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和你一起做公益|公益活动|募捐|善款|基金会|社工

社区基金会不是新鲜事，但关注度一直不够。

难在如何把募集到的企业善款真正用好，用于社区营造、反哺社区居民。

【背景】

被低估的社区载体

很多居民对社区基金会十分陌生。社区基金会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街镇治理体系中？

在社区基金会出现之前，民间社区慈善早已存在。居民互助、邻里帮扶、小规模公益活动零散生长，但缺少一个合法、规范、可以承接各类社会捐赠的专业载体。大量资源只能依靠基层政府，如街道、居委会这套行政体系来流转。

随着城市基层治理推进，上海率先开始培育社区基金会，将其视为承接社会资源、激发居民主人翁精神、助力基层治理的专业性主体。

上海的社区基金会采取街镇落地模式，区别于成都等地。政策鼓励有条件街镇设立社区基金会，在市民政局直接登记管理。

成立的资金条件门槛一度为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但今年9月11日通过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已明确调整为：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400万元。部分街镇实在不具备独立注册条件的，也可探索挂靠在区级慈善基金会中设立社区专项基金的做法，这种方式对起步资金门槛的要求就降低了。

政策推动之下，近10年来，上海至少有三分之一街镇响应，发展速度走在全国前列。

那为什么听说过社区基金会的居民依然不多呢？

行政驱动模式带来快速扩张，但也附带结构性困境。这种模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依靠街道背书，启动资金部分由财政支持，基金会前期成立更容易，且进入社区开展活动具备天然信任优势，被居民统一视为“政府托底的社区活动”。

另一方面，一旦领导方注意力转移，它就立即陷入动力不足的瓶颈，沦为可有可无的“盆景式公益”，缺少可持续造血能力。而且街道社工兼任基金会员工，往往投入精力有限，只求完成任务，没有精益求精的驱动力，项目简单平庸。

比如，传统社区活动多为一些中老年文体团队表演，逢年过节慰问困难群体，每年募集企业捐款，组织慈善拍卖、慈善超市之类。

有企业直接对街道员工表示：“年年都是慈善拍卖，已经不想来参加了。”

传统模式下，提供给社区的活动盘来盘去也就这些内容，它们高度趋同。几年之后项目难以为继，缺少能够持续吸引企业、吸引更多居民参与的创新内容。

而且基层政府职能，更多在于为基本公共服务“兜底”，并不适合持续作为创新活动主体。

讲白了，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来做。当然，政府财政零投入，不代表“基层部门完全放手”。街道依旧掌握基金会重大方向、合规风险的把关，只是把资金来源交给社会，把运营空间留给社会化专业力量。

【案例】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025年，上海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社区基金会成立，过程十分不易。辖区内几乎没有企业群落，基金会的启动资金如何募得？

华东理工大学唐有财教授长期扎根社区调研。对于社区基金会这个话题，他跟踪研究了将近10年。在唐有财的牵线下，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幸福家园”行动给予了支持与赋能，帮助半淞园路街道社区基金会引入外部大型基金会，创新探索“双基金”模式。

唐有财解释，大型公益基金会普遍存在自身困境：机构庞大，从企业募集善款的能力强，资源实力好，但不太“落地”，尤其对于一些扎根社区的具体项目，他们缺乏链接渠道。与此同时，大量企业想要下沉社区。社区如今被视作市场蓝海，但企业直接进入社区开展活动还是有门槛。

而另一头，社区基金会直面居民生活，在地属性强，举办活动容易，却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

如今“大手牵小手”，正好优势互补。一边企业有社会责任、品牌曝光的诉求，一边社区有多元服务需求。一边大基金会希望资源落到基层，一边社区有心做事却缺社会资源。多方诉求在此交汇，催生“双基金”的模式。其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企业和大基金，没有政府投入。基金会员工也不是街道社工，而是直接聘请大基金的工作人员。由此，社区基金会有了专业化、社会化运营的“初始条件”。

那么，同样是社区营造、社区慈善类的活动，专业的社区基金会做起来究竟有啥不同？

“内容表面看起来很像，但运营流程、思路和长远目标有差异。”半淞园路街道社区基金会秘书长宋泽宇说。

比如说，一年中，他们组织了“一双球鞋的翻山越岭”公益项目。在社区内募集居民们不用的旧球鞋，捐赠给偏远山区小学。

过去，社区内也不乏类似的捐赠活动。基层干部负责组织发动募捐，后续更多流程是“搭顺风车”，比如搭上其他大型定向捐赠、援助活动。所以捐赠的后半部分怎么样，社区居民常常“听不到声音”。

这一次，活动由半淞园路街道社区基金会链接外部资源上海杨浦区致学家海派文化促进中心，联合在地社会组织半径社区规划与营造支持中心共同发起，全程亲力亲为。

首先募集物品选择了球鞋，是有一定设计的。球鞋，可以让社区青少年有更多参与度。

其次，流程中，募集到的球鞋需要专业消毒，基金会找到外部企业的定向善款，交给专业消毒企业做处理，还直接“拉”来大型物流企业免费把球鞋输送到云南山区小学。

整个活动都需要不断对接外部社会资源、大型企业等，“老实说，确实不是原本小小的社区、街道有能力接触到的。”一位社工对记者说。

后续，社区基金会还会邀请云南山区小学的儿童来上海。两地儿童之间开展书信、绘画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最终，基金会希望搭建一个以“球鞋”为纽带的文化平台，乃至企业长期定向捐助的平台。

活动的思路并不仅限于一次性捐赠，或者“完成社区年度慈善任务”，而是更着眼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系统，希望未来可以从球鞋捐赠，逐步扩展到校服、文具等其他用品。

