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子厂打工时，和一个男的睡过，他是我老乡，也是厂里的工人

我在电子厂打工时，和一个男的睡过，他是我老乡，也是厂里的工人

这件事我憋了九年。九年前我把它压在枕头底下，压得死死的，谁问都不说；九年后我把它写在纸上，手还是会抖。我不是要给自己找台阶，也不是想让人可怜我。我只是想说清楚一件事：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在离家一千二百公里的地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爬出来的。

我叫李秀云，湖南邵阳人，一九八四年生。二零一三年正月，我二十八岁，跟着同村的几个姐妹南下，去了东莞长安镇的一家电子厂，厂子叫旭明电子，做手机配件，主板、排线、外壳，什么都做。进厂那天我拎着一个红蓝白条纹的编织袋，里面两件换洗衣服、一双拖鞋、一罐我妈炒的辣椒酱。厂里安排我进插件车间，坐流水线，一天十个小时，两班倒，白班早八晚八，夜班晚八早八，一个月轮两次。第一个月我拿了三千二，扣掉宿舍费水电费，剩两千九。我把两千寄回家，自己留九百。

我丈夫叫赵大勇，比我大三岁，在老家镇上开摩的，一天挣七八十，好的时候一百多。我们二零一零年结的婚，二零一一年儿子小满出生。小满一岁半那年我出来的，走的时候他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哭得整栋楼都听见了。我婆婆在门口抽烟，说，走吧，娃我带。我坐上中巴车，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牵着小满站在路边，越缩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我在厂里的头两年，日子过得像一台机器。早上六点半起床，食堂吃一碗白粥两个包子，七点五十打卡，坐到位子上开始插，一插十个小时。手指头被锡线划出口子，贴着创可贴继续干。夜班最难熬，凌晨三点到五点那两个小时，眼皮像挂了秤砣，主管拿着手电在过道里走，谁打瞌睡就敲谁的桌子。下了班回到宿舍，六个人一间，上下铺，风扇吱呀吱呀转，隔壁床的姐妹打呼，我躺在那儿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那时候我最盼的是发工资那天。拿到钱，去厂门口的邮政所汇款，填单子的时候手都是抖的，一笔两千，收款人写我婆婆的名字。汇完款我在门口站一会儿，抽一根烟——我不抽烟，那两根是老乡给的，我抽完咳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回厂，吃饭，上班。

孤独这个东西，不是轰的一下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

第一年我还好，有同村的姐妹做伴，晚上一起洗衣服、聊天、看手机里的电视剧。第二年姐妹们有的走了，有的换了车间，宿舍里换了新来的小姑娘，讲粤语，聊明星，我插不上话。我开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去超市买卫生巾，一个人在厂区的绿化带边上坐着，看那些比我小的姑娘成双成对地走过去。

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小满会背古诗了，背的是“床前明月光”。我听着电话里孩子含含糊糊的声音，忽然就哭了。挂了电话我在宿舍楼下的台阶上坐了半个钟头，蚊子咬了我一腿包。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周海生。

他是我们县下面一个乡的，比我大两岁，在厂里的测试组，跟我算半个老乡——我们县的人在南下这条线上，互相都认。第一次说话是在食堂，他端着盘子坐到我旁边，问我是不是邵阳县的。我说是。他说他爸在镇上开五金店，问我认不认识某某。我说认识，我表叔在那儿买过钉子。就这么一句钉子，我们聊了半个钟头。

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八，脸黑，手上有老茧，说话慢，一句一句往外挤。他不油嘴滑舌，也不会说好听的话。他知道我儿子叫小满，问我一个月寄多少钱回家，我说两千。他说，你老公挣多少。我说七八十一天。他沉默了一下，说，那你挺难的。

那一句“你挺难的”，我在心里记了很久。

后来我们常在厂里碰见。他下班早一点，会在车间门口等我，有时候递给我一瓶水，有时候带两个茶叶蛋。我一开始是拒绝的，我说不用，我自己有钱。他说，不是给你买的，是买多了。我们俩都笑。

