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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在过去两个月里反复上演，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章丘、淄博，一长串城市定好的演出，一场接一场地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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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的反应，恰恰是这套打法能生效的关键，一场演出牵扯场地、票务、宣传、安保，任何一个环节出岔子都是麻烦。
举报一来，哪怕内容空泛，主办方首先要盘算的是“万一呢”，怕舆情，怕麻烦，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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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证书墨迹干了没多久，举报又回来了，而且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从零散投诉变成有组织的群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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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胜诉之后，他在采访里说得很平静，忍得了攻击自己，忍不了攻击家人，一个连直播带货都不碰、商演报价多年不涨的草根歌手，维权的方式几乎只剩下最笨的一种：攒证据，等法律给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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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法律程序走完需要时间，举报电话打出去却只要几秒钟，时间差本身，就是一道不公平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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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举报者描述成“劣迹艺人”的人，在官方媒体的镜头下，是一个守着土地、盘算口粮的庄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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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迹艺人的标签贴不到一个连处罚记录都查不出来的人身上，这条视频没有配任何评论，但它出现在那个时间点，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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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他也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家里人说够吃够喝就行，不唱歌还能回家种地养鸡，他也没有把话说死，只是承认，接下来每一场演出都悬着，随时可能被取消。
一个歌手站在台上唱歌，底下坐着观众，这本该是最简单的事，现在，他得先等一群人同意，才能走上那个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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