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通钢工人坚守，守住东北工业的底气，也守住了几代国企人初心|东北工业|厂子|国企|炉前工|炉子|烟囱|通钢|钢工人|高炉

三万通钢工人坚守，守住东北工业的底气，也守住了几代国企人初心

我叫宗砚山，今年五十九，吉林通化人，通钢的老炼钢工，干了三十六年，从炉前工干到炉长，前年退的。我爹宗广泰是通钢建厂那批人，一九五八年从鞍钢调过来的，推着独轮车、背着行李卷，在浑江边那片荒地上开始建厂。我儿子宗砚石，也在这厂里，干的是设备维护，三班倒。我们家三代人，加起来在这厂里干了一百多年。

二〇一〇年代末那几年，厂子难。难到什么程度？工资拖，人心散，炉子停了两座。外面传得凶，说要重组，要剥离，要减人。那时候有一批人走了，出去的也有混得好的。可还有三万人没走。这三万人，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人。

先说说我们这厂。通钢在通化，山沟里，一条铁路专线通到厂区，厂子占了半个城。我小时候，家里吃的是厂里的食堂，看病是厂里的职工医院，上学是厂子办的学校，看戏是厂里的俱乐部。我爹那一辈人，一辈子就在这厂里，人死了，坟都在厂子后面的山上，能看见烟囱。你说这厂子是什么？是饭碗，也是命。

我十八岁进厂，一九八五年，炉前工。那时候通钢正红火，炼钢的转炉一天出几十炉，钢花从炉口往外喷，站在炉台上，脸上燎得疼，可心里热。我们那会儿有个说法，说出钢的时候，人得往炉子跟前站，站不住的人，干不了这活。我师父姓景，景玉山，山东人，一口山东腔，脾气暴。他教我第一件事不是看火，是看钢。他说，钢水是好是坏，看它的颜色，看它翻滚的劲，光靠仪表不行，仪表是死的，钢是活的。

我跟他学了三年，能看钢了。这个手艺，后来救过厂子。

二〇一五年那阵，是厂子最难的时候。那时候全国钢铁去产能，我们这边效益滑坡，订单少，钢材卖不上价，库存堆成山。厂里开始限产，一座高炉停，两个转炉停。工资发不出来，先拖一个月，后来拖三个月。工人食堂一天只开一顿，许多职工下班就去菜市场捡菜叶。

我记得最清楚是那年冬天。十一月，天冷得能冻裂铁。我们炉子只剩两座在开，一个班六个人，三个人在等分流通知。那时候我当炉长，四十八岁。一个班，从上班到下班，没人说话，就听见风机响。

有个小伙子，姓路，路长顺，二十八岁，跟我一个班。他技术好，脑子灵，那时候外面已经有民营钢厂来找他，开的价钱是我们工资的两倍。有一天下了班，他跟我站在厂门口，跟我说：宗师傅，我想走。

我说：走吧。

他说：你不留我？

我说：我留你干什么？我开的价没人家高，我留你，是害你。

他愣了一会儿，说：可我走了，这个班怎么办？

我说：这个班还有我们。

他那天没走。后来他过了两个月才走的，走的时候，来跟我磕了个头。

那几年，走的人不少，但留下的人更多。我们厂三万人，走了大概三四千。留下的人，各有各的理由。

有的是走不了。像我们车间那个老会计，姓牟，牟志远，五十八岁，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他那个岁数，出去没人要，他就守着账本，一天一天地过。他跟人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在这个厂，我出去，我不知道怎么活。

有的是不想走。像我们车间的女行车工，姓苏，苏桂英，四十多，一个人带孩子。她男人早年跑了，她靠着这份工资把孩子拉扯大。她说：这厂子难，我知道；可我走了，我这孩子上学的钱从哪来？她后来一直干到退休。

还有的是不舍得走。像我师父景玉山，那时候都七十六了，退休十几年了，还天天往厂里跑。他说，他不来，心里空。他来了也不干什么，就坐在车间门口那条长凳上，看年轻人干活，谁干活不对劲，他就要说两句。有人嫌他烦，他也不恼，第二天照样来。

这三万人里头，有一批人最不容易，就是那批四十岁上下的中坚。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要还，孩子念书要钱。那几年，有的人下了班去开网约车，有的人去菜市场摆摊，有的人去工地打零工，白天在厂里守炉子，晚上出去挣钱。我们班有个电工，姓贺，贺明启，那几年晚上去给人装空调，一个夏天瘦了十几斤。他白天还照常上班，从来没迟到过一次。

