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港英造银两币的研究始于对“关平一两”（K.925、926）的考证，这是一套中国早期银币样币，据信由海关总督于1858年左右设计而成。探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写就于1867年的有关“上海一两”银币的信函，此函之前不为泉界所知。本篇将对这些信函的内容加以介绍，旨在揭示香港造币厂所制银两币未获清政府采纳的真正原因。
香港“上海一两”（K.911-913）
通常认为，“上海一两”系列银币是香港造币厂受清政府委托而铸，但因设计太过英式而未获接受。这一说法出自伍德华所撰发表于1937年的《上海银币》一文，该文除记载了上海这一港口城市发行的银两币和代用币，还提及了香港造“上海一两”；关于后者，他总结道：
（一）银币币面所镌“上海”二字并非地名，而是重量单位，即合36.64克的“漕平一两”，有别于合37.31克的“库平一两”以及合37.68克的“关（海关）平一两”。
（二）“上海一两”系列银币含一两主币两个版（以有无外射线为区分）（K.911a、912）和二钱辅币（K.913）一版（图1）。
图1 “上海一两”无射线版、有射线版及二钱辅币
（三）银币均系香港造币厂受清政府委托而铸。
（四）清政府因银币设计过于英式而未予发行。
伍德华在其文章中引用了对香港造币厂前雇员的探询记录，以及从英国公共档案馆处获取的文献（据称是绝版资料），其中包括：
（一）1867年5月8日港府关于清政府接受以香港银币缴付政府税金的通知。
（二）1867年5月1日广东巡抚告知收到上述通知的公函。
（三）1867年10月22日香港总督（理查德·麦当奴爵士）所发接收人不详的公函，内容如下：
阁下，不知是否记得去年5月11日我寄给您的第258a号邮件，其中有11枚香港造币厂生产的银两币样币。去年12月18日，您来函告知清政府未批准香港银币在中国内陆流通；此虽令人沮丧，但因我厂其后所造银两币既迎合了内陆银币以“两”计价的传统，又以“上海一两”这一命名示其采用大清帝国认可的上海平法，故我们仍对其终获采纳抱有希望。
我很想知道，银两币样币是否已悉数交与阁下？较之银圆，清政府是否对银两币更为青睐……
这封从内容看应是写给广州总督的信函继上述内容后询问清政府是否有意购买香港造币厂的厂房和机器。
（四）1867年10月19日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少校）致港督的信函，内容包括由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设计的另一种银两币（含辅币）及其草图。
伍德华称，除上述信函外，其研究团队未能在英国公共档案馆找到其他与香港造币厂所制银两币相关的函件，包括港督提及的1867年5月11日和1866年12月18日那两封信函。伍德华注意到，信函中并未提到清政府拒绝这些银两币的原因，于是以香港造币厂前雇员提供的信息为依据，得出了钱币因设计过于英式未获采纳这一结论。从表面上看，该结论似乎正确，但进一步探究后发现，1867年10月22日港督的信函实际上写给了英国驻北京公使，且公使的回函中揭示了港造银两币未见使用的真正原因。
英国皇家植物园“裘园”所在小镇之上新建的英国公共档案馆保存了港督寄回英国（致国务大臣）的大部分信函和相关附件，以及其与政府各部门的往来信函。信中对香港造币厂的运营情况略有涉及，读之可知港造银两币遭拒另有原因。
香港造币厂背景介绍
