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
2026年适逢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推出学术专著《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脉络》，一经出版便引发史学界广泛关注。该书跳出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框架，以政治制度的因应与变革为主轴，立足多元政治博弈的分析视角，重新挖掘晚清社会变局与辛亥革命的内在逻辑，为近代政治史研究奉献了富有新意的学术成果。
既往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叙述多聚焦历史人物与武装起义，叙事呈现碎片化特征。《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脉络》另辟蹊径，构建起“制度脉络+对手方视角”的全新研究体系，破除革命党、清廷与保皇派之间非黑即白的二元刻板叙事。书中提出，晚清各大政治势力并非全然相互对立，在宪政探索、国名构想、民权革新等议题上不乏共识；各方矛盾的核心，集中于政治主导权的争夺，持续展开博弈角力。这种复杂交织的互动格局，才是晚清政治的真实图景。
作者充分挖掘同时代一手原始文献，厘清孙中山五权学说的演变历程，纠正后世史料的时序错讹，证实这一理论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宪政思想，而是融会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科举制度的有益内核，实现外来宪政理念与中华本土制度文明的创造性融合。
《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脉络》一项重要学术创新，是将辛亥革命重新界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革命。安东强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止于推翻延续千年的君主帝制形式，更在于瓦解晚清积弊深重的整套皇权制度体系，搭建起近代共和制度的基本框架。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并不局限于一线军事斗争，更体现为高瞻远瞩的制度规划与思想引领，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套全新的制度方案与学说体系，更新了学界对其历史地位的理解。
访谈
南都：你为何选取清廷制度的视角来考察孙中山与晚清革命？打破传统革命叙事，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哪里？
安东强：撰写本书，初衷就是从“革命的对手方”的立场，重新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面貌。以往不少晚清史研究，习惯于以重大事件或者核心人物作为叙事主线。而我的研究思路，是把人物与事件放置在制度演进的大框架之下，依照时间线索重现各方政治力量在同一时空下的互动往来，全书的考察时段大致划定在1895至1912年。
我十分看重“对手方”这一分析概念。晚清政治舞台上，除清政府与革命党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保皇派、国内的立宪派。身处时代浪潮中的各方力量互为政治对手，这里所说的“对手”，不等同于非此即彼的敌人。各派之间既有尖锐斗争，也存在社会联动、策略博弈，甚至会出现相互借力的情况。我们可以借用力学当中多股力量彼此拉扯制衡的逻辑去理解：各方不断博弈权衡，谋求打击竞争对手、壮大自身实力，寻找合作结盟的机会。这才是政治史本来的样貌，而不只是简单的私人恩怨纠葛。我希望呈现的是，在晚清这套制度变革的场域之内，不同政治力量如何在斗争博弈之中，最终促成一场制度体系的鼎革。
过去的宏大叙事常常笼统评判“清廷腐朽没落”，却很少具体剖析腐朽的内在表现。旧有叙事还容易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做出非黑即白的简单评判。但真实历史往往充满矛盾，举例来说，“国民党”这一名词，最早就出自康梁一派。过去我们常将革命党与保皇派做二元对立的简单处理，实际上二者的政见彼此交织，学界以往更多强调二者分歧，却对双方的共识关注不足。
譬如国名构想层面，康有为很早就面向海外社会与朝廷提出相关设想；“振兴中华”由兴中会率先提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探讨“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等概念。在国名、国民、民权等议题上，两派存在诸多共识。不过拥有共识，并不代表能够共存。即便二者共同面对清廷，康有为依旧把孙中山视作最大的威胁，甚至放出言论：“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政见固然存在重合，但各方都绝不能接受由对方掌控政局，这是晚清政治十分关键的特征。
制度，是人类跳出丛林法则的重要创造，它依托规则约束集团私利，追求政治秩序平稳演进，而非单纯寄望人性良善。制度史自带结构性与发展脉络，人物与事件很难脱离制度框架独立存在，这也是我选择制度史作为研究路径的原因。同时我受过编年史学训练，对时间逻辑格外重视，考证史实必须立足于当时留存的原始史料，不能采信后人回忆、事后追述建构出来的历史。中国政治人物极少“离事而言理”，脱离现实空谈理论，他们的思想主张都植根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必须放回当时真实的政治情境中加以解读。
史实新知：刷新大众固有历史认知
南都：晚清朝野上下对孙中山的认知落差极大，这种信息错位，给其革命事业以及晚清政局带来哪些关键影响？
安东强：当时不同群体看待孙中山，并不是平面镜的等比例正立虚像，更类似棱镜折射的光学效果，同一个人物经过折射，会衍生出完全迥异的多重形象，这也就是我提出的“棱镜效应”。
每个人受自身阅历、立场、变革方案的局限，眼中看到的孙中山各不相同。1895年重阳起义初期，清政府将他视作盗匪；一些维新派看到他的国家变革构想，又将其归入维新志士之列。一部分人只看见推翻清王朝这一目标；另一部分人读懂了他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的完整革命理想。不少人仅仅理解浅层的排满诉求，对民生主义的内涵知之甚少。多重形象并行共存，是那个时代十分典型的历史现象。
