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江西兴国高兴镇老营盘，陈毅正在前沿阵地查看战况。一枚炮弹落在他的身后，红十六团团长李寿轩也同时被炸伤。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负伤不仅改变了两人的行军路线，也把他们推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老营盘原名白羊坳，地处兴国通往吉安的要道。山谷狭长，两侧林木密集，最窄处不过一米多，古代便是设卡驻兵的险隘。到了中央苏区时期，这里又成了西部防线上的重要关口，敌我双方都清楚，谁控制了它，谁就掌握了进出兴国腹地的通道。
当地至今流传着一株大枫树。树干粗壮，数人合抱难围，枝叶遮蔽大片空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陈毅负责的红军西方军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株树下附近。没有坚固房屋，也缺乏充足器材，指挥部更像一个临时搭起的战地支点。
1933年以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南昌行营，调集多方面力量，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这一次，敌军改变了过去快速推进的办法，采取修筑碉堡、逐步推进、严密封锁的做法，企图一点点压缩红军活动区域。
红军方面则受到错误军事方针影响，部分部队被要求以阵地对阵地，和装备占优的敌军拼消耗。红军缺少重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都很紧张，单纯依托工事硬顶，往往难以发挥灵活机动的长处。老营盘的防守，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展开的。
1934年夏天，敌军从泰和、沙村一带逼近，投入多个师，甚至花费数周修通道路，以便运输炮弹和补给。飞机低空袭扰，大口径火炮持续轰击，炮火过后，步兵成群推进。阵地上的土木工事刚刚修好，常常就被炸得残缺不全。
陈毅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把部队困在固定工事里，要求利用山地反复进行近战、夜战和迂回袭击。战士们白天隐蔽，夜间出动，借助熟悉地形袭扰敌军。老营盘并非一座孤立的阵地，而是一道需要不断调整、不断补强的防线。
8月28日上午，激战全面展开。枪声、炮声和军号声交织在山谷间，双方围绕几个山包反复争夺。敌军兵力和火力占优，红军却凭借险要地形坚守不退。一个阵地失而复得，另一处工事刚被轰开，战士们便冒着炮火重新堵上。
陈毅不愿只坐在指挥位置上等待报告。他带着警卫人员前往各团阵地，查看战士伤亡和火力部署。当他看到李寿轩在前沿组织部队阻击敌人时，便上前交代情况。话还没有说完，炮弹突然在身后爆炸。
陈毅右大腿被弹片击中，伤势严重；李寿轩左腿也被炸伤。警卫员和战士们赶紧将两人送往后方救治。陈毅醒来后，顾不上自己的伤情，先问李寿轩：“寿轩同志，你也受伤了吗？”李寿轩拄着扁担来到床边，回答：“左腿受了伤，问题不大。”
当时苏区医疗条件有限，药品尤其紧缺。陈毅的伤口很快出现红肿、化脓，右腿难以伸直。李寿轩的伤势相对较轻，恢复得很快，没过多久便能脱离拐杖。两人的身体状况，由此决定了他们此后不同的去向。
老营盘失守后，兴国模范师伤亡严重，中央苏区西部防线被撕开缺口。中央红军主力随后实行战略转移。陈毅虽然伤口恶化，仍拄着拐杖参加紧急会议。途中，他曾在杉树林中处理伤口，试图把脓血挤出，以减轻疼痛。
长途行军即将开始，陈毅却无法正常行走。经过研究，组织决定让他留在中央苏区。这个决定并不只是出于伤情考虑。陈毅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在当地有较高威望，也熟悉苏区地形和军民情况，能够组织留下的力量开展斗争。
李寿轩伤愈后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陈毅则留在南方苏区，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那段岁月里，部队被分割，物资极度匮乏，既要躲避搜剿，又要保存骨干。能够坚持下来，靠的不只是军事判断，也靠对地方情况的熟悉和对部队的凝聚能力。
南方游击战争结束后，陈毅进入新的革命工作岗位。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元帅军衔。李寿轩长期从事部队工作，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老营盘那场炮火中的两名伤员，最终以不同方式走完了各自的军事道路。
多年以后，陈毅重返老营盘，写下“大战当年血海翻，今朝独上老营盘。荒台废址无人识，一抚伤痕一泫然”。诗句中的“伤痕”，既指腿上的旧伤，也对应那场战斗留下的历史印记。枫树仍在，阵地早已沉寂，而当年两人的命运转折，正发生在那声炮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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