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公知的大本营”（原话）某某周末的首席评论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知名的“恨国公知”，可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他的认知完全变了，可以说是彻底觉醒了。
他有着光鲜的学历和极好的文笔，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有着完全西化的认知。
在最初工作的两年里，他发表了一系列“恨国公知类”的文章，很快，就引起了南方某报刊的注意，将他挖去做了首席评论员。
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能想象得到，在九十年代、本世纪初的那段时间，正是公知最呼风唤雨的巅峰期。
作为某某周末的首席评论员，他在报刊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睥睨众生的气势。
彼时中国的大学校园，一些读了几本“西方经典”的教师和学生，以及一些留学西方的海归，自以为窥探到了世界的真相，掌握了人类社会的真理。
这些英美道路的忠实信徒，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英明，对中国的一切都说三道四，似乎不听他们的，中国就没有什么出路。
大学校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态度上是热情的，在思想认知上却是幼稚的。因为他们的认知都来源于书本，却脱离了社会现实。
于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凡是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的，就一定是对的，反之都是错的。
道理也很简单，此时的中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前夜，与正处在发展巅峰期的西方各国相比，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出来了，西方发达，所以他们的道路肯定是对的，我们落后，道路一定是错的。
他们不去想想西方之所以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殖民掠夺，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只是片面地认为我们一定要全面学习甚至照搬西方。
当时的整个公知群体，就是秉持这样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样的一套方法论去评判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
他们以批评政府、唱反调为己任，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自己有多么高明，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这些在今天看来显得幼稚可笑的言论，当时可是大受欢迎的。
我们的这位首席评论员李铁先生，正是借着这股“东风”，成了一时风头无两的知名公知。
这样的公知有多么炙手可热，只要翻翻当时的报刊、讲座、论坛以及网络文章和视频，就能一目了然。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公知，如高某松、茅某弑、方某子、张某迎、许某年、易某天、胡某立等等，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
当然，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人的认知，也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出现变化。
如今，上述的那些公知，除了几个偶尔出来蹭蹭热度、而被露头就打之外，基本上都已销声匿迹。
认知是否改变咱们不知道，但当前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逻辑去走却快速崛起的社会现实，已经狠狠打了他们的脸。
李铁是最先清醒的那批人之一。在他自己开始做实业以后，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之前的认知是多么愚蠢。
他说，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也许是真的比别人高明。因为自然科学是实实在在的知识，它的脉络很简单，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掌握了比别人多的自然科学知识，你就一定比别人更优秀，比如那些科学家。
但在社科领域，情况就完全不同。
社会科学的脉络太复杂了，而且时时刻刻在发展变化。你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掌握了指点江山的本领，就照本宣科地应用于实践，结果你会发现，大错特错了。
比如在经济领域，它应该是一种实践智慧，不存在能够照搬的模板。
不存在你读了几本经济学，在实践中就是对的，在一个复杂的“实践智慧”面前，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是无知的。
典型的例子比如炒股，实践中你会发现那些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炒股的业绩甚至都不如一个大妈。
因为明明大家在商业上都是无知的，大妈承认自己的无知，她就能小心避坑，而知识分子很傲慢，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结果当然就悲剧了。
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道路也是一样，自古至今都没有一个现成的模板。西方的那套发展逻辑表面上看是成功了，但中国能不能复制？
答案当然是不能。
早在几十年前那些老一辈领导人，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当前中国的发展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我们社科领域的一些知识分子，真的是“读书读傻了”，以为读了几本书就能洞察社会的一切奥秘，这真的是一种幻觉。
之所以出现这些幻觉，一是因为一些知识分子从小就是学霸，智商一流，从而形成一种天然的“理性傲慢”。
二是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科知识混为一谈。
自然科学知识是实实在在的，多掌握当然就会明智，但社科知识变量太多了，你分析的头头是道的逻辑线，可能只是万千逻辑线的其中一条，你只把这一条当作真理，岂不是很愚蠢？
三是他们搞不懂“实践出真知”的道理，而即使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影响这个结论的前提条件和变量太多了，你照抄照搬，结果就可想而知。
古有赵括纸上谈兵而招致全军覆没，马谡照搬兵书而大意是街亭，都是照抄照搬的悲剧。
社科知识分子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是空谈，承认体制内的那些治国精英一定比这些读死书的知识分子强，承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西方完全不同，承认这些年我们从社会实践中摸索出的发展道路和演化秩序一定有他的道理。
决不能再用自己那些浅薄的认知去指点江山，拿着西方的尺子去丈量中国的一切，对政府的一些决策说三道四，甚至唱反调。
在你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之前，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
他最后总结到：
我对公知生涯的告别，其实是对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告别。我不再指点江山了，说我们政府这不对，那也不对，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那些做法做出判断。
因为我相信专业人士的专业，我相信他们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难处。
印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照抄欧美的发展模式，结果搞得一团糟。
中国的一些“专家、教授”，对印度发展说三道四，指点江山，似乎自己掌握了印度发展的灵丹妙药，可以随便拿捏。
其实就印度那样的现实，谁上台执政都一个样，中国文人所设想的那些模式，印度精英能想不到？他们又不傻。
只会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好为人师而没有实践能力，这就是中国某些文人的悲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发展的现成模板和灵丹妙药。
如果有，那这个世界就简单了嘛。
事实证明没有人能设计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更没有灵丹妙药，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当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被叶利钦聘为国师，给俄罗斯“量身定做”了一套“休克疗法”，结果没有几年就把俄罗斯给搞垮了。
好的国家治理是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中最后演化出来的秩序，不是照抄谁的作业。
如果我们把英美模式意识形态化而照抄照搬的话，那才是中国真正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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