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法名道衍，长洲人，十四岁出家，却并非一个安于青灯古佛的僧人。他通儒书、好兵谋，又习阴阳术数，常以元初僧人谋士刘秉忠自期。相士袁珙在嵩山寺见到他时，说他“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他听后反而大喜，因为这句话点破了他藏在袈裟下的野心。
洪武年间，马皇后去世，朝廷选高僧随侍诸王，姚广孝被分到燕王朱棣身边。两人一见相契，他便随朱棣赴北平，住持庆寿寺，暗中成为燕王府最核心的谋士。建文帝削藩，诸王相继被废，朱棣犹疑不决。姚广孝劝他起兵，朱棣说“民心在彼”，他却答：“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句话后来成为他一生最大的罪状：他把一场叔侄争位、以臣谋君的战争，包装成“靖难”，却把天下百姓的安宁压在了自己认定的“天道”之下。
靖难之役持续四年。姚广孝留守北平，辅佐朱高炽守城；又劝朱棣绕过坚城，直取南京。朱棣登基后，论功第一。他拒绝还俗，不受宅第、宫女、金帛，仍居僧寺，只接受僧录司左善世、太子少师等职，参与监修《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辅导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也参与了北京城与紫禁城的规划。
他以为不贪财色，便算清白。可衣锦还乡时，姐姐闭门不纳，说“贵人何用至贫家为”；旧友王宾也不见他，只隔门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明史》写他当时的反应，只有两个字：惘然。亲人和朋友看的不是他拿没拿赏赐，而是他挑起了一场本不必发生的内战。建文帝初年，天下并非乱局，削藩虽激化矛盾，却未必必须以四年兵祸解决。战乱之中，百姓遭征发、徭役、饥荒与流离，这些代价并不会因为他个人清廉而被抵消。
朱棣在世时，他确实被重用，但这种重用带着明显的限制：没有兵权，没有家族势力，也没有党羽。朱棣把他放在太子师、修史、都城规划这些位置上，既需要他的才干，也需要他的名分背书。他不是完全无用的泥塑，却也不是能左右朱棣的权臣；更像一尊被请进神龛的菩萨，香火不绝，却不能下坛干政。
他死后，朱棣追赠荣国公，谥恭靖，亲制神道碑；明仁宗又命他配享太庙，成为明代唯一以文臣身份入祀太庙者。可这尊牌位并未长久。嘉靖九年，明世宗以僧人配享太庙不合礼制为由，将他撤出太庙，改祀大兴隆寺。此后士林舆论继续贬斥，清代乾隆更直接把他定为“祸首”“乱臣贼子”。
姚广孝晚年曾向朱棣求释建文帝旧僧溥洽，这算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慈悲之举。但救一人，终究洗不回四年战火。他自守清贫，却未能守住人伦与民心；他成就了朱棣的帝业，却打碎了一个本不该被战火吞没的清平世界。
所以，称他为“清平世界的妖僧”，并不冤枉。他的“妖”，不在相貌，不在术数，而在于他把自己当成可以替天下做决定的人。功成之后，他越想保持清净，越洗不掉靖难之祸；牌位被请出太庙，不过是后世对这笔账的一次正式清算。
姚广孝像极了现在某男歌手，这名歌手以聊斋之名搅动歌坛，把不少歌迷带进了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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