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贵州贵阳，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伏在案前，颤抖着写下林青的名字。老人叫刘茂隆，曾任重要职务，晚年已享受副部级待遇。双手不听使唤，记忆中的那间牢房却始终清晰。
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暂且停笔。刘茂隆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这件事必须留下来。”对他而言，那不是普通的回忆，而是一条用烈士生命换来的生路。
刘茂隆1912年出生于贵州，早年毕业于贵阳中等师范学校。后来他来到上海，接触进步文化界，结识鲁迅及胡风等人。1932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第二届执委会选举中当选执行委员。
这段经历使他不仅从事文字工作，也逐渐进入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下半年，刘茂隆奉派回贵州开展工作。当时，贵州地方党组织与上级长期失去联系，处境十分艰难，林青等人却没有因此停止活动。
他们发展力量，传递消息，宣传党的主张，在隐蔽环境中维持着地方组织的运转。那不是公开场合的工作，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多人。刘茂隆到达贵州后，很快投入其中，与林青并肩工作。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并抵达遵义。林青得知消息后，设法找到曾经同在狱中的吴亮平。经吴亮平引荐，他向李维汉汇报贵州党组织多年来的情况。
这次汇报意义重大。贵州地方组织虽然多年没有同中央取得联系，却始终坚持活动，得到了中央方面的肯定。随后，原有的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获准继续存在，林青担任书记。
林青还将搜集到的情报、军用地图和密码等资料，交给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这些材料来自长期隐蔽积累，内容具体，能够为红军行动提供帮助。对当时的地下工作者而言，保存一份可靠情报，往往比完成一次公开任务更加困难。
红军离开遵义后，贵州地方组织仍在继续工作。然而，危险很快从内部逼近。大约三个月后，组织中出现叛徒，林青、刘茂隆等人相继被捕。敌人掌握了较多情况，随即将审讯重点放在林青身上。
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陈惕庐试图以高官厚禄诱使林青开口，林青没有屈服。利诱无效后，敌人改用酷刑，伤口遍布全身，他仍然守口如瓶。
审讯者问：“只要说出名单，就能活命。”
林青没有回答。
判决很快下来。林青、刘茂隆等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等待行刑。就在这段时间，看守他们的狱警董亮清悄悄表明身份，称自己也是共产党员，只因与上级失去联系，长期没有组织消息。
林青没有立即相信。地下工作最忌讳轻信，尤其是在死刑牢房里，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是敌人的试探。董亮清于是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上级关系，林青经过判断，确认了他的身份。
董亮清提出，可以利用押送犯人如厕的机会，带他们从一条偏僻小路逃走。但监狱规定，死刑犯只能单独外出，并由狱警看守。换句话说，只有一个人能获得逃生机会，另一个人必须留下。
这是生死关头，也是信仰之外最沉重的人性考验。两人都明白，逃走者未必还能回来，留下者则几乎没有生还可能。可他们没有争抢，反而都把机会推给对方。
刘茂隆认为，林青是贵州省工委书记，肩负的责任更重，出去后能够继续组织工作。林青却以书记身份作出决定：“你先走，这是命令。”
这句话并不长，却堵住了继续争辩的余地。林青转身坐到牢房角落，不再移动。董亮清见时间紧迫，只能催促刘茂隆离开。刘茂隆含泪与林青告别，随后在董亮清协助下逃出牢房。
留下来的林青，很快再次遭到审讯。敌人知道他已经无法逃脱，便加紧逼供，希望从他口中得到贵州地下组织的线索。遗憾的是，酷刑没有换来任何有用信息。
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押赴刑场。行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试图让他闭嘴，竟用刺刀刺入他的口中。那一年，林青只有24岁。
多年以后，刘茂隆始终把林青视为自己的楷模。他很少愿意谈起那段经历，并非忘记，而是记得太深。1982年撰写回忆录时，他仍因这段往事数度落泪，却坚持将经过写下。
对刘茂隆来说，自己后来能够继续工作，并不是凭空得来。那条逃生的小路背后，是林青主动留下的身影；那段幸存的人生背后，也始终压着一位24岁烈士未曾说出口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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