我那时候真的没往别处想。我只是觉得，在一千二百公里外，有一个人知道我家在哪儿、知道我儿子叫什么、知道我婆婆腿脚不好，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心里松快一点。

变化是从那年冬天开始的。

二零一四年腊月，厂里赶一批急单，连上一个月夜班。我每天凌晨八点下班，回到宿舍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吃饭，再上班。日子过得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班次。那个月我瘦了六斤，脸上起了痘，例假推迟了十天。

有一天下夜班，我在宿舍楼下碰见他。他穿着厂里的蓝色工服，头发被风吹得乱，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说，秀云，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我打开看，是一盒膏药和一袋橘子。他说，我听见你上夜班咳嗽，这膏药贴腰上，橘子是老家寄来的。

我站在那儿，捧着那袋橘子，忽然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他住在厂区外面的民房里，一个月三百五，单间，因为他上夜班睡不好。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我坐在他的床边，我们聊到凌晨三点。聊我儿子，聊我妈的腰，聊我婆婆脾气不好但心不坏，聊我丈夫大勇——他老实，就是脾气上来不管不顾，去年因为钱的事跟我吵过一架，摔了一个碗。

我说，大勇对我挺好的，就是不会说话。他挣的钱都给我，一分不留。

周海生说，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我愣住了。

他说，我是说，你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在外面熬。

我不知道怎么答。我说，为了挣钱。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说，我也是。

那天我回宿舍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乱成一团。我知道那句话的分量，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正在变，我也知道我不能让它变。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以后不单独见他。

我没做到。

腊月二十八，厂里放假。同村的姐妹都回老家了，宿舍楼几乎空了。我买不到票——那年春运票难抢，我抢了三天没抢到，最后抢到的是正月初五的。厂里留了百十号人，食堂只开一顿。

那天下午我在宿舍里收拾东西，他敲门。他说，秀云，我明天走，回不去的话就初六走。我来跟你说一声。

我给他倒了杯水。我们坐在窗边说话，窗外是厂区的空地，堆着几个空货柜，风把塑料袋吹得满地跑。我们聊了很久，聊到太阳落下去，聊到路灯亮起来。他说他老家有老婆，有个五岁的女儿，他老婆在浙江打工，两口子一年见两次面。他说他跟他老婆也是这么过来的，结婚那年媒人介绍的，见了三面就定了。他说他有时候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我说，是啊。

他说，秀云，我喜欢你。

我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碎了。

我说不行。我有老公，我有儿子。

他说，我知道。我就是说说。

那天晚上我回了自己的宿舍。我躺在黑暗里，浑身发烫，心里又羞又怕。我骂自己，你二十八了，你儿子都会背诗了，你在想什么。我把被子蒙在头上，一直睁眼到天亮。

正月初五我回了老家。在家待了十二天。那十二天我像变了一个人：我抢着做饭，抢着洗碗，晚上抱着小满睡觉，抱得特别紧。大勇问我怎么了，我说想家了。他笑，说想家还不多打电话。我说，电话费贵。

我骗了他。我骗了所有人。

正月初八我回到厂里。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再单独见他，有事在厂里说，人多地方说。

我坚持了三个月。

四月的一天，我夜班下班，在厂门口等他——不是等他，是我忘了他那天也下班。我们碰上了。他说一起吃个早饭吧，就厂门口那家肠粉店。我说好。

那顿早饭以后，我们的规矩就破了。

我不打算细讲后来那半年。我只能说，那半年里，我们见过很多次面。有时候在厂里，人多，说几句就走；有时候在他那间三百五的民房里，关上门，拉上窗帘。有一次我们去了镇上一家小旅馆，六十块一晚，前台是个打麻将的老太太，头都没抬。

