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四川宜宾一带，凌君如病倒在一处小旅店门外。她穿着红色毛衣，头发剪得短直，身形已经十分消瘦。店主见她无处可去，暂时收留下来，又设法联系了她在宜宾的弟弟。几天后，凌君如被送到亲戚家门口，等人发现时，已经没有了气息。
她的一生，曾经与奢华、权势和宠爱紧紧相连，也曾跌入无人问津的困境。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曾被刘文彩捧在手心里的三姨太，临终前没有留下遗言。
凌君如出生于宜宾附近。生父张子成早年死于械斗，母亲改嫁后，她随母亲进入凌家。关于她究竟是亲生女还是过继女，地方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较为明确：她自幼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口齿伶俐。
养父凌友臣并非安分之人，做过茶社、旅店一类的生意，也与地方上的复杂势力有来往。凌君如的容貌，在这个家庭里没有被当作单纯的天赋，而被看成了可以换取利益的本钱。
1922年，刘文彩进入宜宾任职。此时的他已经拥有相当的财势，在地方上交游广泛。刘文彩出入各种应酬场合时，结识了年轻的凌君如。后来，她又被介绍给宜宾县征收局局长曹荣光，成为一些权势人物之间往来的筹码。
1929年，42岁的刘文彩迎娶16岁的凌君如为三姨太。为了避开正室杨仲华，他在冠英街附近另置公馆，让凌君如单独居住。只是这种事情很难长期隐瞒，刘家上下大多知情，杨仲华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次，刘文彩的幼子被保姆带到公馆。凌君如送给孩子一件玩具，孩子回家后对母亲说：“是新妈送的。”杨仲华听到这句话，立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她质问刘文彩，刘文彩却没有退让，反而坚持把凌君如留在身边。
杨仲华一气之下离开宜宾，带着两个女儿前往成都。家中年幼的婉蕙无人照料，凌君如便主动把她接到公馆。这个举动既有照顾孩子的一面，也有稳固自己地位的考虑。她很清楚，外来的姨太太若想在高门大户中立足，必须和刘家的子女建立关系。
刘文彩对她确实十分偏爱。公馆依城墙而建，衣柜里塞满新衣，梳妆台上摆着各式用品，首饰也不在少数。一次，凌君如在百货商店因银元成色问题与店员发生争执，随从甚至砸坏了店内物品。事情闹到商会，最后仍由商家赔礼收场。
有意思的是，刘文彩对她的宠爱并不只表现在花钱上。一次他躲进衣柜，故意捉弄正在楼下寻找他的凌君如。被发现后，凌君如笑着说：“你藏到哪里，我都能找出来。”这种近乎玩闹的相处方式，与刘文彩在外界面前的强硬形象判若两人。
但这段关系始终有一道过不去的坎，那就是子嗣。凌君如没有孩子，在刘家便缺少真正稳固的依靠。1931年刘文彩与刘湘发生冲突，宜宾局势紧张，刘氏家族迁往安仁。乡间生活、家族规矩和长辈的排斥，让她感到处处受限。
后来，凌君如试图通过“借腹生子”改变处境。她对外佯称怀孕，又安排三名孕妇代为生产。事情败露后，刘文彩大为恼怒，两人的关系从此出现裂痕。凌君如离开安仁，带着行李和财物前往成都，并留下一纸字据，表示双方从此互不相欠。
她曾与川剧武丑演员王国仁交往，也经营过车行和铺面。刘文彩得知后，曾派人把她接回安仁。可是这次重聚并没有持续太久。刘文彩后来另娶王玉清为五姨太，并给凌君如一笔钱，双方正式分开。
离开刘家后，凌君如住在成都南门一带。钱财逐渐耗尽，她染上烟瘾，生活越来越混乱。1947年，她回到宗场，住进养父留下的简陋房屋，几乎不再与外界往来。昔日的衣饰和排场消失了，只剩下长期卧榻和日渐衰弱的身体。
1949年刘文彩去世时，凌君如曾赶到刘家吊唁，却被挡在门外，没能见到刘文彩最后一面。新中国成立后，刘家产业被清理，凌君如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靠。她本人没有掌握稳定财产，又因家庭关系受到牵连，只能辗转乡间，生活日益困顿。
1961年，她在病饿交加中走完了人生。弟弟把她送到亲戚家门口，随后离去。那扇门外，曾经风光一时的凌君如安静地躺着，身边没有侍女，没有珠宝，也没有等候她的人。直到被发现时，她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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