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走的那天晚上,我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夜。凌晨护士出来叫家属的时候,我腿是麻的,站起来差点摔了。她爱人去办手续,我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是她走前一个礼拜,拉着我的手说的。
她说,我这辈子最悔的一件事,就是最后那几次化疗。
我当时没敢接话。她是干了三十多年肿瘤科的主任,病房里她劝过多少病人做化疗,劝过多少家属别放弃。轮到她自己,她说悔了。这两个字从一个干了半辈子治癌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跟普通人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后来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这里面藏着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一个我们普通人从来没机会想清楚的问题。懂医的人自己生病的时候,到底是怎么选的。他们的选择,跟我们这些外行的选择,差在哪儿。
先说表姐这个人。她比我大九岁,从小学习就好,家里出第一个大学生就是她。医学院毕业以后进了肿瘤科,一干就是一辈子。我妈那边的亲戚,谁体检查出点什么,第一个电话都是打给她的。她在电话里说话特别干脆,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化疗化疗,别拖。她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第一次查出问题,是五十七岁那年的体检。胃上的毛病。她自己就是干这个的,报告拿到手,她自己就看懂了。我后来听她爱人讲,那天她看完报告,在医院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自己挂了号,自己约了检查,一个电话没打。等家里人都知道了,方案都定好了。
这个细节我记了很久。一个肿瘤科主任,自己得了癌,第一反应是瞒着所有人,自己偷偷把流程走完。后来我问过她为什么。她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她说,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清楚到我不想让任何人在我做决定的时候插嘴。
这句话里有个特别扎心的东西。她说她知道得太清楚了。清楚什么?清楚每一种治疗方案背后的账。哪个方案能延长多少时间,哪个方案会带来什么痛苦,钱花下去换回来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她平时是拿来劝别人的,轮到自己,她拿着同一本账,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
她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这是医生的原话。切干净了,切缘干净,淋巴结也没有大问题。按理说接下来就是辅助化疗,防止复发。放在她自己的病人身上,这个方案她推过无数遍。她自己也上了化疗。
问题就出在这儿。
第一个疗程还好。第二个疗程开始,她开始吐。不是那种吐完能缓过来的吐,是持续的,喝水都吐,胆汁都吐出来。她爱人跟我说过一次,说她在卫生间里吐完,扶着洗手池站半天,出来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还冲他笑一下,说没事,反应比教科书上写的轻。她连这个都要拿教科书比。干了一辈子的人,疼不疼都要先跟教科书对一遍。
我当时听着心里就咯噔一下。一个天天看着病人吐的主任,自己吐成这样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跟教科书比。她以前查房,病人说吐得受不了,她会调药,会加止吐的,会说这是正常的,扛过去就好了。轮到她自己,她才知道那个扛字有多重。
后来复发转移了。肝上。这个阶段的治疗选择就变得特别残酷。继续化疗,还是停止,转入以减轻痛苦为主的治疗。这个时候她做了一个让我至今没想明白的决定。她选了继续。
为什么?我后来跟她爱人聊过好几次。他给我转述了她的原话。她说,我儿子还没成家,我想撑到看见他结婚。
就这么一个理由。就这一个。
化疗继续。换了一线二线的方案,能用的都试了。她爱人事后跟我说,最后那段时间,她瘦得到后来抱她翻身,一只胳膊就能兜住她半个身子。吐,疼,吃不下,睡不了。止疼药的剂量一直在加。有时候夜里她疼得咬着毛巾不出声,怕吵到陪床的人。
撑了多久?大夫后来跟我们家属交底的时候说过一个大概的说法,说如果最后那几个疗程不做,改成单纯的对症支持,她的生存期可能短四五个月,但是那四五个月的生活质量,跟实际的这几个月比,是两个世界。大夫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倾向,就是个陈述。但这句话我记到今天。
多撑四五个月。全部用来吐和疼。
表姐自己心里有没有这笔账?有。她比谁都清楚。她就是干这个的。她天天看这种账。那她为什么还这么选?