我在那间旅馆的床上哭了很久。不是因为疼，是因为羞耻。我二十八岁，我有老公，有儿子，我躺在这里，闻着房间里劣质香水的味道，心里想的是我儿子昨天在电话里叫我妈妈。

我跟他提过结束。我说，海生，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他不说话。

我说，你有老婆孩子。

他说，我知道。

我们谁也没能真的结束。这就是最可恨的地方——不是有人逼我们，是我们自己一次次地走过去。我给自己找过很多理由：我太孤独了，我太累了，他对我好，我一时糊涂。现在我知道，那些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我想要一点暖的东西，而我没本事用正当的方式去要。

出事是在二零一五年三月。

那天我下夜班，例假推迟了十九天。

我在厂门口的药店买了一盒验孕棒，两块五。我躲在宿舍卫生间的隔间里，蹲在地上，手抖得几乎撕不开包装。五分钟后，我看清了那两条杠。

我记得当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坐在卫生间的地上，从早上八点坐到中午十二点，中间有人来上厕所，我一声不吭。我脑子里过了一百种可能：打掉，回老家，跟大勇说孩子是他的，跑掉，死掉。我甚至想过从宿舍楼的四楼跳下去。

下午一点，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海生，我可能怀孕了。

电话那头很久没声音。然后他说，你先别急，我们去医院查。

我们去了镇上一家私立医院。B超做完，医生说是宫内早孕，六周。我从诊室出来，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他站在我旁边，一句话不说。

我说，怎么办。

他说，打掉。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来出。

我说，你老婆知道吗。

他猛地抬头看我，脸一下白了。

我说，海生，你告诉我，你老婆知道吗。

他沉默了很久，说，不知道。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不知道。

那一刻我心里有一样东西彻底凉了。我忽然明白，这半年我抓住的那点暖，是空的。他要的是我，可他给不了我任何东西——他连一个名分都不敢给，他连自己老婆都不敢面对。而我，为了这点空的东西，差点把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子、自己这一辈子全赔进去。

我从医院出来，自己去了另一家公立医院，挂了正规妇科的号，做了检查，签了手术同意书。手术费一千二，我自己出的，没要他一分钱。手术那天是三月十九号，一个星期四，上午十点。我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头顶的白炽灯，眼泪一直往两边流。护士问我怎么一个人来，我说我老公在外地。

术后我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三天。他来过一次，带了一袋红糖和一盒鸡蛋。我坐在床上，跟他说了一句话：海生，我们到此为止。以后你在厂里见到我，就当我陌生人。

他站在那儿，眼圈红了，说，秀云，我……

我说，你回去吧。你有老婆孩子。我也有。

他走了。第二天他辞了职，说是回老家。走之前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只有六个字：对不起，保重。

我把那个号码删了。

我回了宿舍，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回去上班。那一个月我瘦了八斤，脸色蜡黄，主管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睡好。

纸是包不住火的。

二零一五年七月，我丈夫大勇来东莞了。

他不是来抓我的，他是来送钱的——他攒了八千块，说是给我，让我别那么省。他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硬座，到厂门口的时候是早上七点，人瘦了一圈，胡子拉碴。

我带他去厂门口吃肠粉。吃到一半，他忽然说，秀云，我问你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你手机里那个叫“海生”的，是谁。

我手里的筷子掉了。

他说，上个月你打电话，我在旁边听见你叫他的名字，你叫得那么软。我回去想了两个月。我托人查了，你们县在厂里的老乡，有个周海生，跟你一个县。

我坐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说，秀云，你告诉我，是不是。

我哭了。我哭着把这一年半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说我在厂里怎么过的，怎么孤独的，怎么认识他的，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一步的。我说我怀孕了，我自己去医院做了手术，我没花他一分钱。我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小满，对不起我妈。

大勇坐在那儿，脸白得像纸。他没打我，没骂我，他只是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肠粉的钱付了，说，你先上班，我明天再找你。

