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七那天,胡雅静走了。

蓝布包袱往肩上一甩,连我煮的鸡蛋都没拿,头也不回上了公社的拖拉机。

我攥着给她暖手的烤红薯,站在院门口,风吹得眼睛发酸。

村里人说,陈煜城白打了五年地铺。

十多天后,一辆绿色吉普车碾着泥路停在我家土墙外。

县委书记蒋鹏下车敲门,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

我拉开门,看见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腿一软,差点没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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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6年秋,公社大礼堂。

我蹲在最后一排修凳子腿,锤子敲在榫头上,笃笃笃地响。

台上批斗会正开着,胡寿被两个民兵按着脑袋,脖子上挂的牌子用细铁丝勒着,血珠子顺着铁丝往下滴,一滴一滴落在水泥地上。

他闺女站在旁边,替她爹挨皮带。抽一下,身子晃一下。抽到第三下,嘴角渗出血来。她没哭,也没喊,就那么站着,眼睛盯着台下的地砖。

我手里的锤子停在半空,忘了落下去。

旁边有人踢了我一脚,说陈煜城你发什么愣,赶紧干活。我低下头接着敲榫头,但耳朵一直竖着。皮带抽了十二下,她数着,一下都没躲。

那是我头一回见胡雅静。

第二年开春,她下放到了陈家坳。郭永根把她安排进牛棚,跟牲口隔一道矮墙,地上铺了层干草,扔了床破棉絮。村里人躲着她走,谁沾上谁倒霉。

我娘王秀芹心软,夜里让我送半碗玉米面过去。

我蹲在牛棚门口,把碗往地上一搁,转身就走。

她在里头说了句谢谢,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嗓子眼里塞了沙子。

过了几天,胡雅静病倒了。

郭永根不让请大夫,说成分不好的人死了也是白死,队里不担这个责任。

我娘熬了姜汤,我端过去。

她烧得脸通红,嘴唇起了白皮,接过碗的手抖得端不稳,姜汤洒了一半在干草上。

我伸手探她额头,烫得缩回来。我说得送医院。她摇头,说没钱,也说不出话来了。

我背她去公社医院,山路八里地。

我走得急,汗把棉袄里子都湿透了,后背上她的下巴搁在我肩窝里,呼出来的气烫得我脖子发痒。

走到半路她晕过去了,手从我肩膀上滑下来,我停下来把她往上颠了颠,继续走。

大夫说是肺炎,再晚两天人就没了。

药费一块二,我掏的。

她醒了以后,从贴身的衣兜里翻出一张五块钱,票子叠得整整齐齐,要还我。

我没接。

她就那么举着,举了足有半分钟,胳膊抖得厉害,最后收回去,别过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说她爹在省城被审查,早晚有一天会平反。

我说,我信。

她回过头看我,眼睛红红的,看了我好一会儿,又别过去了。

从那天起,我隔三差五往牛棚送东西。

有时候是半个窝头,有时候是一把炒黄豆。

她不肯白要,给我补了件褂子,针脚歪歪扭扭的,但缝得密实。

我穿了好几年,袖口磨破了也没舍得扔。

02

1977年冬,郭永根要把胡雅静送去农场劳改。

农场在百里外,去了就是九死一生。

这话是郭永根站在大队部门口说的,叼着烟卷,拿眼斜着胡雅静。

胡雅静脸白得像纸,手指头攥着衣角,攥得指节发青。

我找了郭永根两回,他不松口。第三回我直接说,我娶她。

郭永根上下打量我,烟卷在嘴里转了个圈。他说陈煜城你贫农出身,娶个反革命家属,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娘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

我说,我认。

他哼了一声,把烟屁股吐在地上,拿脚碾了碾。行,你认就行,回头别来找我哭。

领证那天,胡雅静跟在我后头,一句话没说。

公社文书看看她又看看我,盖章的时候手顿了顿,到底没说什么。

红戳子按下去,结婚证上多了个圆圆的印。

出了公社,她走在我后面半步远,一直没说话。到了家,我娘煮了锅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她端着碗,筷子夹着面条,半天没往嘴里送。

