回优先你。”

男的只选三个,坎蓬头一个,隔壁村的坎双和坎松跟着。宋老大没选上,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我走过去跟他说:“宋叔,这回男的名额少,先紧着年轻力壮的。下半年还有一拨,到时候你头一个。”

宋老大摆摆手。“算了算了,我这一把年纪了不折腾了。你帮我问问,我闺女行不行?”

“你闺女多大了?”

“十九,身子骨结实得很。”

“行,下回优先你闺女。”

宋老大这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了。

剩下的事就琐碎了。挨个通知办护照,带她们去县里拍照片,教她们填表,帮她们准备路上用的东西。阿妈嫌我瞎忙,可嘴上念叨手底下没闲着,帮着纳了七八双鞋垫,说给那几个家里穷的姐妹路上垫着。

“阿妈你眼睛不好,少纳几双。”

“我乐意。人家头一回出门,脚底下不垫双舒服鞋,走不利索。”

到了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纳堆村口老榕树底下聚了二十来号人,背着蛇皮袋拎着布袋,叽叽喳喳跟一窝麻雀似的。

阿妈站在老地方送我。这回她没光站着,往我怀里塞了个布包。“里头是两双鞋垫和几包糯米团子,你路上吃。另外帮我照看好阿玲,她娃小,肯定想家。”

“知道了。”

阿颂背着书包从屋里跑出来。“姐,你走了我咋办?”

“你好好念书,姐回来给你买新字典。”

“那本字典还没用完呢。”

“用完了再买。”

阿颂挠了挠头。“那你早点回来。”

“六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

阿飘她男人也来送,扛着阿飘的蛇皮袋往车上塞,嘴里念叨:“到了那边别乱花钱,把钱存好。”

“知道了知道了,你啰嗦不啰嗦。”

坎蓬他爹老坎也来了,拍了拍坎蓬的后背。“听你阿萍姐的话,让干啥干啥,别跟人置气。”

坎蓬点了下头,跟在我后头上了车。

大巴车发动的时候,我从车窗往外看。阿妈还站在榕树底下,瘦瘦小小的影子,跟上次一模一样。不一样的是这回她旁边多了好几个人,都是来送行的家属,站了一排,朝车上挥手。

阿玲坐我旁边,怀里抱着她娃的小衣裳,说是婆婆让带的,想娃了就拿出来看看。她眼眶有点红,但没掉泪。

“阿萍姐,你说我婆婆能带好娃不?”

“能。你把钱寄回去,她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带娃更上心。”

阿玲点点头,把小衣裳叠好塞进包里。

车出了村,上了去磨憨的路。太阳从山后头升起来,照得路两边的旱稻地金灿灿的。阿飘坐后头,头一个起了头唱歌,调子还是那瞎编的,词改了。

“砍甘蔗呀砍甘蔗,带着姐妹去挣钱。挣了钱呀回家转,修了房子娶媳妇……”

全车人跟着唱,坎蓬也在里头,唱得跑调,可嗓门大,压都压不住。

我靠着车窗,手伸到裤腰上按了按,这回缝的是路费和生活费,不多,够用。阿妈纳的鞋垫在脚底下垫着,针脚密密的,跟走之前一样。

阿妈说得对,我咋出去的,咋把人带回来。一根头发都不少。

到了磨憨过关的时候,李领队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看见我们这拨人,他数了数人头。“二十一个,加上你,二十二个。行,都到齐了。”

“李领队,这半年麻烦你了。”

“麻烦啥,你们干得好我脸上也有光。”他翻了翻手里的名单,“阿萍,这回你带着人干,我不多操心了。还是按捆计,年底一块儿结。”

“行。”

过了关,上了中国那边的车,阿玲靠窗坐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头的公路和楼房。坎蓬也扒着窗户看,嘴张得老大。

“阿萍姐,那边那个高高的铁塔是啥?”

“信号塔,手机用的。”

“中国真有钱。”

“好好干,咱那边以后也会有。”

阿玲忽然回头问我:“阿萍姐,你说咱们这趟能挣多少?”

我想了想,把黄工头说过的数报给她。“手快的话,六七百没问题。”

“六七百。”阿玲掰手指头算,“够修房子了。”

“够。修完房子还能剩。”

阿玲笑了,低头把娃的小衣裳掏出来又看了看,叠好塞回去。这回手没抖。

车往广西方向开,路两边的甘蔗地又冒出来了,绿油油连成片。风从窗缝挤进来,带着股湿漉漉的泥巴味儿。我闻着这味儿,心里忽然踏实了。

阿妈的话在耳朵边上响:你带出去一个,就得囫囵个儿带回来一个。

我回头看了一眼车上这二十来号人,有的在打盹,有的在说笑,阿玲靠着窗户轻轻哼她娃的摇篮曲。

行,走着。

(全文完)

创作声明: 本文为原创跨境民生纪实爽文,人物、情节均为艺术虚构,贴合中越、中老边境跨境务工真实场景,所有务工行为均合规合法,不涉及非法务工、偷渡、违规劳务等情节,仅供故事品读与民生视角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