那天晚上他在旅馆里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他来找我，眼睛红着，说，秀云，我要回老家。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一闭眼就看见你跟他。

我说，大勇，我错了，我改，你给我一次机会。

他说，我给你机会，我爸妈给吗？你公公给吗？小满以后怎么做人？

我们在那家旅馆里谈了一整天。最后他说，你辞职，跟我回家。回家以后怎么办，回家再说。

我当天下午就去人事交了辞职信。主管留我，说再干两个月，年底有奖金。我说不了。我把宿舍的东西收拾成一个编织袋——和三年前我进厂时拎的那个一模一样——在厂门口等大勇。

我们坐火车回老家。三十六个小时，我们几乎没说话。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外面。我坐在他旁边，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回家以后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的一段。

我婆婆知道我做的事以后，三天没跟我说话。第四天她在院子里骂，骂得整条巷子都听见：我儿子老实巴交，你倒好，在外面养汉子。我站在堂屋里，一句话不辩解。我知道我辩解不了。

我公公从外地赶回来，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抽了一整包烟，最后说了一句话：秀云，你自己说，这个家还要不要。

我说，要。

他说，那你要怎么做。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把这个家撑起来，我挣钱，我养小满，我做什么都行。我做错了，我认。

我丈夫大勇那半年没跟我睡一个屋。他睡在杂物间，白天出去开摩的，晚上回来吃饭，吃完饭就进屋。我们像两个合租的人。村里人开始议论，说赵家的媳妇在广东跟人跑了半年回来了，说得很难听。我出门买菜，背后有人指指点点。有一回我在小卖部门口，一个老太太当着众人的面说，女人一旦出去打工，心就野了。我拎着菜站在那儿，脸烧得慌，但我没走，我说，婶子，是我不对，跟打工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住。

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件事：我去镇上找了份工。

镇上一家服装厂，做外贸单，计件，一个月两千二到两千八。我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中间回家给小满做饭。我婆婆起初不让我去，说一个丢过脸的女人还出去抛头露面。我说，妈，我不出去挣钱，这个家怎么过？我公公在边上说了一句，让她去。

我就这么上了班。

二零一六年春天，我和大勇谈了一次正式的。

那是在堂屋里，我公公婆婆都在。我坐在小板凳上，他们三个坐成一排，像审我一样。我把该说的都说了，把该认的都认了。我说，如果你们要离，我签字，小满归你们，我每月寄钱。如果你们要留我，我保证这辈子不再犯，我把这个家当命一样守着。

我婆婆哭了。她说，我要小满有个妈。

我公公说，大勇，你自己说。

大勇低着头，很久，说，我不离。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哑的。他说，秀云，我不离，不是因为我不气。是因为小满。是因为我想了半年，我想明白了——你错在你一个人扛着，我也错，我把你一个人扔出去一千二百里，我在家里开摩的，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们两个谁也没管谁。这个家烂了一半，不全是你的错。

我坐在小板凳上，眼泪掉在鞋面上。

那天我们定了三条：第一，我不再出去打工，就在镇上，离家近；第二，家里的钱一起管，账本摆在桌上，谁花的都记；第三，我们每周说一次话，不管多难听，说出来了就不许憋着。

这三条我们守了三年。

前两年很难。我们常常说不到三句就吵，他一提那件事我就发抖，我一哭他就摔门。有一回吵到半夜，他摔了门出去，在院子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回来，眼睛肿着，说，秀云，我做不到不记得。

我说，那就不记得。我们往前走，别回头。

二零一八年，我攒下了一万八。我用这一万八在镇上盘了一个小门面，十二平米，卖五金和日杂。开业那天我婆婆来帮我搬货，搬完坐在门槛上抽了根烟，说，秀云，你这几年，像个样子了。

