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江宁府。六十五岁的曾巩在病榻上闭上了眼。他位列唐宋八大家,身后之名却远不如欧阳修、苏轼响亮;为官二十余年,大半时间在地方奔波,史书里的政绩也只寥寥几笔。《宋史》给他的评价是:“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叫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
八大家里的“小透明”,却被全宋大佬夸遍
提起唐宋八大家,很多人数到最后总会卡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第八个是谁?答案十有八九是曾巩。一笔账得说清楚:他的“没存在感”,从来不是因为才华不够,而是因为太不“出圈”。课本里没选他的名篇,生平里没有脍炙人口的典故,文风又偏沉稳平实,没有跌宕的戏剧感,自然难被普通人记住。可在北宋文坛,他却是公认的文章高手。
欧阳修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门生弟子成百上千,唯独得到曾巩,让他最是欣喜。王安石写诗赞他:“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把他的文章比作长江汉水,比作天上的北斗。就连眼界极高的苏轼也说:“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说他远超众人,像一朵孤芳压过满园繁花。甚至南宋朱熹都感叹:“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读他的书,总要合卷叹息,世人对他的了解实在太浅了。
三十九岁才中进士,他先撑了十年家
很多人只知道他久试不第,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考得晚。曾巩少年时是出了名的神童,十二岁作《六论》,提笔立就,言辞不凡。十八岁赴京赶考,文名震动京师,深得欧阳修赏识。可庆历七年(1047年),父亲曾易占病逝于赴任途中,家道瞬间中落。《曾巩墓志铭》写得明白:“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爱甚笃,宦学婚嫁,一出公力。”父亲去世,继母健在,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全家十几口人的生计、读书、婚嫁,全压在了二十八岁的曾巩肩上。祖上没多少田产,他只能辍学回乡,一边操持家事,一边躬耕教子,这一扛,就是十年。
他在《读书》诗里写过那段日子:“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为了一家人的吃穿,他四处奔波,连安心读书的时间都少之又少。直到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九岁的曾巩才带着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那一年的科举被称为“千年第一榜”,苏轼、苏辙、程颢、张载都在其中,而曾巩,是那一届里年纪最大、背负最多的人。他不是考不上,是他在考之前,先把一家人的人生扛在了肩上。
文章不炫技,却是北宋古文的“定盘星”
后世有人说曾巩的文章“枯燥”“没文采”,这实在是最大的误解。一笔账得算明白:曾巩的文章,走的从来不是华丽抒情的路子,而是“文以载道”的醇正。他的文风源于六经,兼得司马迁、韩愈之长,古雅平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到几乎没有破绽。《墨池记》里,他从王羲之的墨池说起,平平淡淡讲地点、讲由来,最后轻轻落点:“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没有煽情,没有铺陈,道理却沉得砸人。这就是曾巩的本事:用最朴素的文字,讲最厚重的道理。
他的贡献远不止写文章。嘉祐年间,他受欧阳修举荐入京校勘古籍,整理了《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等数十种典籍,很多古籍能完整流传至今,都有他的功劳。他还懂史学。元丰年间,宋神宗命他修撰五朝国史,近世修史都是众人分工,唯独把五朝大典交给他一个人,足见对他史才的认可。他的文章不讨巧、不博眼球,却像一块压舱石,稳稳立住了北宋古文的风骨。
为官二十载,他是不声不响的实干家
很多人只知道曾巩是文学家,却不知道他大半辈子都在做地方官,而且做得极好。从太平州司法参军做起,他历任越州通判,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知州,辗转七八个州,全是基层任职。在越州,遇上饥荒,他开仓放粮、劝富户输粟,救活了数万百姓;在齐州,他打击豪强、整顿治安,连盗贼都不敢在他的地界作案;在福州,他改革官田制度,不与民争利,百姓安居乐业。他任满离开时,常有百姓紧闭城门挽留,舍不得他走。
可这样的政绩,史书里却着墨不多。原因很简单:他从不张扬。每次回京述职,他只说侍奉继母的家常,从不提自己的政绩。当时的宰相吕公著看不惯他,对宋神宗说:“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他品德不如办事能力,办事能力不如文章,说白了就是觉得他不堪大用。一笔账得说清楚:不是他没能力,是他不会钻营、不会标榜。他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既不参与党争,也不炒作名声,自然难在朝堂上出头。他不是不懂官场规则,是他不屑于用规则换前程。
结语
曾巩这一生,少年有才,中年持家,晚年为官,一辈子都走得慢、走得稳。他没有苏轼的潇洒,没有王安石的锐意,没有欧阳修的盛名,却活成了北宋最醇厚的大儒。他留下的东西很朴素:一部《元丰类稿》,是古文的典范;数十种校勘的古籍,是文化的传承;还有“南丰七曾”的家风,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在他的教养下个个成才,曾氏一族成了北宋有名的文化世家。
世人都爱耀眼的天才,却常常忽略:真正的大儒,从来都不是最张扬的那一个。是守得住清贫,担得起责任,沉得住心性,把文章写得踏实,把官做得清正,把家风传得醇厚的人。就像曾巩,一千年来名气不算最大,可只要你翻开他的文章,走近他的生平,就会懂:醇厚二字,才是读书人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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