在20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将以两计重的银锭作为通货。因以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重0.72两）为主、由洋商带入中国作贸易货币之用的外国钱币均严格按重量进行兑换，到19世纪中叶，中国沿海流通的各式银币皆以两计重。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地区局势趋于稳定，加之香港一直沿用的内地货币标准不一、来源不定，港英当局认为于港筹建造币厂并发行银圆不失为统一货币、保障供应的适时之举，既满足了本地及周边地区的银圆需求，又开辟了谋取商业利益的途径。香港造币厂于1866年正式投产，但所铸银圆在内地兑换流通更广的西班牙和墨西哥银圆时需贴水。很快，事实证明，若欲凭港厂盈利，除将该厂所铸银币销往内地并企图垄断各地市场外别无他法；银币设计并不重要，关键是能于内地广泛流通。为替港厂产品谋出路，时任港督麦当奴爵士致函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爵士；1866年12月18日，公使回函，内容如下：
阁下，我已就您8月20日和11月23日两封来函中所提事宜与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外务部）进行接洽。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恭亲王在来信中说，若香港银圆的成色确与我转呈的化验结果一致，他确信各地海关将同意缴税时比照鹰洋接受港圆。
在进一步推行港圆前，总理衙门需待广州方面就接受该币一事呈上报告，待时机成熟，恭亲王会与我联系。
广州方面呈上报告后，各港口当局不日应接到指令，比照鹰洋接受港圆。我已将政府公报中含港圆成色化验结果的一页呈递总理衙门，劳烦您再寄一份公报以供存档。
阁下8月20日来函中关于允许清政府使用中国香港造币厂的提议已遭婉言谢绝。清廷显然认为银币于全国普遍流通时机尚未成熟，且任何被解读为强制发行通货的举措均不合时宜。他们曾尝试推行十文和百文铜钱但以失败告终，因此可能认为发行或强行流通银圆亦将受挫。
然而，如香港寄送公使馆经费时使用新币，我想此事还可争取。本地见过港圆样币的店主并不反对比照鹰洋接受港圆，若使馆每年发行4万至5万枚港圆，京城民众就会对其日渐习惯，其大量流通便指日可待。我将授意审计长在下次上缴经费时寄送壹圆、半圆和其他小面值港币。
我已于不久前向总理衙门诸位大臣展示了含新制港圆样币在内的钱币盒，并将其中几枚样币交与他们把玩鉴赏，我想阁下寄来样币目的不外乎此。目前，唯清廷婉拒贵方美意、对借港厂场地设备之便试铸用以全国流通的银圆兴趣索然，实显遗憾。
港圆虽为海关所接受，可用以缴付关税，但终究未能取代更受青睐的本洋和鹰洋实现独霸市场，因实际使用量太少于事无补；欲为港厂谋出路，另寻他法势在必行。针对内地惯用以两计重的银锭这一现实，港英当局决定开制或更能迎合中国市场的银两币。读过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于1867年3月6日致港督秘书的信函，可知首批试制银两币似铸有英女王头像，在厂长本人对币面图案做出修改后，香港造“上海一两”的设计（以象征中国帝王的龙纹图案替换女王头像）尘埃落定。
阁下，鄙人已收到总督大人本月5号交与您的第147号备忘录，其中要求我厂就银两币样币制作迟迟未完做出解释。自从开制以来，雕刻师虽争分夺秒地赶工，但银两币祖模完工委实尚需时日。若总督大人了解伦敦韦恩先生的雕刻坊制作银圆祖模所需时间之长，必不会认为我厂有怠工之嫌。倘修改祖模设计早在计划之中，样币或可略早些刻妥；然而，须知每修改一处钱币细节便需相应制出特殊工具，且在英国，工具制作非普通雕刻师职责所系，而是交由专人完成；我厂雕刻师希尔德先生于刻模同时尚需自制工具，个中辛劳不言而喻，其为求早日完工殚精竭虑，可谓始终如一、有目共睹。
银两币正面币模业已刻妥，铅样随函附上；背面币模已在进行最后修整，样币制作约两周后或可开始。
总督大人且放心，鄙人对银两币倾注了大量心血，亦如大人一般对其早日高质量完工期待不已。
辅币币模的设计较为机械，并非以艺术性见长，因其祖模图案无须主要以手工雕刻，机械刻制足矣，其完工所需时日无疑更少。
去年12月23日造币部总办就我厂待制的银两币撰文时，认为样币将用鄙人设计的首批试制银两币币模制作而成；他并不知晓鄙人为迎合北京当局，使其更易于接受样币，其后对背面图案等处进行了改动。还需补充的是，在此期间，希尔德先生制作了28个用于铸造壹圆和五分样币的币模。