我说句实话，那几年，我们不是在“坚守”，我们是在“熬”。熬这个字，不好听。可那几年，我们就是熬。

我们熬什么呢？熬一口气。

这口气不是喊出来的。这口气，是那年冬天的事。

二〇一六年一月份，最冷那几天，夜里零下三十度。我们厂有一座高炉，因为限产，准备停炉。停炉是大事，高炉一停，再点起来，要花很多钱，还要看炉况，停不好，炉子就废了。那几天，厂里决定：停。

停炉那天，我们班的几个老工人，夜里没回家。我们站在炉台上，看着炉子慢慢降料，火慢慢往下落。景玉山也来了，他七十七了，拄着拐杖，站在炉台下边。

那时候我心里难受。我干了三十年，我知道这个炉子一停，意味着什么。它是我们厂的心脏，停了，厂子就喘不上气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年轻工人，姓翟，翟立春，二十九岁，说了一句话。他说：师傅，咱就这么让它停？

我说：不停怎么办？没订单。

他说：没订单，咱不能自己有订单？

这话是气话。可这句话，后来成了我们厂的一个转折点。

那年三月，厂里开了一次大会。厂领导说，现在只有一条路：自己找活路。厂里组织了几个技术攻关小组，去外面找订单，接别人不愿意接的活。我们炼钢车间接的第一批活，是给一家工程机械厂做特种钢，量不大，要求特别高，一般的厂不愿意接，因为不挣钱。

那批钢，我们做了三个月。头两炉全部废了，第三炉才摸到门道。我把景玉山请回来，他坐在炉前，看着钢水，看了半个钟头，说了一句：渣子不对。他说，你们这渣子配比，跟四十年前不一样了，可有些根本的东西，还是老规矩。他指点着调了配比，第四炉成了。

那批钢交货那天，对方厂的验收员来了，看了报告，说：你们这钢，比我们原来的供应商还好。

这一句话，我们全车间的人，那天晚上谁都没回家，在车间门口的食堂喝了一顿酒。喝到半夜，苏桂英哭了。她说：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后来的几年，厂子一步一步缓过来。先是有订单了，然后是工资能按时发了，再后来是厂里又点了一座高炉。那年冬天点炉，全厂的人都到厂区里看，烟囱冒烟的时候，有人在下面鼓掌。

我不认为这三万人的坚守，是“伟大”。我也不想说这三万人“不忘初心”，这个词太大，我们用不起。我想说的是，这三万人，在那几年，做了一件事——他们把一件本来要断掉的事，接住了。

接住了什么？

接住了手艺。我师父教我看钢，我教给翟立春，翟立春现在带徒弟。我们厂有一批老工人，退休了，又被请回去，专门带年轻人。景玉山活到八十九，去年走的，走之前还在厂里坐过。他走那天，来送的人有四百多，全是我们厂的。

接住了规矩。我们厂有个规矩，几十年没变过：出钢前必须两个人复核，一个人看，一个人签字。这规矩是我爹那辈人定的，那几年最乱的时候，也没人破过。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规矩一破，钢就废，人就会出事。

接住了人心。那几年最难的时候，厂里有一个做法，我一直记着。工资拖欠，但是厂里先保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先保职工医院的基础运转，先保职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工资。我那时候不理解，我说我们自己都没钱，为什么先保那些。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厂，要是连老的小的都保不住，那这个厂人心就散了。人心一散，炉子就真熄了。

我也得说句实话：这三年，我见过坚守的，也见过走的。走的人，我不怨。我那个徒弟路长顺，后来在南方一家民营钢厂干得很好，去年回来过一次，请我吃饭。他喝多了，说：宗师傅，我走了，我不后悔；可我每次想起咱们厂，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说，你不用不是滋味，人往高处走，天经地义。你在外面站稳了，也是我们厂出来的人。

我说，你只要记住一条：不管在哪个厂，手上那点活儿，得对得起人。

现在厂里的情况，我实话实说：不算红火，但稳。三万人还在，炉子还在转，年轻人还在进来。去年新招了一批大学生，我儿子带他们。我儿子跟我说，爸，现在这批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脑子活，玩电脑比我们强，可有些老规矩，得慢慢教。

我说：教。

我今年五十九，退休两年了。我每天早上还是习惯五点半起床，六点出去遛弯，走到厂门口，看烟囱。烟囱冒烟，我心里踏实；烟囱不冒烟，我心里就发慌。

有一次，我在厂门口碰见一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正站在那儿看烟囱。我问他：你是厂里的？

他说：我是新来的，学冶金的。

我说：那你好好学。

他说：叔，你是老工人？

我说：我在这干了三十六年。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你说，这厂子还有前途吗？

我想了想，说：我十八岁进厂的时候，我爹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厂子，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是靠一代一代人接起来的。你接得住，它就有前途；你接不住，它再有前途也跟你没关系。

那年轻人笑了一下，说：叔，这话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