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西经济界代表团12月访华的事,终于敲定了。六个团体组团,规模八十人左右,两位会长共同带队,行程三天,目的只有一个:再次确认双方的牢固纽带。

乍一看,这是一条经贸回暖的消息。但背后释放的信号却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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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西经济界代表团获准访华)

这次访问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在“去了”,而在“怎么去的”。原定10月的行程,中方以“难以接待”为由搁置了。关西代表团就这么等着,等了一个多月,直到近日才收到中方通知,被告知可以接待,并给出了具体日期。

有分析称,中方是用此举告诉日本国内:政治僵局没有因为经贸热度而自动消融,接待的“门”可以开,但开门的节奏由中方掌握。

中方同意了,但会面严格限定在民间工商层面,对话的层级和性质被框定在“民间交流”的格子里。言外之意,中方接待经济团体,但并不认可政治层面的行为。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商务部此前的表态。当时被问道“日本经济界接连访华”时,中方发言人表示,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紧接着,话锋一转,直接把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定性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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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方早已有言在先)

最后更是加了一句: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

这是对旧模式的系统性拆除。过去中日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政冷经热”。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踩线,中方抗议,但经贸往来照旧,经济界在中间充当缓冲垫,两边都有台阶下。时间一长,就让日本有了一种错觉:政治冒险的成本,可以被经济合作稀释掉。

如今,中方直接把这套缓冲机制拆掉了。拆法不是关上大门,而是把大门开给经济界,让经济界带着“关系恶化正在损害我们利益”的现实焦虑回到东京,形成来自日本内部的压力源。

日本经济界为什么愿意接这个“任务”?因为他们没得选。日本制造业在重稀土上对中国的依赖是“结构性”的,高到没有短期替代方案的那种。80%的制造业高管把稀土采购不安列为“重要经营课题”或者干脆定性为“关系到业务持续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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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不认错,日本经贸团来多少也没用)

70%的上市企业把“中国加强贸易管制”列为特别担忧的风险项。这不是杞人忧天,是已经在发生的成本重估。旅游业、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在中日关系降温中首当其冲,近半数日本企业已经感受到业务受到巨大影响。

所以关西经济界这趟十二月北京之行,就是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不是去谈政治的,但当经济界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从“经营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从“对华担忧”变成“对高市早苗的不满”,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而这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不过是麻烦之一。近期,日本前首相石破茂直言,日本的安全环境为什么会变差?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顺着氛围采取行动,“这是可怕的”。

潜台词是高市早苗外交困境的根源不在外部,而在自身:是日本自己挑起了对抗的姿态,然后被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反过来困住,这是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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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茂公开发声痛批高市早苗)

与此同时,石破茂称,高市早苗喊着“让日本列岛强大富裕”,但预测显示,日本GDP明年可能被印度和英国超过,滑落至全球第六。日本正在面临越来越糟糕的情况。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支持率一再下滑。经济越差,外交上就越需要强硬来转移视线;外交越僵,经济界的焦虑就越深;经济界越焦虑,高市早苗的政治信用就越薄;信用越薄,决策就越倾向于封闭和口号化。而口号越响,经济就越难好转,最终形成了一个闭环。

而关西经济界十二月的北京之行,正是这个闭环开始收紧的一个可见信号。只要这个循环不被打破,高市早苗就还有更大的麻烦。

而中方要做的,就两个字:耐心。门开着,节奏握着,让这个循环自己走完它该走的路。日本经济界的焦虑会替中方说话,日本政客的批评会替中方说话,跌破50%的支持率会替中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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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早苗的政策)

说到底,这盘棋的关键从来不在中方怎么出招,而在东京怎么解扣。解不开,那就慢慢解。中方等得起。