翻阅清代文书档案，能够梳理出清廷对孙中山认知的转变轨迹：从广东官府负责追捕的“匪类”，升级为全国通缉的要犯，再到被外国势力视作“交战团体”。伦敦蒙难事件借助西方舆论，让他在国际社会声名大噪；但国内朝野士大夫阶层，耗费十余年才逐步改变看法，最终接纳他成为共和时代的大总统人选。
南都：清政府查禁革命报刊、管控社会舆论，为何始终无法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
安东强：晚清以降，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持续流失，经历《辛丑条约》签订、日俄战争之后，社会各界对现有统治的质疑已经蔚然成风。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生、华侨群体规模不断壮大，新思想经由多重渠道回流国内，不少刊物依托外国邮政流通，清政府很难实现彻底封禁。评判书刊的影响力，不能只看公开发行的销量，民间手抄传阅、口头转述，同样能够扩散思想。即便是早年刊印的旧报刊，依旧持续感召一代代青年，由此形成近代独特的思想传播模式。
南都：跳出固有认知来看，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背后有哪些针对晚清制度困境的现实政治考量？
安东强：有说法认为孙中山早在1902年就提出五权学说，这一说法并不成立。五权学说真正问世是在1905年之后。彼时清廷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预备推行立宪。汪精卫、宋教仁从政治立场批判清廷立宪虚伪；孙中山则上升到学理层面展开剖析。他认为清政府仅仅模仿欧美宪政的表层形式，并未吃透宪政背后完整法理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五权学说，本质上是为争夺宪法学理的制高点。
晚清改革深陷两大困境：一部分人急于求成，盲目求变；另一部分人只会机械照搬域外制度。中国拥有深厚的文明积淀，引进外来制度，不能简单照抄移植，还应当思考如何吸纳本土制度的优良传统。孙中山研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熟知三权分立理论，但他认为各国宪法都应当贴合本国国情。
五权学说之中，监察权脱胎于古代御史监察制度；考试权源自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打通平民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制度创造，却被清政府废止。孙中山认为，科举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内核值得继承发扬。他自己总结，“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这种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相结合的思路，对后世颇具启发。近代中国革命，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探索中华文明如何和全新制度有序衔接，实现文明新形态的再生与延续。
深度思辨：跨越百年的历史省思
南都：书中提出，清朝覆灭根源在于制度崩塌，并非单纯由革命造成。这一论断，会如何重新定义孙中山在晚清变局之中的历史作用？
安东强：以往革命史叙事多围绕人物、武装起义展开，叙事容易碎片化。我把辛亥革命定性为一场制度革命，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是孙中山如何批判、瓦解清朝旧有制度体系；二是他如何搭建革命的制度方案，为帝制终结后的中国提供制度设计。
这套视角非但不会弱化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反而更能凸显其价值。过去有一种常见的质疑：多场起义爆发之时，孙中山并不身处战火前线。如果仅仅着眼于亲身参与军事作战，确实容易低估他的地位。但放到制度演进的脉络当中审视，他更多是思想与制度层面的引领者，可谓运筹帷幄。辛亥革命时期的多次起义发生时，孙中山虽不在现场，但全新共和制度的整体框架由他规划擘画；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这套制度方案可以迅速在各地落地实践，恰恰印证了他的领导意义。
南都：相较于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在孙中山与晚清制度博弈这一研究方向上，实现了哪些学术突破？
安东强：突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研究视角创新。过往研究大多站在革命党立场，重点梳理革命活动与革命思想，清政府往往被虚化成一个模糊的对立对象。本书切换到“革命的对手方”的观察角度，立足于清朝制度与朝堂视角观察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重新理解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第二是史料与史实层面的拓展。本书综合利用清代档案、海外文献、朝野各方留存资料，对诸多史事做出全新解读，构建起一套以制度博弈为核心的历史叙事。
南都：站在孙中山诞辰160周年这一节点，重读这段历史，能够带给当代读者怎样的启示？
安东强：我们可以将辛亥革命开启的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视作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辛亥革命完成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划时代转型，此后百余年的革命与建设，都接续这一历史脉络。同时把中国革命放置于17世纪以来全球革命浪潮之中，重新评估它的世界意义与历史定位。另外，近代制度建设要恪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不能全盘照搬外来制度，也不能固守陈旧传统，需要外来思想与本土文明资源互融共生。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当中的诸多构想，例如修建总长16万公里的全国铁路网、在长江三峡修建水利闸坝等，历经百年岁月，才一步步变为现实，从中足以体会先行者思想的前瞻性。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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