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答案比化疗本身狠得多。她不是死于不懂,她是死于舍不得。舍不得儿子,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那点还没过完的日子。化疗对她来说不是治疗,是买时间。哪怕买回来的时间是疼的,是吐的,是一天一天熬的,她也想买。这个账她算得明明白白,亏得明明白白,还是往里投。
这才是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懂,救不了她。她比病房里任何一个人都懂。懂了以后她做的选择,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老太太做的选择,一模一样。
这件事把我以前的一个想法整个掀翻了。我以前总觉得,人在生病这件事上吃亏,是因为不懂。不懂医,不懂方案,不懂那些名词。要是懂了,就能做出聪明的选择。表姐用她自己的命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到了那一步,做决定的不是知识,是感情。知识只负责告诉你代价是什么,感情才决定你付不付。
她临走前那个礼拜,已经不太能说整段的话了。那天下午精神突然好了一点,她让我坐在床边。她声音很轻,说了几句家里的事,然后停了很久。我以为她要说遗嘱之类的交代。结果她说,老妹,姐跟你说句掏心窝的。
她说,最后这几个疗程,悔了。
她停了一下,又说,多撑了这几个月,全在吐和疼。没看见儿子结婚,也没干什么别的。就是在床上耗着。要是重来一回,我就不做了,回家,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去哪儿去哪儿。
说到想去哪儿,她说了一个地名,是她们老家的一座山。她说小时候跟她爸上山摘过东西。话没说完,她累了,闭上了眼。
我在床边坐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姐她这一辈子,给别人做了一辈子的治疗决定。签字的家属,点头的病人,多少人听她的。她自己最后这个决定,她悔了。这个悔字她压了很多天,一直到最后才说出来。我猜她之前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也因为她是大夫,大夫在病人和家属面前,从来都是那个不许悔的角色。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她的悔,到底悔的是什么。
是化疗本身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这个我得说公道话。化疗救过的人,她病房里就有。有些类型的病,化疗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人活很多年,这个不能一竿子打死。她自己也从来没说过化疗是坏东西。她悔的不是化疗这个东西。
她悔的是时机。是到了她那个阶段,治愈已经没有可能,治疗的目标从治好变成了拖时间的时候,她拖得太狠了。她用治疗可能带来的那点延长,去换了她生命里最后一段本来可以稍微像个人一样过的日子。
这个区别特别重要,也特别容易被忽略。同样是化疗,用在什么阶段,目的是什么,病人的身体底子还能不能扛,这几个问题不一样,答案就完全不一样。早期做辅助治疗,是冲着治愈去的,吐几个月换后面很多年,这个账很多人愿意算。到了晚期,治愈没戏了,做是为了延长,那就要问另一个问题,延长出来的时间,是什么质量的时间。表姐的悔,全部集中在这一段。
她爱人后来跟我说过一个细节,我听了以后很久缓不过来。他说,最后那几个月,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有一次她突然跟他说,把病历拿给我看看。他就把病历递过去。她翻得很慢,翻到化疗记录那几页,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这几页,划掉吧。
划掉吧。三个字。她自己的病历,她想划掉那几页。
一个干了三十多年肿瘤科的人,一生的职业就是往病历上添治疗记录,最后想划掉的是自己病历上的几页。这个画面我每次想起来都堵得慌。
这件事以后,我对我家里人的态度完全变了。以前家里老人住院,家属群里讨论的永远是要不要用最好的方案,要不要托人找专家,要不要用进口的药。好像方案越重,用药越猛,就越孝顺。现在我明白了,方案没有最好的,只有合不合适的。合适这两个字里,包含着病人的身体,包含着阶段,也包含着病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而我们最常犯的错,是从来不问病人自己想怎么样。我们把决定替他们做了,理由是为他们好。表姐那样的专业选手,都是自己替自己做的决定,最后都悔了。我们这些外行,替别人做决定,凭什么觉得自己做得对?