新婚夜,我抱了一床被褥去堂屋打地铺。她站在房门口,问我为什么。

我说,敬你。

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把门关上了。

那一夜我没睡着,堂屋漏风,冷得我缩成一团。

后半夜听见她在屋里翻身,床板吱呀响了好几回。

过了几天,肖俊语的信到了。

公社邮递员送到村口,胡雅静接过信,转身回屋。

我从窗缝里看见她坐在床边,把信看了又看,眼泪一颗一颗砸在信纸上。

她拿袖子擦了,又接着看,来回看了三四遍。

我没进去,扛着刨子去了后山。那天的木头特别硬,刨了半天,手心里磨出两个血泡。血泡破了,沾在刨把上,我拿布条缠了缠,接着刨。

打那以后,她对我更客气了。

客气得像对陌生人。

我给她盛饭,她说谢谢。

我给她烧水,她说麻烦你了。

我说雅静你不用这样。

她愣了一下,说,应该的。

那两个字把我堵得死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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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五年,一千八百多天。

我在堂屋打地铺,她在里屋睡床。

地铺是杉木板拼的,底下垫两条长凳,铺上褥子,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冬天冷,我多铺一层干草。

夏天热,我挪到院子里睡。

我接木匠活养家,十里八乡谁家打家具都找我。挣了钱先给她买纸笔,她在村小教书,备课用。剩下的买粮买盐,日子紧巴巴,但从没断过顿。

批斗会她还得去站着,我替她挨过两回打。

一回是郭永根推她,我挡在前头,后脑勺磕在台角上,缝了三针。

她晚上拿热毛巾给我敷,手很轻,指尖按在伤口边上,半天才换一下位置。

我说,不疼。

她说,都肿了。

我说,肿了也不疼。

她没接话,把毛巾翻了个面,接着敷。那天晚上她敷了很久,毛巾凉了又换,换了三回。

她教我在沙盘上写字。

我笨,一个煜字学了三天。

她没不耐烦,一遍一遍画给我看,火字旁写得慢,她说这个火要立起来,像火苗往上蹿。

我说我名字里还有日,她说日就是太阳,火在太阳边上,你就亮堂了。

我说,那你名字里的静呢。

她说,静就是安静,我爹希望我一辈子安安静静。

我说,那你现在不安静。

她愣了一下,把沙盘抹平了,没再说话。

我娘去世那年是1979年。

临走前她拉着胡雅静的手,说雅静啊,煜城是个实心眼。

胡雅静点头,眼圈红了。

我娘又说,你们好好过。

胡雅静没接话,把脸别向墙。

我娘叹了口气,那口气没叹完就走了。

我娘走后,胡雅静在堂屋坐了一整夜。我没去劝,坐在院子里劈柴,劈了满满一垛。天快亮的时候她出来,眼睛肿着,对我说了一句,你娘是好人。

我说,嗯。

她转身回屋,把门关上了。

那一年冬天,胡寿平反的消息传到了公社。胡雅静从学校跑回来,站在院子里喘气,手里攥着公社的通知,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

我说,好事。

她点头,眼泪下来了。

那天她破天荒地在堂屋里坐了很久,没回里屋。

她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手里攥着那张通知,翻来覆去地看。

煤油灯的火苗跳来跳去,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她说,陈煜城。

我抬头看她。

她说,谢谢你。

我说,不用谢。

她说,这五年,谢谢你。

她把谢谢两个字咬得很重,说完就起身回了里屋。我坐在堂屋里,看着煤油灯一点点烧下去,灯芯烧到头了,火苗扑地灭了。

04

1980年春,胡寿正式平反。

省城来了通知,让胡雅静回去办手续。那天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出来的时候换了身干净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一个蓝布包袱,几件换洗衣裳,两本书。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她叠衣服,叠得板板正正,叠好了又拆开重新叠,来回叠了三遍。

郭永根来了,态度突然恭敬起来。他站在院门口没敢往里走,搓着手笑着说,雅静同志,县里来电话了,问你什么时候动身,公社可以派拖拉机送。

胡雅静说,明天。

郭永根连声说好好好,退着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煜城啊,你也是,有福气。我没理他。

