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葬那天风很大，坟地在一个矮坡上，纸灰卷着往上飘。我妈哭得站不住，被两个表哥架着。我站在后面，手里捧着三姨的照片，照片是她六十岁生日前照的，摄影师让她笑，她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像平时在村里被人夸了一样。

说“作”死，村里的意思我懂。三姨这人，一辈子闲不住，别人歇着她不歇，别人不干的活她抢着干。家里的地她种着，村里果园套种的零工她打，镇上谁家盖房子需要帮厨她也去，一天一百五，管两顿饭。她跟人说：我这就当锻炼身体了，还挣钱，多好。实际上她那个腰，早就不好了，贴膏药贴得整个后背都是味儿。

三姨命苦。三姨夫在她四十岁那年出车祸走的，留下两个儿子和一屁股债。人走了，债还在，办丧事借的钱，种子化肥的钱，两个孩子上学的钱。村里人都劝她：一个女人家，把地租出去，出去打工，或者让孩子他爷爷家帮衬帮衬。她不肯。她说：地是我家的，债是我家的，孩子是我家的，我跑什么？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日子往下扛。两个儿子先后考上大学，学费是她一颗果一颗果摘出来、一碗饭一碗饭帮厨帮出来的。村里人都服她，服她的人又都说：这女人，太作了，作下去要出事的。

所谓“作”，就是不知道惜命。

去年冬天，三姨在镇上给人帮厨，办一场流水席，从凌晨四点干到晚上九点。中间她就说胸口有点闷，老板娘让她回去歇，她摆手说：还有四桌没上菜呢，我走了你们怎么办？扛完那四桌，她在灶台边上坐下来，说歇口气，然后就再也没起来。心梗。送到镇卫生院，人已经不行了。医生说，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她这个血管堵的程度，最少疼过好几回了，一回都没当回事。

出事前两个礼拜，我妈打电话让她来我们家住几天，什么活都不干，就住着。三姨在电话里笑：住什么住，你姐我闲下来浑身疼。她说等过了这阵，果园的橘子卖完，就去。橘子卖了，人没了。我妈现在想起来就哭：她是怕住我这儿，什么都要拿，什么都要给我。她连来一趟我家的车票钱都想自己出。

三姨的小儿子，也就是我表弟，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做程序员，这几年手头宽裕了，一直要接她过去住。她不去。她说：我去了你的房子里干什么？坐电梯我不敢，马桶我不会用，你那地方连个种菜的地都没有。表弟说：妈，你把这地租了吧，一年也有一万多，你什么都不干。她说：人什么都不干，还叫人吗？

表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说：我以前觉得我妈固执，恨不能把她绑到深圳来。现在我才明白，她不是固执，她就是那样活惯了。我们哥俩念书那几年，她要是一天闲下来，可能就熬不过去了。她是拿忙来压着那个苦的。等我们毕业了，债还完了，苦没了，她那个忙已经停不下来了，那个压着的东西也没有了。医生说她血管早就坏了，可我觉得，她是苦坏的，一根管子，苦水泡了十几年，能不脆吗？

三姨的大儿子在县城工作，出事前一天还跟她通过电话。她跟儿子说：我这次帮厨挣了小两千，你都拿着，给娃报个班。她还说了句玩笑：妈现在手艺见长，过两年你自己开店，妈给你掌勺，咱娘俩挣城里人的钱。这是她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她这个儿子在灵堂里没怎么哭，就是一直蹲在角落里，把手机里那条语音翻来覆去地放，放到没电。

下葬之后，我们围着桌子算三姨留下的东西。存折上有八万多。还有一屋子腌好的咸菜，两大缸萝卜干，她入冬前腌的，本来是打算两个儿子过年回家一人分一缸。还有果园里没摘完的最后两筐橘子，树是她前年栽的，说栽了等孙子回来摘。

八万多块钱，两个儿子一分没要，给她修了坟，剩下的全捐给了村小学，就说是他妈捐的。表弟说：我妈这辈子，最怕人说她没本事。我们让她体面一辈子，最后这一回，更要让她体面。

我妈从坟地回来的路上跟我说了一段话。她说：你三姨这个人，说作也作，说不作也不作。她那个作，是没人跟她分，她不作，日子就塌了。我跟你爸吵架，吵完还知道摔门，她连摔门的对象都没有。她一辈子省，省到最后，连自己这条命也省下来了，省给别人了。

我站在三姨的新坟前，想了很多。想起小时候她在果园里摘桃子，专挑最软最红的塞给我，自己吃那个碰破皮的。想起她来我们家，我妈给她买新衣服她不要，偷偷把钱塞在我书包夹层里。想起她那句“人什么都不干，还叫人吗”。

我们总说这样的人是“作”，是不爱惜自己。可我如今觉得，三姨不是不爱惜自己，她这一辈子，把爱惜都分给了别人，轮到自己的那份，早就没了。她扛着债和两个孩子走的时候，就已经把命抵押出去了，后来的每一年，都是赚的。她57岁走，是走得太早；可她要是知道自己两个儿子如今都有出息、孙子白白胖胖，她大概会说：够本了，够本了。

风把纸灰吹得很高，像一群黑色的蝴蝶。我朝着坟磕了三个头，心里说：三姨，下辈子别这么作了。下辈子，你也试试被人疼一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