币模刻妥后，我厂即可开始用钢坯制作样币。
港督在1867年10月22日致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信函［见上文（三）］中称，已于5月11日将11枚银两币样币寄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爵士。该函虽未提及辅币，但8—10月的港厂季度报表显示，二钱的币模制成于该季度，且“损耗”币模一项下列有二钱币模（正背各二）以及一两币模（正二背一）。由此推断，为赶制银两币，港厂不得已搁置了乾打信中提及的辅币铸造，该年秋季最终刻妥的二钱样币可谓“姗姗来迟”。
港督在1867年9月27日向国务大臣发出的例行公函中报告，港厂因订单不足而停工，日本某造币厂厂长已就代铸日本钱币一事与港厂接洽（据其后一封信函内容可知，港厂确曾生产了一批“一文”钱币）。当此之时，港厂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北京方面对银两币接纳与否，10月22日港督向英国驻北京公使去函即为探得清廷态度。伍德华研究团队未能发现的阿礼国爵士的回函写于11月22日，开头如下：
阁下，我已于第一时间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的官员就您上月22日第577号来函内容进行了会谈。我于最近访问上海期间收到了阁下5月10日的信函以及您提到的银两币样币……
因此函长达13页，为节省篇幅，仅对其中五个要点加以提炼：
（一）来函否认了中国人对银两币或任何形式的机制币确有需求的看法。中国百姓虽并不反对港造银币见诸市面，但对其并无特别需求。
（二）来函强调，纸币大可满足内地市面的通货之需。
（三）来函称，自1863年以来，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a先生曾多次提议创办造币厂，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四）来函透露，清政府已开始针对迫不得已时接手港厂并购买其产品这一情况商讨对策，港厂终遭拆毁不无可能。
（五）来函最后指出，公使与恭亲王就港厂及其产品的推广事宜进行商谈时恰逢驻京公使团与清廷关系融洽时期，在此最佳氛围下尚无法谈妥，继续会谈恐无济于事。
关于清廷对公使代呈的银两币做何反应并无记载。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人压根儿就对此类钱币不感兴趣。
公使这封回函令港英当局彻底放弃了将港厂卖予清政府的希望。港督在1868年2月23日的信函中提到，香港行政局已召开会议讨论该年4月25日关闭港厂并将其卖给墨尔本或日本等方案。最终，因未能及时与墨尔本方面签订合同，造币厂卖给了日本，原厂长乾打少校后受聘于接收港厂设备的大阪造币局。
总结及结论
（一）刻有香港女王头像的银两币似制成于1866年末。
（二）香港“上海一两”银币的设计似由港厂厂长乾打在上述银两币设计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形成，银币制作由雕刻师希尔德先生完成。
（三）银两币是在港府而非清廷的授意下制造的。
（四）1867年，港英方面将11枚银两币样币寄给了英国驻北京公使。
（五）或因一两币币模制作牵扯了雕刻师过多精力，二钱（港厂计划铸造的银两币辅币之一）的币模直至1867年秋方始刻妥。
（六）直至1867年末，港造银两币才由英国驻京公使呈予中国当局。
（七）清政府对任何类型的机制银币均无兴趣。并无证据表明港造银两币未获清廷采纳系钱币设计的原因。
关平一两（K.925-6）