“如果频率多了，可以发展为上海青少年公益实践项目，培养‘小小公益家’。”基金会工作人员说。

整个过程中，社区基金会也意识到，如今企业的善款投向，更看重项目本身是否有趣、有吸引力。那种含含糊糊的笼统募捐，已经很难吸引企业参与。

比如本月底，基金会积极争取上海市足协的支持，将会参与举办“活力社超，幸福邻里”社区足球嘉年华，并加入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上海赛区。

赛事联合8家基金会，其中4家为社区基金会。除了半淞园路所在的黄浦区，还有浦东新区、杨浦区的社区基金会参与，共组建16支球队，参赛球员超过300人。

赛事之外，社区还同步把服务落到居民的日常生活里。

比如，为居民提供健身指导、体育培训和科学运动普及。把智慧运动、低碳环保、科技体验、邻里互动、社区商业和公益活动打包在一起，让周边小商铺跟着热闹起来，也让街区更有烟火气。同时，在“暖暖社区·一米百草园”里设置康养空间和食育厨房，开展视障人群足球等残健融合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居民都能参与进来。

最终，以足球赛事为契机，串联起社区服务、商业活力和公益行动，实现多方共赢。

这样高品质、有趣、链接多方资源的社区项目，就不止于传统公益“逢年过节送礼、每年公益拍卖”的单一范式。企业捐赠可以转化为看得见的社区曝光度，参与意愿显著提升，居民也得到实惠。

另一个案例，来自虹桥商务区的新虹街道社区基金会。

新虹街道比较特殊。它地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域，辖区聚集约90家总部型企业、314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81家法务区法律服务机构，以及5个特色产业园区。在这片不到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白领穿梭于楼宇之间，有大量企业在这里逐梦前行。

在寸土寸金的商务区，公益该如何破局？

“找准人，说对话。”新虹街道社区基金会理事长王伟芳说，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拿着募捐方案去敲门，而是建立一张“企业地图”，依托街道的营商办、楼宇工作站、党建部门、服务办等相关部门，定期了解辖区内企业状况。

比如说，企业性质是民企、外企，还是国企？不同性质的企业决策逻辑不同。经营状况是处于快速发展期，还是平稳期？这决定了他们的捐赠意愿和能力。公益层面，企业有没有自己的基金会？有没有已经开展的公益项目？有没有关注的方向？

同时，基金会也在做另一件事：让企业认识基金会。王伟芳带着基金会的宣传册和过往活动的影像资料，向企业高层系统介绍社区基金会的定位与使命，重点项目如心灵加油站、新虹社会急救体系建设等等，以及企业参与公益之外的附加价值，包括税前抵扣、品牌知名度提升、个人成长及荣誉等。

王伟芳发现，其实许多企业并非缺少公益意愿，而是缺乏清晰的信息渠道——不知道如何捐、捐给谁、捐赠后能带来什么。第一步，就是消除这一信息差，让企业看到，家门口就有一个值得托付的公益伙伴。

第二步是懂需求，办实事。外企严谨规范，讲究流程与透明度。民企老板则往往重情义，更在意彼此间的真情实感。要把企业的事当自家的事。

第三步是送服务，建纽带。比如，基金会向企业白领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到有人希望学习急救技能，有人需要心理疏导，有人关注法律咨询。根据这些反馈，基金会设计了一套“菜单式”课程清单，再发给企业和楼宇工作站，由企业直接勾选。

通过一次次活动，企业联系人对王伟芳的称呼也变了，从“王理事长”到“伟芳姐”，从“你们基金会”到“我们社区”。

第四步是共创造，同发展。王伟芳与企业沟通，不是谈“捐赠”，而是谈“共同创造价值”。

比如，上海三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扎根新虹多年的制造企业，经营效益也较好。老板一直有公益捐赠，但基本都捐到其他地方。发现企业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格外关注，基金会没有急着谈捐赠，而是从服务入手，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为企业送出了一节特别的课程，以“守护她&他健康”为主题，开展了一场AED急救普及培训和中医养生课，反响非常好。

这次活动后基金会进一步了解到，该企业员工绝大多数住在园区宿舍，下班后时间充裕，但普遍缺乏运动。结合需求，基金会为企业定制“悦心课堂·健康八段锦”系列课程，深受员工喜爱。

一年后，公司老总主动提出捐赠公益资金，支持社区基金会的白领关爱和其他公益项目，企业从“受益者”变成了真正的“共建者”。

“我体会到，面向企业的公益提案，不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计划书，而是一段用信任铺就的合作。”王伟芳说，“提案设计”本质上是一套“关系设计”，每一步都在回答企业“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公益”。

【探讨】

为什么不能只靠基层政府

采访中不难发现，有些活动内容，街道日常也在做。

某些基金会相对不活跃的地方，基层各条线比如营商条线、自治条线、助残条线、妇幼条线等，就能把活儿干了。

那为什么还需要独立社会化的社区基金会？

唐有财解释，基层政府的核心职责，是保障兜底性、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依靠财政资金运转。财政资金有严格的审批流程，程序链条长，灵活性有限。街道社工编制人力有限，面对居民越来越多元化的需求，无论是服务质量还是供给体量，都会遇到明确的天花板。

采访中一线从业者有很直观的感受：政府主导的一些社区活动，往往中老年群体参与度高，不少参与者冲着免费福利而来。

而中青年群体感兴趣的烘焙、瑜伽、体育等活动，有成本门槛，高品质的活动需要持续专业运营。

但这不代表只要社区基金会就够了，理想的状态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协同。彼此各归其位，各自发挥优势，而不是让社区基金会变成街道的下属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