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X平台上一个美国男子的帖子引爆了中美舆论场。他叫马克斯,母亲黛比2025年初确诊罕见肺癌并出现脑转移。美国医生几乎束手无策,只随口说了一句:“可惜她不是中国人,否则能在药店买到药。”马克斯当即订了飞往上海的机票,带回26盒由中国迪哲医药自主研发的肺癌靶向药舒沃替尼(Zegfrovy),花费约1万美元。服药19个月后,黛比的病情基本受控,甚至重返工作岗位。
马克斯不是孤例。他声称至少有30名美国人走过同样的“赴华买药”路线。有人把药塞进行李箱走私入境,面临法律风险,但依然选择这么做。
因为同样的26盒药,在美国的预计售价是16万到23万美元——整整20倍的价差。
反转的“药神”与价差的真相
《我不是药神》的叙事里,中国患者从印度走私廉价的仿制药,对抗的是跨国药企的天价原研药。舒沃替尼的故事把剧本彻底反转了:药是中国原研的,不是仿制;患者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走私的方向是从中国到美国,不是从印度到中国。
价差的根源,不在研发成本,而在定价权的归属。舒沃替尼2023年8月在中国获批上市,2024年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6年7月,江苏迪哲医药与阿斯利康签署授权协议,将舒沃替尼的全球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授予后者。江苏迪哲获得6亿美元首付款,加上临床开发和销售里程碑款项,潜在总交易金额高达15亿美元,外加全球销售额低双位数的阶梯式特许权使用费。阿斯利康支付这15亿美元,本质是一笔投资;收回投资的方式,是在定价自由度最高的美国市场以及全球其他市场把价格定到最高。研发在中国完成,成本在中国产生,境外定价权在跨国药企手里。国内患者能用上可及的价格,是因为国家医保体系和市场竞争把价格压到了合理位置;而美国的支付体系对“独家创新药”的定价,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性的约束。
于是产生了现在这种荒诞而又现实的结果:一种本质上由中国研发、中国生产的药,在美国卖出了中国20倍的价格,逼得美国人自己飞到上海来当“药神” 。
两套制度,两种命运
舒沃替尼的价差不是孤例,而是一个结构性现象的缩影。君士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国内医保谈判后价格为1884.86元/240毫克/疗程,在美国批发采购定价为8892.03美元/240毫克/疗程,相差33倍。亿帆医药的F-627在国内医保定价2388元/支,在美国最终定价4600美元/支。目前获FDA批准在美上市的国产原研创新药至少有8款,中美价差普遍在十几倍到几十倍不等。
这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制度逻辑。中国实行的是单一核心支付方下的以价换量模式:国家医保局作为十几亿人的统一采购方,拥有任何单一市场都无法比拟的博弈能力。2024年医保谈判中,70%的新增药品为国产创新药,平均降价幅度达44%。阿斯利康的达格列净在中国医保谈判中从16.29元/片被砍到4.36元/片,降幅超过73%,创下全球最低价;而在第十一批国家集采中,国产仿制药报价低至0.215元至0.56元,悬殊的价差迫使阿斯利康几乎主动放弃了公立医院市场。这种“灵魂砍价”的能力,让中国老百姓在药品和医疗器械上的支出逐年下降,但也让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的“躺赢”时代走向终结。2026年上半年,阿斯利康中国区营收首次出现半年度下滑,固定汇率下下降5%。
美国实行的则是自由定价体系,药价约为英国和欧盟的4倍、日本的5倍。这套体系激励了创新,但也制造了一个悖论:一款在中国已经被医保谈判压到“白菜价”的药,一旦授权给跨国药企在美国商业化,就可以按照美国市场的“惯例”重新定一个只有极少数人能不皱眉头付得起的价格。研发在中国,利润在美国,定价权在资本手里。
被“合法”制造出来的荒诞
舒沃替尼事件最值得追问的,不是走私本身——走私违法,没什么可辩护的。真正的问题是:一个让美国患者不得不飞到中国买药的价格,是怎么被“合法”地制造出来的?
阿斯利康没有偷、没有抢,它通过一份完全合法的专利授权协议拿到了全球定价权,然后按照美国市场的规则定了一个天价。定这个价格的公司是合法的,让这个价格得以存在的专利授权体系也是合法的。那个把药塞进行李箱的美国人,如果被抓,面临的是走私指控;而把他逼上这条路的定价,在法律上无懈可击。
这就是全球医药产业链最残酷的分工:中国负责“造得出”,美国负责“定得高”,而定价权不在创造价值的那一端。 迪哲医药拿到了15亿美元的授权收入,证明中国的研发能力得到了全球巨头的认可;但舒沃替尼在美国卖出的每一分溢价,最终流入的是阿斯利康的全球营收,而不是中国药企的利润表。中国创新药的崛起,解决的是“有没有好药”的问题,但“好药卖什么价”的问题,仍然握在别人手里。
结语
马克斯在推文中写道:“我们不必这样生活。”这句话既是对美国医疗体系的控诉,也是对全球医药定价秩序的一声叹息。中国用医保谈判的“超级买方”力量,让十几亿人用上了全球最低价的创新药;但当同一款药跨过太平洋,它的价格就脱离了研发它的土地,落入了另一套逻辑的掌心。
舒沃替尼的故事真正的启示,不在于“中国药赢了”,而在于“海外定价权输了”。 一个能造出好药的国家,如果不能在海外市场掌握定价的话语权,那么它创造的每一分价值,最终都会以另一种形式,被合法地转移到别人的账本上。从“造得出”到“定得公”,这条路比研发一款新药更长,也更难。但马克斯们的行李箱已经提醒我们:当救命药的价格差大到需要用走私来填平时,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会用脚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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