我丈夫大勇把摩的卖了，去县城一个物流园做装卸，一个月四千多，周末回来。我们重新开始一起吃饭，一起算账，一起在晚上把小满的作业本摊在桌上检查。小满那阵子上小学三年级，成绩一般，但很懂事，会主动洗碗。

二零二零年，我门面扩到三十平，兼卖手机配件和充值。那一年疫情，生意差，我差点撑不住，是大勇从物流园辞了职回来帮我守店，守了八个月。那八个月我们天天在一起，从早到晚，反而把那点疙瘩磨薄了一层。

二零二三年，小满上初中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他说。他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在收拾我抽屉的时候，翻到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几个工友在厂门口的合影，我旁边站着一个男的。他问我，妈，这是谁。

我坐在那儿，想了很久。

我说，是妈以前在广东打工时的同事。

他哦了一声，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在店里坐到很晚。我忽然明白，有些事我不该再瞒着他——不是要让他知道细节，是要让他知道，他妈妈不是完美的，他妈妈犯过很大的错，也把它扛过来了。

第二年寒假，我跟他谈了一次。

我说，小满，妈要跟你说个事。妈年轻的时候，在广东打工，一个人，很苦，很孤单。妈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妈对不起你爸。这件事妈不打算细讲，妈只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妈错了，妈认；第二，妈没有跑，妈回来了，把这个家一点一点补起来了。

他听完，低着头，很久没说话。然后他说，妈，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什么。

他说，村里人说过。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见了。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说，那你……恨妈吗。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说，我不恨。我就是有时候难受。妈，你以后别再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我伸手把他抱住。他比我高了，我抱不住他的头，只能抱住他的胳膊。我们在店里抱了很久，外面街上有人在放歌，声音很远。

至于周海生，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他回老家以后，听老乡说，他跟他老婆离了，女儿跟着他老婆。他后来去了浙江，再后来去了江苏，做模具。二零一九年过年，他给我发过一条微信，就一句：秀云，过年好。

我看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删了对话框，没有回。

不是恨他。是我不敢回。我知道我一旦回一个字，那些年的东西就会重新活过来。我已经花了八年把它埋下去，我不想再挖出来。

今年我四十一岁。

我的店在镇上开了六年，一年能挣六七万；小满上初二，成绩中等，喜欢打篮球；大勇在物流园做到了组长，一个月五千八，人瘦了，头发白了一片；我婆婆七十三了，腿不好，我每天早上给她端洗脚水。

有时候夜里我关店门，站在门口看街上的路灯，会想起东莞那个厂区，想起凌晨三点的手电光，想起那盒膏药和那袋橘子，想起手术台上那盏白炽灯，想起大勇在旅馆里说“我不离”。

我不觉得自己干净。我这辈子做过一件很脏的事，我伤过我最亲的人，我让儿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过。这些我不会忘，也不该忘。

但我也不打算把自己钉死在那件事上。

我学到的最贵的一课，是那年在医院走廊上学会的：一个人撑不住的时候，不要去找一个同样撑不住的人取暖。两个溺水的人抱在一起，只会一起沉下去。真正能救你的，是把话说出来——跟你的丈夫说，跟你的家人说，哪怕说得难看，哪怕要挨骂、要挨打、要被指着脊梁骨，也比一个人偷偷摸摸地烂下去强。

我还学到一件事：犯了错以后，能救你的不是眼泪，不是解释，是把该担的担起来，然后一天一天地干。我用了八年，把一个烂了一半的家重新补起来。它还是有裂缝，光从裂缝里透进来，不好看，但它是我自己补的。

前几天小满在饭桌上问我，妈，你当年为什么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给他夹了一块肉，说，为了挣钱。

他说，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不用了。现在妈在家。

他点点头，低头吃饭。

窗外天黑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一圈。我收了碗，去洗。水龙头的水哗哗地响，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这日子破过、烂过、被人踩进泥里过，可它到底还是我的，还是能一点一点洗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