还有一层,我一直没敢跟人说,今天写出来。我觉得表姐的悔里,还有一部分是冲着她的职业的。她劝了一辈子病人坚持治疗。她查房的时候说过多少次,再扛一个疗程,再试一个方案。那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信不信?我猜她大部分时候是信的。她见过的病例太多了,她知道坚持对一部分人是对的。可是她心里是不是也清楚,对另一部分人,坚持到最后就是她最后这几个月的样子?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了。她人走了。我就是偶尔会想,她那些劝过的话,跟最后劝自己的话,中间隔着多少个她亲眼看着吐到脱水的病人。她是不是早就在心里给自己记了一笔账,等到自己躺上去的那天,翻出来对一对,发现对不上。
写到这里我得停一下,说点冷静的话,不然这篇文章就成了劝人不化疗的文章,那就把她的意思彻底写歪了。
她不是这个意思。她走之前那段话,对象是她自己,是她那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处境。转移了,治不好了,身体的底子耗光了,家庭的事还没了结。在这个处境里,她算出来的答案是悔。换一个人,换一个处境,换一个阶段,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算法。她要是知道有人拿她这句话当成一概拒绝治疗的理由,她在天上都得着急。她是大夫,她比谁都清楚,该做的治疗拖着不做,是什么下场,那种悔,一点不比她这个轻。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做还是不做。真正的问题是,谁在做决定,做决定的人知不知道全部的代价,病人自己的声音有没有被听见。
这三条,我们现在的看病流程里,一条都不稳。
谁在做决定?大部分时候是家属,在走廊里,听大夫谈了十几分钟,然后签字。病人本人躺在里面,很多事根本不知道。家属替他决定,用的是家属的感情,家属的舍不得,家属的面子。表姐那样的,自己能看懂报告,自己能跟大夫平起平坐地讨论方案,尚且算出了让自己悔的结果。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属,在走廊里十分钟做出的决定,凭什么就一定能对得起床上那个人?
代价有没有讲清楚?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家另一位老人生病的时候,谈话签字,大夫讲得很快,重点全在风险和概率上,什么骨髓抑制,什么肝肾功能,一串名词。没有一个人坐下来,掰开了讲,这个治疗做了,接下来的三个月,人是个什么状态,能吃饭吗,能下床吗,疼不疼,是天天疼还是偶尔疼。这些东西不写进谈话记录,可是对床上那个人,这些就是全部。表姐的悔,悔的正是这部分没人替她算的账。她自己是大夫,她都知道,尚且在舍不得的关口把这些往后排。普通人呢,连知道都不知道就签了字。
病人自己的声音呢。我们这个文化里,病人自己的声音是最先被牺牲掉的。重病的人,家里第一件事是瞒着。瞒到瞒不住了,决定也早做完了。到了最后,人没了,家属哭一场,说自己尽力了。尽的是家属的力,用的是病人的身子。表姐那么强势的一个人,一辈子自己拿主意的人,她尚且要到最后才能把那句悔说出口,普通病人,躺在那儿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他们的不情愿,去哪儿了?
我不敢把话说死。也许有的人就是想拼,疼也要拼,吐也要拼,能多一天是一天,那也是人家的选择,值得尊重。也许有的人拼下来真的就熬过去了,赶上新的药,赶上转机。这些我都承认。我表姐自己就是抱着这个念头撑到最后的。她赌了,输了。输了她认,她只是悔。
悔和认是两回事。认是这个结果我接受。悔是,早知道,我就不这么走了。
她儿子到现在没结婚。她没撑到那天。她拿命换的那几个月,最后换来的就是她自己在床上说的那句话,全在吐和疼。这句话是她对自己一辈子的总结里最重的一句。她总结了一辈子别人的病,最后这一句是留给自己的。
我后来去过她说的那座山。她老家那边。清明去的。山不高,长满了松树,半山腰有条小路。我在那条路上走了一段,不知道她小时候跟她爸走到哪儿。风挺大,我站了一会儿就下来了。
她那句没说完的话,就停在那座山上。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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