全套“关平一两”含五枚样币（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图2），币面上未注明年份。在二战前，“关平一两”系列鲜为人知或被归为臆造币；战后，该币成套“现身”于北京，一两及五钱银币零星地为收藏家所获，有1枚一钱银币见诸日本银行藏品但出处误标为“韩国”；此外，该币亦有伪币（KF.925）存世。银币币面所刻“关平”二字中，“关”指“海关”，“平”指计重标准，“关平”即银两币采用海关平法计重。耿爱德虽未采纳“关平一两”出自朝鲜的错误说法，但得出了该套银币由英国某造币厂应海关税务司之请，于1858年前后在1856年上海所制银两币（K.900-910）的基础上铸造而成这一不甚合理的结论。
时机方面，1858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达到高潮，当此之时委托外国生产用于全国流通的统一钱币甚是不宜。产地方面，皇家造币厂藏有1888年获赠的全套5枚“关平一两”银币及币模，因币面未铸年份，又无文献可供查证，银币的来龙去脉难以道明，故造币厂所获套币系“关平一两”鲜为人知；此外，伯明翰造币厂藏有“关平”系列之一两银币的底片，装在一个表面写有“1878年”的信封里，其上留有“一两银币，价值壹圆半，成色90%，重630格令”的字样。据上述藏品判断，“关平一两”不似出自上述两厂，但除了两厂以外，似又无其他英厂可承清廷代铸套币之托。
图2 “关平一两”全套样币
“关平一两”的设计究竟出自谁手？全套银币的刻制由何厂完成？套币币模及底片等藏品缘何为英国两厂所获？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手绘的银两币草图，1867年以来港厂厂长乾打少校个人经历的零星片段，以及皇家造币厂原始信函登记簿中关于1888年“关平一两”曾遭遗漏的入藏信息揭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港督在1867年10月22日致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信中，附上了乾打少校10月19日的来信，信中先是叙述了少校的日本之行，接着谈到了其就铸发用于内地流通的统一货币一事与威妥玛先生进行的一番讨论：
在访问上海期间，我有幸见到了驻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先生。我向先生讨教了三个问题：其一，中国货币体系会迎来何等变化。其二，何种钱币最能满足内地的贸易需求。其三，依他之见，上述钱币应如何设计。
关于第一个问题，威妥玛先生认为立即建立更为规范的货币体系不但可取而且必要。因贸易往来、关税支付、中英互通等形势已发生变化，各个口岸采用更为可靠的货币体系势在必行。
当前，小额银两或银圆辅币的缺失在交易中造成了严重损失和不便，在华侨民所受影响尤甚。就此，先生已与中国方面有关人士进行沟通，清廷也已知晓发行银辅币之益。
关于第二个问题，威妥玛先生认为采用地方平法纯属画地自限，如“上海一两”采用沪地平法并非明智之选。若欲铸造为清政府所接受、可于中国各地流通无碍的银币，应采用海关平法，且钱币设计需投清廷所好。
除主币外，还应配套生产含五钱、两钱、一钱和五毫在内的十进制辅币，其成色应以港地辅币成色即80%为参照，如此不仅可令清廷借引入辅币之机获利，还可补偿港府的铸币开销。
关于第三个问题，威妥玛先生（咨询了一些中国要人后）就银币设计提出了如下建议（图3）。
图3 威妥玛绘制的银两币草图
银两币正面，环刻铭文“同治年铸”。中央圆环内雕有两条小龙，与大清金质奖章上的龙图相同。
银两币背面，环刻铭文“中华通宝”。中央兼刻铭文“一两”，即银币面值。
诸辅币除背面中央刻有自身面值外，其余设计与一两主币完全相同。（面值使用小写汉字数码刻为“五钱”“二钱”“一钱”“五分”。）
各面值银币的外圈均应压出边齿，此系防赝之最佳手段。威妥玛先生建议由港督阁下去函联系驻京公使卢瑟福·阿礼国爵士，请其与北京方面进行接洽并代港厂转呈如下请求（联络函的副本应转寄驻京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请其从中斡旋，以期清廷对我厂请求予以满足）：
