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延安中央马列学院附近，李清送别新婚不久的妻子黎琳。她只说要回四川执行任务，具体做什么，不能透露。李清没有追问，只叮嘱道：“放心去工作，我在延安等你回来。”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他等待数十年的一句话。
黎琳离开后，曾从成都寄来书信。她写嘉陵江、写北飞的大雁，也写对延安和丈夫的思念。可几封信之后，消息突然中断。更让李清难以接受的是，外界传来消息：黎琳似乎已经投向军统。
这个判断并非凭空出现。有人在成都见过她穿西式衣裙、戴绒帽，出入场合也与延安时期判若两人；重庆地下工作的同志，还发现她同军统人员往来密切。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些迹象足以构成“变节”的证据。
李清却始终不愿相信。夫妻分别时，她神情严肃，显然不是贪图安逸的样子。只是地下工作有严格纪律，执行秘密任务的人，往往必须切断原有关系，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告知真相。
黎琳的真实身份，后来才逐渐显露。她原名余家英，四川崇庆人，出身于教书家庭。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她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宣传活动。1937年，在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帮助下，她前往延安，改名张露萍，后来又以黎琳的名字生活。
初到延安时，她并非立刻适应艰苦生活。她曾在信中念叨成都的米花糖，但很快便改变了自己。她能够背着几十斤重的物资翻山越岭，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还因声音洪亮、组织能力强，被推为小组负责人。
唱歌拉歌时，她总是带头喊得最响，同志们便给她取了“干一场”的外号。这个称呼看似随意，却说明她性格爽朗，行动果断。也正是在延安，她与在中央马列学院工作的李清相识相恋，经组织同意后结为夫妻。
婚后不久，张露萍奉命返回四川，随后转赴重庆。她的大姐与川军上层人物有亲属关系，组织原本考虑让她从事统战工作。就在此时，南方局军事组把一项更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她。
当时，军统电讯处的张蔚林、冯传庆已经同中共南方局建立联系，并于1939年10月被批准入党。两人掌握着重要电讯渠道，却缺少一名可靠的联络人。这个人既要有应变能力，又要能进入军统人员的交往圈，张露萍因此被选中。
叶剑英向周恩来报告后，张露萍的组织关系转入南方局。她要完成三件事：负责电讯处地下党员之间的联系，传递军统方面的情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新的成员。
为了掩护身份，她对外成为张蔚林的“妹妹”，名字也固定使用张露萍。她有意穿得时髦，说话处事也显得熟稔自然。那些曾在延安见过她的人，若只看外表，很难把眼前这个善于交际的年轻女子，同“干一场”联系起来。
这种改变不是背叛，而是潜伏的需要。她频繁接触军统人员，将张蔚林截获的电报和其他情报转交南方局。军统内部的几名报务人员，也在她影响下加入地下组织。敌人以为情报系统牢不可破，实际上，重要消息正从内部不断传出。
1940年1月，军统发现重庆天官府街一处地下联络点，却故意不立即抓捕，企图顺藤摸瓜。张露萍得知后，没有等待常规联络程序，而是连夜赶到现场，留下“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地下人员及时撤走，军统扑空。
这次失败令军统开始怀疑内部出了问题。1940年3月，张蔚林因工作失误受到盘查，仓促逃离后又返回求情，反而引起更大疑心。军统搜查他的住处，发现了相关材料，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相继被捕。
当时张露萍奉命回成都探亲，暂时躲过搜捕。军统却以张蔚林名义发电，谎称“哥哥病重，速回重庆”。她误以为地下组织发生变故，立即赶回，刚到重庆便遭逮捕。震动一时的军统电台案，由此牵连多人。
敌人曾试图放她出狱，暗中派人跟踪，企图借她寻找更多地下人员。张露萍识破后，故意带着特务在街巷间周旋，没有同任何同志接触。计谋失败，她再次被捕，随后被押往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狱中，她的编号是“253”。脚镣、审讯和长期关押没有使她屈服，她还照料同监难友，把有限的食物分给孩子，教人识字，给大家讲延安的生活。难友问她是否哭过，她回答：“革命者不能向敌人低头，要斗争到底。”
1945年7月14日清晨，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等人被押往息烽快活岭。看守谎称要转押重庆，途中却将他们带到仓库附近。枪声响起时，张露萍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一年，她24岁。
由于任务高度机密，牺牲人员生前没有公开身份，早期烈士审查也缺少直接材料。张露萍的名字，长期没有同军统电台案联系起来。她留下的编号和牺牲日期，只能由难友刻在一块小小的牛角片上。
1981年，相关部门开始复查西南地区身份未明的殉难人员。1983年7月5日，调查组找到曾在南方局工作的雷英夫。他确认张露萍等人是中共党员，并说明了她受南方局派遣潜入军统电讯处的经过。
为慎重核实，雷英夫又向叶剑英请示。叶剑英听到“张露萍”这个名字，立即想起延安那个声音洪亮的“干一场”，并亲自为调查提供证明。至此，尘封44年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李清收到组织通知时，已经等了整整44年。他这才知道，妻子当年离开延安后，并没有走向另一条路，而是改名换姓，深入敌方机关，直至牺牲。张露萍及军统电台案中的六名战友，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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