那天晚上我煮了五个鸡蛋。家里就剩五个,我全煮了。她坐在桌边,我把鸡蛋往她面前推,她看了一眼,没拿。

她说,你留着吃。

我说,路上饿。

她说,不用。

三个字,轻飘飘的,但我听着比什么都重。她起身回了屋,门关上,再没开。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那五个鸡蛋从热变凉。

地铺上的被褥我叠了又拆,拆了又叠,折腾到后半夜。

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照在她白天坐过的凳子上,凳面磨得发亮。

我想起五年前领证那天,她跟在我后头,一句话没说。

想起她教我在沙盘上写煜字,手指头冻得通红。

想起她给我补的那件褂子,袖口磨破了也没舍得扔。

想起她给我敷毛巾那晚,指尖按在我后脑勺上,很轻。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墙上有道印子,是地铺的铺板靠了五年留下的,浅浅的一道,不注意看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拖拉机来了。

胡雅静拎着蓝布包袱出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我手里攥着给她暖手的烤红薯,想递过去,手抬到一半,她已经走过去了。

我跟着走到院门口。她上了拖拉机,坐在车斗里,背对着我。拖拉机突突突地响,冒出一股黑烟,颠簸着上了土路。她始终没回头。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的烤红薯凉透了,硬邦邦的,跟石头一样。

村里人围过来。

有人说陈煜城你这五年白干了,有人说人家平反了哪还看得上你,有人说你当初就不该娶。

郭永根也站在人群里,没说话,但嘴角撇着,像笑又不像笑。

我听着,没搭腔,转身回屋,把烤红薯放在桌上。

那红薯后来我吃了,凉透的红薯噎得慌,我一口一口吃完,没剩。咽到最后一口的时候,嗓子眼堵得厉害,我灌了一大瓢凉水才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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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胡雅静走后的日子,跟从前没什么两样。

我还是做木匠,天亮起床,天黑收工。

堂屋的地铺我没拆,被褥叠着放在墙角。

村里人当面笑我,我就当没听见。

郭永根见了我态度倒是好了,有回还递了根烟,我没接。

第五天,肖俊语来了陈家坳。

他开着一辆半新的解放车,停在村口,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皮鞋擦得锃亮。他在村里打听胡雅静住过哪,有人指了我家。

他站在院门口,没进来。

我正在院子里刨木板,抬头看了他一眼。他二十多岁,白净脸,斯斯文文的。他说他叫肖俊语,是胡雅静省城的同事,来接她去办手续。

我说,她走了,去公社坐的车。

他点点头,说知道,他先来村里看看。

他看了看我家土墙,看了看院子里堆的木料,又看了看堂屋门口的地铺被褥。

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转身走了。

解放车开走的时候,我站在院门口。车屁股后头卷起一阵黄土,呛得我咳了两声。

第十天,我去后山砍木料。

路过村口老槐树,几个妇女正坐着纳鞋底,看见我就停了嘴,拿眼瞟我。

我走过去,听见背后有人压着嗓子说,人家省城来的那个,才是正经对象,陈煜城算啥。

我攥紧了斧头把,走得更快了些。

第十三天。

那天的日头很好,院子里的鸡在刨食。我正拿刨子推一块榆木板,推得满头木屑。突然听见院外有汽车声,闷闷的,跟拖拉机不一样。

我放下刨子,走到院门口。

一辆绿色吉普车停在我家土墙外,车头上蒙着一层灰。驾驶座的门开了,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皮鞋上沾着泥。

他走到我跟前,伸出手。他说他叫蒋鹏,县里的。

我认得他,五年前他在陈家坳蹲过点,我替他修过房梁,住了小半个月。

那时候他还没当书记,跟我们一起吃大锅饭,睡门板搭的床。

他腰不好,我给他加了两块木板垫着,他临走时握着我手说小陈你手艺好。

我说,蒋书记。

他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我面前。信封鼓鼓囊囊的,封口没粘,露出里面一叠纸的边角。

他说,胡雅静托我转交的。

我伸手去接,手有点抖。信封不重,但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盯着那个信封,没打开。蒋鹏站在旁边,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一口,也没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