“请清廷提供一块带有印章、实重一关平两的金属，作为我厂制币过程中的重量参考；金属重量应与为各通商口岸所接受、成色符合当局规定（如98%）的一两银币等同。
此外，请清廷提供银币细节及设计方面的建议；我厂参照威妥玛先生的手绘图样或清廷提出的更佳设计将银币铸妥后，还请清廷下旨，令各地海关对我厂产出的银币予以接收……”
信中继而讨论了铸发统一货币的经济效益，因无关下文讨论，具体内容在此不予呈现。伍德华1937年撰写《上海钱币》一文时，并不知晓威妥玛先生绘制的银两币草图即“关平一两”的雏形，误将银币背面草图中的两条小龙画成了花环（图4）。此外，伍德华还认为威妥玛的银两币仅止于设计，称并未发现有关该币的后续记载。
图4 伍德华绘制的银两币背面设计图
然而，事实或并非如伍德华所想。港厂虽早在1867年10月即近乎停产，但直至1868年上半年才最终关闭；在此期间，乾打少校仍任厂长一职，港厂或在其主持下利用充裕的时间参考威妥玛所绘草图制成了“关平一两”系列银币；较之“上海一两”，“关平一两”或许更能博得清廷青睐，无奈清政府对机制银币毫无兴趣，“关平一两”终究未能替港厂谋得生机。港厂告别历史舞台后，“关平一两”币模又是如何运抵伦敦皇家造币厂，在那里保存至今？过程不难厘清：先是乾打少校受托将币模带回英国上呈伦敦殖民部，后由殖民部将币模转交皇家造币厂；殖民部确曾收到“关平一两”之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和五分祖模及子模，这一事实有信为证，该信内容翔实，今尚可考确属幸事；皇家造币厂于1888年获赠一套银两币，单凭这一见诸该厂入藏记录、银币种类不甚明确的记载，无法判定“关平一两”终为皇家造币厂所获，“定音之锤”是1885—1889年该厂原始信函登记簿中曾被遗漏的下述条目：
1888年10月25日第2282号来信，乾打先生寄，落款日期1888年10月25日，附“已故乾打少校所藏中国钱币和币模”。
结论
在“关平一两”的来龙去脉中，确系事实的部分有二：其一，1867年乾打任港厂厂长时曾对一套威妥玛设计的采用海关平法、与“关平一两”的设计极其相似的银两币颇感兴趣。其二，1888年皇家造币厂从已故乾打少校的家人处获赠“关平一两”全套银币及币模。其余部分虽尚属猜测但合乎已知事实：港厂或于1867年底在乾打的主持下制作了“关平一两”的币模并产出了些许样币，但因同年12月收到卢瑟福爵士的回函后即告关闭，应未得机会将样币呈予清廷；其后，港厂整厂卖给了日本，乾打少校亦于1870年3月起出任日本造币局总监，直至1875年1月聘期结束。
供职于日厂的五年中，乾打少校似再度以港厂所制“关平一两”币模铸造了若干样币，见藏于日本银行的“关平一钱”以及“现身”于北京的全套“关平一两”大抵皆出自日厂；遗憾的是，清政府仍对套币兴趣索然。1875年，乾打少校于聘期期满后返英并将“关平一两”携回；1877年，于19世纪末设计并铸造了中国首批机制银币的伯明翰造币厂对“关平一两”产生了兴趣；次年，“乾打一两”（重40.82克，成色90%）的照片顺理成章地出现在该厂厂房里。（首刊于《集币通报》第88期，1980年，第396~399页。）
附录（1992年）
英国皇家造币厂近期发现了一些图纸，其上有威妥玛所绘银两币的修改版，这使得“关平一两”币模的来源更加扑朔迷离；参见乔·克里布,《香港汇丰银行藏品图录》，伦敦，1987年，第35~36页。
本文是李察-韦德1980年发表在《集币通报》的一篇关于香港造币厂造“银两币”的文章，后收录在2012年由SPINK拍卖公司出版的《中国近代机制币（1866—1949）源自西方档案的印证》一书里。文中的内容对前日SBP拍卖的“关平一两”进行了考证，恰逢该书的引进版即将发行，节选出来先睹为快。更多的关于中国机制币精彩内容待出版后敬请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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